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上，一场体制激辩让福建远太集团董事长林文侨发出抱怨：“别看我今天能够跟各位院长部长平起平坐，但在乡里面，跟乡长、村长在一起时永远是排在最后。我们不像国有企业一样有级别，我们没有级别。”

　　也有人为国有企业说话：在国有企业干十件事，九件事干成了，干砸了一件事，这辈子就砸了；而在私营企业里面干，干十件事，九件事干砸了，只要干成一件事，就成了。机制不一样。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就此把国企比作刘备，把民企比作诸葛亮，认为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国有企业体制不畅

　　曾经在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工作过的国务院研究室公交贸易司陈全生认为，“国有企业有三个机制已经成为三个弊病，第一个机制就是白拿机制。国外有加拿大，中国有大家拿，他拿你不拿，我拿他不拿，不拿白不拿。就因为所有者不到位。所有者是谁？打个比方，大家眼前的这张桌子可以说全中国人民都有一份，意味着边疆战士有一份，两秒钟前出生的婴儿有一份，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犯人也有一份。国有企业就存在这样问题，董事长并不是所有者，而是所有者派出的代表”。

　　第二个机制就是马桶机制——坐在马桶上方便的时候没感觉到有异味，站起来系裤子臭味就出来了。在位的时候铁板一块，退位的时候一审计一屁股屎。为什么？监督不到位。

　　第三个机制就是寄生机制，“国有企业老总把项目给谁？给不熟悉的人怕被骗，只有找熟悉的。于是，人家想着感谢我，我就想再给人家一点儿好生意吧，所以寄生机制就出现了。”

　　曾经做过政府官员的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凡生则说：“世界市场是一样的，世界不会产生一个国企的市场和一个民企的市场，我们就要看哪种体制更适合于中华民族的振兴。”

　　郭凡生赞同公有制，但他不认为只有国营企业是公有制。“家族企业也是公有制，因为家族企业极大地体现了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十几年来，民营企业解决了劳动者就业难题，劳动者在家族企业中最大的体现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郭凡生反对民企和国企“共舞”的说法。他认为，国企要加快自身的改革步伐，当“十一五”结束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应该是中国企业怎样走向世界。如果还在讨论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步伐太慢了”。

　　民营企业就是新公有制？

　　中房集团14年的掌门人孟晓苏在论坛上说，经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期，国有制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中央近年大幅减少国有企业，把原来的国有制变成多元股东的混合所有制，即是催生“新公有制”。

　　他还举例说，国有企业从2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大大减少，而社会上其他形式即民营经济的新公有制在出现。

　　从10年前开始，孟晓苏就推动整个集团实行股份制改革，“现在在我管的范围之内能改的都改了，把下属企业变成股份制，这些企业都搞活了，而原来的纯国有制就是不灵。”

　　孟晓苏觉得，纯粹的国有企业在两个条件下可以做大做强：一个是资源垄断，一个是市场垄断，资源垄断者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市场垄断者比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两种垄断权给你国有企业的时候，你这个企业再做不好就对不起大家了。”垄断的国有企业也在试图打破沉闷的局面，推到国际市场上市，改变原来单一的国有独资性质。

　　在陈全生看来，现在中国有三辆马车在走，一辆马车是国有企业，一辆马车是民营企业，一辆马车是外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但肯定是以退为主，而且退了相当一部分，退出去的部分让谁补充进去，是让外资进入，还是民营进入？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外资进入条件非常优惠，民营经济进入的时候，却有很多限制。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十年、二十年之后，国民经济会是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所以，从现实角度讲，必须发展民营经济。

　　国有民营联合共赢

　　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每天早上一睁眼，最担心听到一些恐怖的信息，比方说，某日本品牌又出现超薄相机了，要么就是三星把所有中关村的路牌广告全买断了而且全换成了彩屏MP3。全世界第一款彩屏MP3是华旗发明的，但也才过了8个月的瘾，今年三星就出了彩屏MP3。华旗集团现有员工1800人，在中关村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但索尼有24万人，三星有20万人了。作为民企跟他们竞争，冯军坦承自己的势单力薄。

　　在会议现场，他把自己的右手和孟晓苏的左手都举起来，形成了一个“11”的符号。在他看来，国企和民企在差异化的情况下，如果能保持共同的目标，就有可能实现一个非常积极有效的增值公式，就是1＋1；当两个1方向一致，定位不同，1＋1就可能等于11。

　　正如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所说：刘备是国企，诸葛亮是民企，两者密不可分，只有这样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