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昨天，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直陈车改意见的读者不断增多，记者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很多读者都表示在此次车改中听到了让人清醒的声音，对车改能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还有不少热心读者发来邮件，倾诉看法。同时，应读者的要求，本报记者采访了法学专家和经济学家，请他们从专业角度来为此次车改“把脉”。另外，本报继续开通热线电话（025）86578422（下午三点以后），电子信箱：ｇａｏｍｉｎｇ0615＠163．ｃｏｍ欢迎广大读者各抒己见。

　　编辑同志：

　　“你的真话使我们很被动”，这是一句机关常用语。近日，南京市某公车司机对当前公车改革现象向媒体说了真话，社会反响强烈。为国家利益着想的人自然夸赞真话讲的好，是个知荣知耻的好市民。然而，我却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这家伙故意炒作，挡了我们的财路，使我们的工作很“被动”。

　　笔者很困惑，中央领导提出的荣辱观教育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先行开展起来的，用实际行动贯彻荣辱观是当前的一件大事，就连小学生都知道知错即改的道理。有些人却非要把工作上的失误说成是工作上的被动。究竟是“利”字作祟，还是没有胆量面对被动。工作上的被动，难道真的是因为说真话的人造成的吗？其实不然，被动，是被外力作用而动。我们做每件事情，如不能认真积极、主动深入调查研究，收集真实的情况，制定出来的政策就肯定脱离实际，有损国家利益，自然就会产生被动。我们这些工作不到位的职能部门，为什么不能正视现实，换一种姿态，诚恳地把自己工作不到位造成的被动告诉媒体，让关注你们的老百姓知道，你们知错即改了，并且对说真话的人给予了鼓励，这样既弘扬了正气，老百姓对你们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会心服口服。

　　如果我们每个机关都能将“你的真话使我们的工作很被动”，改为“你的真话对我们的工作促进很大”，岂不更能体现出我们的荣辱观。

　　南京鼓楼区市民 王 力

　　法学专家

　　车改合法，但要注意过程是否公平

　　特约嘉宾：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肖泽晟

　　肖泽晟首先对车改给予肯定：“车改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节省资源，节约能源，甚至也能缓解城市道路的交通堵塞问题——根据目前见到的资料，公车消耗是惊人的——只有实现公车社会化，才能有效解决官车腐败。”并且他还指出：“大方向没问题，合法性也没问题，关键是要注意过程是否公平。其实我认为我们读者担心的倒不是车贴，而是改发车贴后是否真的取消‘官车’了。”

　　记者问道：“很多读者都很关心车改会不会滋生新的腐败？”肖教授告诉记者：“我们不能轻易给车改下结论，而公车改革也应该在充分论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再制定改革方案。操作尽量稳妥一些，一定要控制好改革的速度和质量。”他对当前的车贴形式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应该对各个部门的费用总量进行控制，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本报记者 高明勇

　　经济学家

　　车改前提应坚持等效用原则

　　特约嘉宾：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刘东教授

　　刘东教授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从根本上质疑公车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公车的存在既不能体现公平性，也无法体现效用性。可以看到，不少单位的公车除了正常的公务使用外，基本上要么闲置，要么为一些领导干部私人服务。目前车改是以货币化的形式进行，无疑效用是可以增加的。”

　　刘教授认为：“车改必须坚持等效用的原则，也就是说在维护原有的工作效率和效用不变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政府的财政开支，坚持这样的思路就是社会的进步。”

　　针对部分机关科员对“车贴不公平”的呼声，刘教授认为“车贴不能单纯地以级别来划分，最起码也应该以凭发票报销的形式，加强审计监督的力量，根据具体的使用来核定，然后逐步走上车改的轨道。不然的话，级别越高车贴越高，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

　　本报记者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