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日本的大众传媒也十分发达。说日本信息发达一是说其数量浩大,二是说反应快捷。无论世界任何角落发 生什么突发事件,都能第一时间内在日本看到相关报道。日本信息发达的原因除归功于其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支撑外,还应归功素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记者与编辑队伍的勤奋劳动。正是由于有了广大传媒从业人员的辛勤努力,才有了日本传媒辉煌的今日。日本传媒同行为办好报纸和电视而忘我工作的精神令人佩服。 他们在采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穷追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和不辞辛苦、连续作战的作风与敬业精神常令人赞叹。而且仅就整体报道而言,日本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数量和深度常超过中国媒体对日本问题的报道。这是事实。
日本传媒在其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了日本民众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日本传媒有关重大事件的报道,不仅影响着日本的政局走向,对民心的向背也产生着深远影响。但近年来日本传媒的表现,使人们对日本传媒一贯标榜的报道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产生了怀疑。
事情的起因始于前几年。记者在日常报道中发现,曾为中日两国复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日本传媒有关中国的报道逐渐变了味道,不仅负面报道增多,有的甚至不顾新闻道德和报道可能带来的严重社会影响,公然弄虚作假,有意误导舆论,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播下了苦果。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2002年5月8日。5名不明国籍者试图闯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并在闯关过程中与担任大门警卫的武警战士发生扭打。由于此前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事件,北京等地也发生过多起不明国籍者冲击闯入外国驻华使领馆事件。出于安全防范方面的考虑,中国有关当局加强了对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安全保卫工作。因此,当沈阳闯馆事件发生时,我武警战士出于职能反应,不仅奋力阻拦了3名女性闯馆者闯关,而且在征得日方总领馆官员同意的前提下,进入领馆内将闯入馆内的2名男子带走。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件,却被日本传媒拿来作为丑化中国的材料而肆意炒作。
事后得知,这次闯馆事件完全是一次在某一国际人权组织策划下,有预谋、有计划的策动某国难民以寻求政治避难为目的的闯馆行动。对于这样一个所谓“突发”事件,竟有十余家外国媒体事先得到了消息,赶往事发地点进行采访。更为恶劣的是，日本共同社驻北京摄影记者不仅在当天用事先架设在日本驻沈阳总领馆大门对面建筑物内的摄像机拍摄了闯馆的全过程,而且他还参与了闯馆者事先在总领馆大门前进行的踩点和闯馆谋划活动,干下了与摄影记者身份不相称的行为。
当日本共同社记者拍摄的闯馆电视录相片段在日本各大电视台上播放后,立即在日本引起大哗,平时标榜“新闻报道自由,反对报道雷同”的日本传媒一哄而上,众口一辞地指责中国武警无视和违背《维也纳领事条约》,公然侵犯日本外交主权，在舆论导向上掀起了一次反华高潮。日本传媒对“沈阳闯馆事件”的报道可谓不遗余力。据报道,在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各大报纸发表的有关“沈阳闯馆事件”的消息、综述、社论、评论等多达五六百条。从当时日本媒体的表现来看,与其说是“唯恐天下不乱”,莫如说是“乘机兴风作浪”。而据横滨大学一教授统计,仅在日本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的相关录像带片段更多达1100多次。暂且不说反复炒作相同的报道内容还算得上算不上“新闻”,单凭日本媒体不厌其烦、上千次地反复播放相同录像内容的做法说其是在有意识地进行仇华、厌华、妖魔化中国的“反华宣传”一点也不为过。
实践证明,日本媒体的炒作后果相当恶劣,或者说日本媒体的反华宣传达到了预期目的。在日本传媒的大肆炒作下,日本民众的民族感情受到刺激,上下群情激愤。以小泉为首的部分政客乘机兴风作浪,他们抓住闯馆问题大做文章。小泉指示外务省,要“以毅然决然的态度”处理这一事件。其他别有用心的政客更是上窜下跳,有的指责中国武警的行为是藐视国际法,公然“侵犯日本主权”。有的甚至叫嚣,中国武警私自进入日本外交领地,“无疑于宣布开战”。迫于日本政府和国内舆论的压力,日本外务省不仅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而且提出了要中国政府交出闯馆者,向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和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无理要求。在日本政府和媒体的密切配合下，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将“中国妖魔化”的浪潮,致使已经开始恶化的中日关系急转直下。
由两国政府首脑事先约定的“中日友好文化年”,在沈阳闯馆事件发生后不久在两国相继揭开序幕。2002年5月9日,盛大的中日友好旅游交流盛典在东京隆重举行。由原政协副主席胡启立为名誉团长的中国大型代表团出席了盛典。5000名中国游客在东京与日本各界朋友欢聚一堂。盛典后中国游客将分赴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参观访问。日方以小泉首相、桥本龙太郎前首相和主管观光事业的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为首的多名政要出席了盛典。由两国政府和民间组织通力合作组织的这次盛典本应成为1985年举办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续篇,在中日友好交流史上添上新的光辉的一页。但是,由于当时整个日本全笼罩在“沈阳闯馆事件”负面报道带来的阴影中,两国领导人在盛典上发表的愿为推进中日友好作出努力的讲话和两国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都显得与当时的气氛格格不入,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
而随后在东京举行的另一大型国际活动——“亚洲未来国际问题研讨会”上,沈阳闯馆事件报道的负面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日本经济新闻》主办的“亚洲未来讨论会”每年举行一次,目的是集中亚洲地区的各国精英,共同探讨共创亚洲未来之大计。每次讨论会,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都派重要代表团参加,代表团成员多为政府要员、学者、企业家和知名记者。2002年5月21日举行的是第8届讨论会。参加本届讨论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本届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变化的中国,变化的亚洲》。赵启正主任应邀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经济与亚洲”的重点发言,详细介绍了近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并且着重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会对亚洲国家构成威胁,只会提供机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出席会议的听众和对会议进行采访的日本媒体记者似乎对赵启正主任讲的经济问题不感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中国武警为什么要进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捉人,中国能否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等。尽管赵启正主任耐着性子一再向与会者解释事件发生的经过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但在场的记者和听众却不依不饶。类似的质问依然不断。赵启正主任最后不得不严厉地问道,在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中国武警出于保卫外国驻华使领馆安全的考虑,阻止不明身份者闯馆和在征得日本驻沈阳总领馆官员同意后进入馆内带走闯入者究竟有何不妥。日方借题发挥,借“闯馆风波”大做文章是否想借此表明日本已经改变了历来不接受外国难民的政策,改为愿意接受非法闯入日本驻外使领馆的“外国难民”了。讲到这里,赵启正主任提高语调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不妨明言,中国武警可以改变做法,改阻止难民闯馆为为难民放行。这样一来,闯入日本驻华使领馆的外国难民将不仅仅是这次的5个人,也不会是50个,而可能是500个,5000个,甚至是50000个,请问日本政府接受得了吗?”听到赵启正主任义正词严的质问,宽敞的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早就被日本记者对赵启正主任的无理纠缠搞得不耐烦的日本前驻华大使佐藤嘉恭先生此时再也坐不住了,他在听众席上主动举手要求发言。佐藤大使的发言的中心内容不是有关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对日本媒体借闯馆风波对中国发难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我想,若不是因当时的会场气氛过于压抑,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家,佐藤大使是决不会作出如此举动的。
然而就是这个问题成堆的录像带却在当年9月被日本权威的新闻协会评为了当年影像部门的最佳新闻作品奖。对于日本新闻界的上述反常现象,记者曾在2002年9月6日的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项不光彩的新闻奖”的评论予以抨击。指出,像这样一部经过事先策划,后经人为制造,严重违反客观、公正、真实的新闻报道原则而又社会影响极坏的新闻作品竟能在日本获奖,人们不能不怀疑作为评奖单位的日本新闻协会的评奖原则与标准是否出现了偏差。
与“沈阳总领馆事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4年4月23日发生的“大阪总领馆事件”。因不满中国保钓人士登上我固有领土钓鱼岛的正义行动,日本大阪地区右翼组织“日本皇民党”的一名暴徒在当天凌晨3点多钟,趁日本警卫疏忽之机,驾驶一辆大型宣传车撞击了我驻大阪总领馆的大门,不仅大门被撞坏,连总领馆的主体建筑也受到损害。使之成了中日两国复交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事件发生时,正赶上我们十余名驻日记者应松下电器公司之邀在大阪地区采访。当我从电视早间新闻中得知事件发生时,出于对日本右翼团体的义愤和新闻记者的职责,经与众人商议,我们当即决定改变采访日程,准备前往总领馆进行现场采访,并由我跟我驻大阪总领馆总领事邱国洪联系。
邱国洪总领事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当他得知我们的用意后规劝说：“得知你们这么多常驻记者到大阪地区来采访十分高兴。因你们平时多集中在东京,请都请不来。要是平时的话,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你们。但是由于今天发生了右翼组织成员驾车撞击总领馆的严重事件,不便接待你们。如果你们前来采访事件现场,我劝你们最好不要来。首先,此次事件虽是右翼团体所为,但它不是组织行为,而是个别分子的单独行动。该组织的头目不久即将应邀访华,因此不宜将这一事件过度宣传;其次,日本警方已为因他们在警卫上的疏忽导致了事件的发生向中方表示了道歉,并且清理了现场。你们这时赶来,已看不到肇事车辆了。更重要的是,对此事件只宜作冷处理,如大加报道,只会对国内民众的对日不满情绪火上浇油,对中日友好大局带来不利影响。如果你们出于报道事件新闻的需要,总领馆可为你们提供相关资料和照片。”
在邱国洪总领事的劝导下,我们终止了前往总领馆采访的念头,按原计划继续对松下电器公司进行采访。不难想象,假若当天中国十几家驻日媒体一齐对大阪总领馆事件进行报道,即便不加任何评论,只播发客观消息,也不难想象中国民众将会作出何样反应。中日两国媒体对两个事件的不同报道与过热炒作“沈阳事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媒体对“大阪事件”多采取了默不作声或避重就轻式的报道,尽管后一事件的政治性质远比前一事件严重。
无独有偶,由于小泉顽固地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在麻生太郎出任外务大臣以后,连续大放厥词,不仅引起了亚洲国家的愤怒,连欧美国家也大为反感。不仅美国领导人多次对日本领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倒退提出了间接式批评,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主要媒体更是以发表社论等方式,对日本进行公开批评。对于作为日本主要盟国美国舆论方面的上述重大变化,日本媒体有责任将美国的主张与论调原原本本地传递给日本民众,但日本媒体的反应却是先保持沉默,或是轻描淡写,后改为公开指责“美国媒体偏向中韩”等国。
事后,有的日本新闻媒体同行向我解释说,日本媒体在报道上出现的上述变化,反映了日本民众心理上的变化。经历了十多年连续经济低迷后,日本民众心里普遍存在一种压抑感和失落感。在日本右翼政治家的煽动下,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抬头,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很容易作出过敏反应。为迎合国内民众情绪的变化,日本传媒的对内和对外报道很容易变调和走样。
其次,日本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运营的铁的原则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所有媒体全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特别是在经济连续多年不景气的今天,尽可能争夺更多读者和观众已成为各种传媒的最大奋斗目标。为争取读者与观众,传媒发表的东西一定要有“卖点”,要刺激,否则就没有人看。因此,尽管一些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记者常从报道一线发回许多正面报道，但到了编辑部不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就是被打入冷宫。媒体记者也多对此感到无能为力,只有随波逐流。在这种寻求刺激报道倾向的引导下,日本媒体很容易把民众引导到偏离事物本来面目的歧途上去。在日本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下,许多对中国抱有成见和误解的日本游客初次访华后留下的感言竟然是,中国并不像日本国内宣传的那样可怕和令人讨厌。
中日两国友好的今天来之不易,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备加爱护,两国传媒也不例外。为了使中日关系尽快走出目前的困境,为了更理智地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先后发生过“沈阳总领馆”和“大阪总领馆”两大事件的5月即将到来之际,记者在这里旧话重提,为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两国传媒都能从上述两大事件的不同报道方式和产生的不同效果中汲取经验教训,事事都能从维护中日友好和两国人民长远利益的大局出发,尽职尽责,搞好各自报道,以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最近,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日本媒体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变得越来越理性。特别是在有关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则问题上,包括《读卖新闻》等传统主流媒体在内,都能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说话,对不久前中国刚刚结束的“两会”,日本媒体也都作出了大量善意报道。这一切预示着,在中日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有可能朝着好的方向转化。
沈阳闯馆事件真相
事 件 回 顾
2002年5月8日下午1时55分,中国负责保卫日本驻沈阳领事馆的执勤哨兵张兆文、领班员孙永涛发现5名身份不明的人(两男两女及一女童)行至日领馆正门约1米处警戒线时,哨兵拦阻并让其出示证件。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转身强行冲闯日领馆大门东侧角门。此时正值签证期间,大门留2米宽的通道。与此同时,随行的两名女子上前撕扯并抓挠执勤哨兵。当另一名男子继续冲闯时,哨兵孙永涛从背后将其抱住,该男子用肘部猛击孙永涛面部,将孙的鼻子打伤流血后挣脱,也从角门闯入日领馆。
哨兵迅速报警,武警大队、中队接到报警后,大队长尹国辉、副大队长金晓东、八中队指导员吴明宇、副中队长王冶迅速赶到签证处。此时,日领馆副领事宫下谦带领3名中国雇员也来到现场。尹国辉问宫下:“我们是否可以进入馆内,将闯入馆内的两名男子带出?”宫下边点头边做了可以进入的手势,并讲了一句日语,经中国雇员译员转述意思是:“你们可以进入将人带出”。于是,尹带领4名执勤人员进入日领馆,并经宫下指认,来到两名男子前,尹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两人未作任何回答。尹又问宫下:“这两人是否可以带出?”宫下弯腰点头以示同意,并用汉语说了一句:“可以。”而后,由执勤人员将那两名冲入日领馆的男子强行架出。
两名男子被执勤人员带到武警中队警卫室后,日领馆马木秀治副领事(安全官)来到武警中队警卫室了解情况,并欲与身份不明的5人交谈,但语言不通。这时,当地公安派出所民警赶到,欲将5人带走,马木说“等一等”,并用手机打电话。之后,同意派出所民警将5人带走,并对执勤官兵鞠躬,用汉语连说:“谢谢,谢谢,”对处置结果表示满意。
大阪撞馆事件真相
2004年4月23日凌晨,“日本皇民党”成员中釜信行驾驶大型宣传车冲撞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并人为放火,导致大门及领馆建筑受损。这次冲撞事件,系日本右翼分子蓄意而为,也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发生的性质最恶劣的破坏外交馆舍事件。据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介绍,4月23日凌晨3时半左右,右翼政治社团“日本皇民党”成员中釜信行驾驶一辆大型宣传车(香88-1833)撞击总领馆正门铁栅栏。由于总领馆门前道路属单行道,中釜驾车逆行驶入,明显属于蓄意破坏行为。宣传车把正门铁栅栏撞得错位1米多,随后车内起火,火苗高达1-2米,造成领事馆内烟雾弥漫,馆舍外墙被熏黑。所幸领馆人员没有受伤。
事发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馆员迅速集中,在扑灭火势的同时,也紧急拍照取证,并通知警方到场勘察。肇事车辆于早晨8:40才被拖走。日本警方以“对象损害罪”的现行犯名义逮捕了中釜信行。据了解,中釜信行是为了抗议中国7名公民强行登陆钓鱼岛而作出极端行为的。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迅即向大阪府和大阪府警作出交涉。总领事邱国洪首先表示愤慨,指出这是蓄意的人为破坏事件,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人破坏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最严重事件;其次是遗憾,对于日本警察没能及时阻止这次破坏事件表示遗憾;其三,要求日方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对事件作出详尽解释,严惩肇事者,切实有效保证使领馆安全,杜绝类似事件再发。
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于4月23日上午向日本外务省和福田康夫官房长官提出了严正交涉。福田官房长官代表日本政府对本次事件表示歉意。
(来源：光明日报 原题：从“沈阳总领馆”和“大阪总领馆”两大事件看中日媒体的不同报道与效果 作者：陈志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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