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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笔者和戴爱莲（左）在戴先生家中
送别戴先生回到家，悲伤一直笼罩着我，与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像电影一样不停地在脑子里一幕幕交织展现：先生年轻时的风姿与聪慧，她天性中的善良与纯真，她对舞蹈艺术特别是民族舞蹈那种执著坚韧的追求，她对祖国至死不渝的追随与忠诚，她对舞蹈艺术独具的兼容精神，以及她的情操和师德……这一切都是那么生动、真切，她那独具人格魅力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是中国人”
我和先生的师生之缘是在1947年结下的。1944年我离家出走，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抗敌演剧宣传队。1946年，戴先生回国后教的第一批学生隆征丘到我们队教舞蹈。是年底，隆老师离队到上海筹办中国乐舞学院，1947年夏，隆老师来信叫我们去上海专门学舞。当时正值国内斗争形势严酷紧张，周恩来指示演剧队领导，要注意保存实力，分散人员，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开演剧队的。
到上海乐舞学院后不久，戴先生回国了，我们欣喜若狂。可是戴先生只给她过去选中的学生彭松、隆征丘、杨凡等上课。有一天，隆老师对戴先生说：“您走后，我收了两个学生，她们很努力，您能不能亲自教教她们？”戴先生说：“先让我看看。”她看完我们的一堂课后说：“让她们明天就到我班上课吧！”从此，我们幸运地成了戴先生的学生。
戴先生当时生活非常困难，来乐舞学院向她交费学习的学生人数不多，而我们这些由她亲自上课的新老学生是全部免费的。记得当时她抽的烟都是冯亦代先生每月送给她的。有一次，我终于收到家里寄来的很少一点钱，我送给她交学费，她坚决不要，她知道我的艰难。我当时特别难过，她还安慰我说：“你不是还在教明明学文化吗？我也没给你钱。”（明明是叶浅予先生前妻的女儿，戴先生抚养教育她如同亲生。）
可惜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戴先生要到北平执教，与叶先生团聚。临走时，她把我和传瑾介绍到白俄舞蹈家苏柯尔斯基办的芭蕾舞班学习，这个班学费非常贵，经过先生的努力，苏柯尔斯基答应让我们少交学费和免费学习。就是这短短约半年的学习生活，从此开始了我和先生半个多世纪从未中断的师生情缘。
在和先生的交往中，一个记忆深刻的感受就是，她对祖国那种真诚纯洁忠诚的爱恋之情。听她讲述自己回国寻根的艰难经历，总是被她对祖国和民族怀有的那种执著而纯洁的情感所感动。
“我是中国人”，这个概念当她还不会写不会说中文时，就在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她说这种概念在她到英国学习之后变得更加强烈，她为自己不会说中文感到自卑，只要碰到中国留学生，她就羡慕，不了解中国成了她的一大烦恼，她急切地想了解中国的一切。她最早读的一本书是在大英博物馆查到的一本《中国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令她着迷，而盛唐时代的舞蹈家杨贵妃更是深深地吸引了她，她还根据自己的想象编了一个《杨贵妃》的独舞。
于是，她关注着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她参加了当时英国人组织的“援华运动委员会”，组织各种义演支持中国抗战。她说，对她这一生影响最大的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在这本书里，她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她说，我感到我苦难的祖国有希望了。她就是在那时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愿望。只是没有想到，她的这个愿望在经过了漫漫岁月之后，直到她快走向生命的终点时，才得以实现。
是她第一次把中国民间舞搬上了舞台
先生抗战期间回国，一是要与祖国人民一起投身抗日战争；二是寻找梦寐以求的中国民族舞蹈。在逃难时，从香港到广西，看到瑶山舞蹈，她编创了《瑶人之鼓》。在广西时，向桂戏著名艺人学习《哑子背疯》，她学得惟妙惟肖。到重庆后，她又编了新疆舞《青春舞曲》、《达坂城姑娘》等，充满青春朝气。她决意要亲自到民族艺术之源去学习舞蹈，于是到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采风，这次采风催生了那场影响深远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应该说，是戴先生第一次把民间舞蹈搬上了舞台，做了严谨的加工，但没有走味。当时有人将这次大会称作“戴爱莲先生爱国寻根之作——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确切。
现在来看，当时的音乐舞蹈大会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技巧，但在国难刚刚过去，把民族舞蹈弄得那么有声势，那么美好，增强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后来，戴先生编创的那些边疆舞团结了好多进步的学生，为推动解放战争时期“反内战，要民主”的伟大群众运动起到很大的作用。她说自己真没有想到，民间民族舞蹈还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我认为，戴先生最让人钦佩的是她艺术上的兼容精神。她学过芭蕾，后看到英国魏格曼的现代舞，她又开始学习现代舞，当时这两个舞种是相互敌视的。她学习了现代舞后，编创舞蹈《进行曲》，一鸣惊人。与此同时，她也深爱着民间舞蹈。
为了这种艺术的融合，她还付出过代价。在英国学习现代舞时，她提出应该吸收一些芭蕾舞的训练方法来创造一些现代舞的技巧。这种提法在当时激起许多人的反感，她也因此被这个工作室开除了。但现代舞发展到今天，特别是和芭蕾舞的相互吸收，都说明了戴先生身上具有的包容精神、创新精神。
先生学会了芭蕾舞、现代舞和拉班舞谱，但其最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师德与情操
她对学生的爱是无私的，从来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总是尽最大可能帮助那些穷学生。不过，她对学生的严格我也尝到过滋味。记得1947年，为了欢迎新疆康巴尔罕领导的新疆舞团到上海，上海文艺界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演出。我们乐舞学院也演出了戴先生创作的舞蹈《空袭》，我演母亲，戴先生演一个被空袭夺去生命的女儿幽灵。在排练时，戴先生有个动作，从台底冲到台口，双臂高举，呼天号地控诉日寇暴行，很有感染力。正在她身心投入地表演时，我突然问了个愚蠢的问题：“老师，这个动作应该跑几步？”话音刚落，戴先生对我怒目而视，吼了一句：“你爱跑几步跑几步！”我一下明白过来，她这是在激情表演啊，我立刻跟上了她的情绪节奏，先生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后来我写了《撒在心灵的种子》一文，写到她的严厉。她看了大笑说：“我有那么厉害吗？”
先生为人率真、真诚、爱憎分明。先生的学生们都对她的笑容记忆深刻，80多岁的老人了，笑起来还像孩子一样纯真烂漫。记得“文革”时她整天提桶喂猪，手臂变得僵硬不能弯曲。她的学生吴艺冒险到干校找军宣队大闹一场，说：“戴先生不是特务，是好人，是国家的宝，她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负得起责吗？我要把她带走去治病，我今天就要带走。有问题来找我。”吴艺留下姓名地址，拉着戴先生就回北京治病了。我得知后，与传瑾赶去看望她。她好像也没什么沮丧，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克芬，你看，我和吴艺是不是像睡在火车上（那是一个极狭小的房间）。”她还问我：“你怕不怕？别人说我是特务。”我们说：“不怕。您是好人。”她笑了。
50年代她准备与叶浅予先生离婚时，我劝她：“您不能离开叶先生。叶先生多么爱你啊，对你的事业也那么关心、帮助……”她却回答我：“我的心飞走了。”许多年后，她对我说：“我第二次的婚姻是个错误。”我感动她在学生面前如此坦诚！在国内她只身一人，没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人。叶明明一直像照顾母亲一样地待她，这也是一种情操啊！先生曾经袒露，那段与威利的初恋整整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说自己一生都在努力忘记，但总也忘不了。
这就是她，一个深情、坦荡而率真的人，一个执著、质朴而真诚的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以此纪念恩师。愿她的灵魂在天堂里安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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