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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优势，可为江西的崛起注入多少活力？
王先文摄
3月底，当习近平与孟建柱两位省委书记的双手在南昌紧紧相握时，来自东部的经济大省浙江，与正在“中部崛起”的江西省再次掀起战略合作的高潮。
其实，与江西比邻的福建、广东经济同样发达，不过，这两个省属于外援型经济模式，而江西没有，想学也有一定难度。于是，江西人选择了和自己“过去一样穷”的浙江
江西引资30％来自浙江；浙江省委书记称“喜做媒人，到场祝福，乐观其成”
鲍洪俊：浙赣合作由来已久。如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两省携手安置浙江方面20万新安江、富春江移民；改革开放以后，缘于市场拉动的资金、劳务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但就气势规模而言，“十五”以后，两地经贸合作明显升温。
早在2002年，江西省委就作出“学习浙江经验，加快江西经济发展”的决定，浙赣合作进入大规模扩张时期。“十五”期间，浙江在江西实际投资634亿元，占江西省引资的近30％。
刘建林：近年来，两省还组建、参与了闽浙赣皖榕经济协作区、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区、七省十地区多边经济技术协作网等区域经济联合组织。去年，江西与浙江共签订单项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合同项目244项，引资134亿元。
鲍洪俊：这次两省最高规格间畅谈合作，签署经贸协作框架。我感觉，现在两省经贸合作交流进入情投意合的蜜月期，双方发展协调关联度不断增强。
刘建林：对“蜜月”的到来，江西各界反应强烈。省委省政府、各级政府官员都组织了对“浙江经验”的广泛学习。学界、企业界更进行了多方位的学术研讨，研究浙赣文化的差异。江西的主流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大幅报道，还派出采访团专程到浙江“取真经”。
鲍洪俊：在浙江，推动浙江企业开展与江西等中西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政府倡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学界献策、媒体宣传的时代潮流。省委省政府把“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战略决策。省委书记习近平说：“对于浙江企业去江西等中西部地区投资兴业，我们喜做媒人，到场祝福，乐观其成。”
江西人为什么更青睐浙江？浙江人为何选择此时热望江西？
鲍洪俊：浙赣合作高潮迭起，当然有政治层面的考虑。习近平前不久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考虑：“浙江发展了，不要忘记中西部的穷兄弟。不要说浙江去中西部投资是双赢的事情，即使不是双赢，又有何不可？”他还说：“帮扶中西部省份，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作贡献，是浙江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从经济层面讲，两省分处不同发展阶段，互补性强。浙江相对丰裕的民间资金需要到近邻江西寻找投资机遇；浙江要素稀缺，需要嫁接江西的资源优势；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势更是江西最急需、最管用、最易学的制度资源。
刘建林：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江西政府代表团访浙，到不久前的浙江党政代表团来赣，江西在这场“马拉松”式合作中尝到了甜头。这也是江西一直比较主动的原因。当然，还有一点也很现实，江西的人力成本也很令浙江羡慕。
鲍洪俊：合作的根本动力正是经济因素。我看过英国经济学家邓宁1979年的一份研究成果：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小于400美元时，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达到400─1500美元，开始零星对外投资；达到1500─250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达到2500─470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加。以此衡量浙江的ＧＮＰ，基本吻合。浙江正是从“九五”末期开始，主要在“十五”期间，进入资本输出时期。江西正相反，资本稀缺，需要大量引资。
相比周边的沪苏闽等省市，浙江与江西的经贸合作、交流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成果更丰，就因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差距最大，供求衔接度更大。
刘建林：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属性”相同。山水相连、人缘相亲，地理环境相同，这是两省媒体用得最多的词汇。正因有如此可比性，江西人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也认识到浙江人的可借鉴之处。
其实，与江西比邻的福建、广东经济同样发达，不过，由于这两个省属于外援型经济模式，有大批的华侨、真正的外资，而江西没有，“属性”不同，江西想学也有一定难度，正是在这种特定背景下，江西人选择了和自己“过去一样穷”的浙江。
江西人关注：从农业穷省到经济强省，浙江秘笈何在？观察者推荐：尤其需要学习浙江的，是江西各级政府官员
刘建林：在习近平到江西作浙江经验报告的那次会上，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作总结时有这样的话：“大家肯定想搞懂一个问题：浙江从农业穷省到现在的经济强省，怎么过来的？”这可谓一语点破了“江西人要学浙江什么”的核心。
什么是江西人理解的“浙江精神”？孟建柱有段话很精到。他说：江西人要学习浙江人务实创新、诚信立业的精神，摒弃嘴上创业、会议创业、文件创业；要学习浙江人勇于创新的精神，要破除创业怕风险的思想；要学习浙江人遇到干扰时不动摇、不争论、不张扬、埋头干；要学习浙江人诚实立身、信誉立业的精神。
我采访过一些从浙江打工后回家乡办企业的老表，他们对浙江经验最直接的理解就是要“吃得苦、看得准、大得胆”。有位打工妹竟然这样说：“人家浙江人也是从家庭小作坊做大的，我们以前就是没朝这方面想，早想了也可以做大了。”我以为，浙江的全民创业意识特别值得江西人借鉴。
鲍洪俊：相对于江西，浙江经验确实琳琅满目，学什么、怎么学倒不重要，关键是谁最需要学。我有一个看法，向浙江学习的“江西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江西人最好在士工农商的轻重缓急上分出一点层次。坦率地讲，江西的老百姓需要学浙江人吃苦耐劳精神和劳动致富、尊重财富的胸怀；江西的厂商需要学习浙江人讲求诚信、重视品牌、善于合作的道德品格；江西的官员需要学习浙江人的无为而治，细心呵护，真情服务。我以为，三类人中，最需要向浙江学习的是江西各级党委政府的官员。
刘建林：孟建柱也特别强调：必须像浙江那样打造优秀的投资环境，切实纠正对企业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杜绝新官不理旧事现象的发生。
鲍洪俊：是的，在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浙江的各级党委政府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推动作用。
刘建林：哪些作用？
鲍洪俊：比如政府开明，在“无为”中保护。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浙江个私民营经济发轫之初，其他地方发展个私民营经济恐怕是“大逆不道”，浙江一些地方政府却顺应百姓呼声，对个私经济采取了默许保护的态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税收也是欲取先予，定个基数，剩下全是自己的。而没有像其他地方采取赶尽杀绝的手段。
刘建林：所以就有了“温州模式”。
鲍洪俊：是。类似例子很多。一些地方在为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浙江省委坚持实行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的四不限政策。政府保护群众首创精神，不随便贴封条，戴帽子，打棍子。
刘建林：这是“浙江特色”。有所不为，肯定也会有所为。
鲍洪俊：对，浙江的各级政府比较善于挥舞有形之手，使政策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比如，2004年以来，国家严控信贷了，民企遭遇空前的要素制约。杭州对工业用地，就以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名义，统一发放“两证”(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企业以“两证”作抵押到银行申请贷款就方便了。
在浙江，常听到几句话：“凡是市场能办的，政府决不代劳”；“凡是市场失灵的，政府决不退缩”。可以说，浙江的政府服务和企业竞争、市场机制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企业发展生态。
政府的应变调控能力也可圈可点。从2004年开始，省里把为企业积累无形资产、赋予企业社会资源、放大浙江企业的美誉度作为为企业营造发展环境的重要方面来抓。去年开始，又全面启动了私民营企业“5511培训计划”，即用5年时间，完成5万名高层经理特训，50万名高级管理人员轮训，1000名总裁ＥＭＢＡ研修，100万名技术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
刘建林：你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浙江的政府经验？
鲍洪俊：因为在目前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下，政府部门的作为举足轻重，影响全局。如果政府不能走在时代前沿，完善职能，提升服务，是会贻误大局的。
刘建林：这个提醒很实在。实际上，从2002年江西第一次提出“学浙江经验”到现在，有4年了。虽然，江西人学习浙江已由理论过渡到了实践，效仿浙江块状经济、规模经济的江西工业园区建设已成果丰硕；虽然，江西省委省政府去年又提出“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口号，激起了江西人全民创业的空前热情，但与浙江政府层面的观念、做法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浙江人最希望江西人开阔心胸，江西人最佩服浙江人吃苦创业
鲍洪俊：我驻浙江站5年，觉得浙江人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性格中确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吃苦勤奋，“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善捕商机，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阿富汗，在南亚穷国孟加拉，都可以看到经商办厂的浙江人。
刘建林：江西人对此感触尤其深刻。江西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领导讲过一个小故事：建国初期，新安江水库有不少移民迁入江西。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分散在江西各地的浙江移民都成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有的搞种植，有的做水产。那位领导感叹：“经商的天分真可说是浙江人骨子里就有的。”我曾经遇到一位承包水塘养珍珠的浙江移民，印象特别深。当地从未有过珍珠养殖的先例，可这位老兄硬是敢做，并且做成了，还把本地一些群众带动起来都发展珍珠养殖。我问他怎么想到养殖珍珠的，他就一句话：这儿都是洼地，养珍珠有条件，我也是看电视台教农民养殖的节目后想到的。
鲍洪俊：浙江人还有一些其他地区人们不曾注意的优点，让他们少走了许多弯路。比如，上世纪80年代，浙江一些地方也曾出现过造假走私行为，但很快就从模仿走向自主制造创造，依靠过硬的质量和服务，打响浙货品牌，而没有在歧途上不能自拔，以致丧失机遇。
浙江人也相当专一本分，小到纽扣钢针，大到汽车船舶，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浙江人还很重情义，懂感恩，提倡利益均沾，遇到投资机会，浙江人总喜欢拉上朋友一起合作。
浙江人的缺点是商业细胞过于发达，大气不够，精明不开明；有时过于实际，考虑问题缺乏远虑。就浙江的企业家而言，需要强化社会责任感，投资中西部时，就要从政治经济两个角度权衡决策；在具体经营行为中要提高法律意识，履行社会责任，体现商业良心，而不能损害员工利益，破坏生态环境。
我对江西人不太了解。感觉是，江西人甘于牺牲奉献，勇于吃苦，朴实本分。
刘建林：你的感觉是对的，江西人有很多优点。不过，这段时间，江西人议得更多的，还是在深挖自身缺点。相对于浙江人的忧患意识、创业激情，江西人更多的是小富即安，随遇而安，更多地满足于优越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大历史贡献上。对此，江西的领导层是非常清醒的。去年7月，江西省委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响亮提出：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
随着浙江人与江西人越来越多地打交道，浙江人对江西人有什么希望吗？
鲍洪俊：我接触到不少浙江人，他们希望江西人开阔心胸，尊重财富，讲求诚信。尤其对于包括浙商在内的外来投资者，“让别人发财，图自己发展”。
浙资入赣会“污染转移”吗？江西发展能避浙江教训吗？
刘建林：有人说，浙赣合作，江西人看上了浙江人的钱，浙江人看上了江西的资源。这话不无道理。3月29日至31日，浙江党政代表团在江西进行了3天的参观考察，双方签订了130项合作项目，涉及金额高达150亿元。其中，浙江投资140．3亿元。在这150亿元的总投资中，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内项目就占了145．47亿元，卫生科技内的还不到1000万元。
江西人也不是不担心：浙赣合作双赢的背后，也许就是江西资源的粗放浪费和环境破坏的代价。在江西采访，我也确实看到一些浙江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对江西森林资源破坏性的开采。
对这一点，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针对招商引资提出了三点不搞：严重污染环境的不搞；过度消耗资源的不搞；高危行业、严重危害人民安全的不搞。当然，“三不搞”不光是对浙江，也是江西对所有招商引资项目的约束。我个人认为，江西与浙江合作除了这三点不搞外，还应注意信守合同、讲诚信，同时不要“饥不择食”盲目引进。
鲍洪俊：对，江西要特别注意民营资本的逐利天性，设置合理的投资门槛，避免“污染转移”。浙商也应自觉履行投资的社会责任。
除此之外，从浙赣的长远计，双方的合作可能还应避免几种情况。一是政府调控要务实适度，不能干预过度。习近平对此有过说法：政府只当红娘和证婚人，不能越俎代庖，搞拉郎配，取代或胁迫市场主体决策。二是要把功夫下在亲商护商、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上，避免出现招商时随意承诺、引资后“关门打狗”的情况。同时，还应高度重视规划工作，合理配置工业商业资源，吸取浙江民营企业遍地开花，浪费土地资源的教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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