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曹林专栏

　　前日在《半月谈》看到一则消息说，除了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供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今天又看到了经济学家樊纲“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的高论，他认为：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4月12日《信息时报》）

　　相比“网络是公共厕所”、“网络争论乌烟瘴气”的网络偏见，樊纲的批评似乎客气多了，但其中蕴含的精英自负和霸道一点也不逊色。网民什么时候以民意代表自居了，又有哪一个政府决策仅受网络舆论左右了？被网络民意抢了话语风头的精英，涉嫌夸大其辞地以臆想的“罪状”离间决策者与网络舆论。

　　确实，上网发言有门槛，多数的农民、民工等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都不在网上，从利益身份来看网民代言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常说网络声音代表着一种民意，主要不是从利益身份，而是从言论表达的透明和开放来说的。虽然网上表达对许多群体有许多障碍，但相对于其他表达通道，它更开放、自由、快捷、原汁原味和草根，它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无限拉近了执政者与民间的距离。网络民意的伸张不在于表达人以及表达结果如何，而在于能通过一个渠道畅通地表达出来了。

　　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是不是网络就不能反映他们的声音？共通的良心是代言中介。许多网友身在城市文明中，但看到农民工权益受损时，自然会站到他们的立场为他们说几句话。

　　重视网络舆论是官场新近的动向，但有谁极端到仅以网络舆论为决策依据了？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草根性，无论何种社会中网络舆论都带着些许偏激的情绪，只是中国在拉大的社会裂痕下表现得更鲜明罢了。基于这种“直指民意”的非理性，许多社会都设置了正式的代议机制作为缓冲，政府决策与网络舆论间有正式的代议机制作为中间人。正如有评论者说过：民意必须通过议会的渠道，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并最终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过程——目前中国充当这种中间人的是各级人大，在人大面前，网络舆论根本不能独断地左右政府决策。目前的现实是决策不能更多地体现舆情，而非舆论过度影响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