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英国小伙儿胡润第三次推出了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不过，胡润表示，被认为是新富的人选还没有开始关心慈善，比如施正荣、张茵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慈善业还没有真正开始”。（据4月12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慈善业还没有真正开始”?也许有人会质疑胡润慈善榜的科学性，但绝对不会有人质疑胡润这个判断的正确性。人们认同这一判断，绝不仅仅止于中国目前慈善捐赠的尴尬状况，更重要是在于，作为一个公益行业，慈善业应该依附的行业法规，行业制度是那样不健全；慈善业并不具备本应赋含的行业特性和行业特质；慈善业也缺乏基本的系统化与正规化，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说到中国慈善的尴尬，我们常会援引这样的数字，以2004年为例，中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助总额仅相当于当年GDP的0.05%，而美国这一比例为2.2%，是中国的40余倍。而且，中国的慈善业，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海外捐赠，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就有80%来自海外。去年百富榜的前4名，所有的捐赠加起来还不到4000万元人民币。显然，如此单薄的数字，是绝对无法支撑起中国慈善业的。

　　与这些尴尬的捐赠数字相对应的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管理上存在严重的瓶颈难题。慈善业要以一种公益行业形态存在，就必须求得相关的制度激励与制度保障。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慈善机构的认定、注册、管理、监督，慈善事业的产权、融投资、转让等，都发生着特定的变化，处理好这些相关事宜，必须求得一个相关的纲领性法律进行规范。而过去的诸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慈善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

　　此次胡润慈善榜透露，一些慈善家在香港从事慈善捐赠，比如杨澜、李金元，“因为他们认为香港的慈善环境比较优越，相关的法律也比较健全”。这难道不是一种警醒吗？值得欣慰的是，去年11月11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而第一部关于慈善的法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制订中。

　　面对此次胡润慈善榜的尴尬，我们不应只盯在那些不愿意捐赠的中国富豪身上，而应该去理性审视，为什么我们的慈善业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以为，这需要我们倡导良性的财富文化理念，健康的财富伦理，在更多的中国富豪的心灵注入一种理性的财富文化观与财富责任观，来催发他们心灵的向善程度的提高，改变他在慈善公益事业中的“不作为”现状。而更重要的是，当然还是要健全和完善慈善业本身需要的法规制度。也只有这一切的最终形成，才意味着中国慈善业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开始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