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　公元1086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在新法被废后忧愤而死。穿越时空隧道，审视王安石变法的前因后果，变法失败的一些主要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从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的立法设计看，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减轻百姓负担，实现政府与老百姓“双赢”，绝大多数变法条款至少是有益无害“的帕累托改进”。但是，善法在实施中被严重扭曲，新法实施的结果则出人意料地恶劣。在青苗法实施中，各级政府官员强行放贷，暴力收贷，层层加码，逐级提高利率，加之贷款手续繁琐，经办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乱收费，利民之法在基层社会成了贪官污吏“寻租”的手段和借口，造成民怨沸腾，变法的目的和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市易法在实施中走向反面，作为执法主管部门的“常平市易司”滥用职权，堕落到自己的对立面，政企不分，自身利益驱动，投机倒把，中饱私囊，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成为百姓痛恨的“官倒”，比变法前的富户奸商还坏。均输法设立的“政府采购制度”被主管部门扭曲、架空，“发运使衙门”由政府机关演变为集管理、办理和经营职能为一体的“行政企事业”，垄断经营，滥用职权，扭曲政策，一头吃财政，一头吃“客户”，居中盘剥利润，大搞资本体外循环，谋取部门利益。其他新法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扭曲，给“打擦边球”、“钻政策空子”、贪污腐败行为以可乘之机。由此可见，反腐败，反垄断，防止扭曲政策，堵塞体制交替漏洞，关系人心顺逆向背，关系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成败。

　　善治当用良吏。法治社会如此，人治社会惟其如此。在人治社会里，任何政策的执行都无法摆脱“关键在人”、“精英学术”和“精英政治”等“人事依赖症”。王安石受过严格系统的礼教训练，经过长期基层行政考验，又经历多年高层执政历练，他的见识、决心、道德、文章和能力是无可挑剔的，然而，他急于推进变法，以当时对变法支持与否论取舍，用人失察，任用了吕惠卿、韩绛等一伙道德品质很坏的势利小人，撤职、调离了一批反对“急进式”变法，主张“渐进式”娈革的优秀官员，埋下了扭曲变法、人事纠纷和“窝里斗”的祸根。吕惠卿的背信弃义、落进下石、诬陷行为严重破坏了改革派的政治形象，毁坏了王安石的执政基础。因此，立善法，用良吏是一切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

　　王安石变法是“精英主义”变法。他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可见，他是个才华横溢的“精英”、一意孤行的“英雄”，还是一个惟意志、惟目的、惟美，且不考虑后果，不计算变法风险的“理想主义者”。面对变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他不积极主动地反思变法中的失误、错弊、消极现象和负面连锁反应，反而拒绝同僚的批评，不管不顾民间的呼声，不顾及“祖宗之法”里面包含的“意识形态”障碍，甚至不听宋神宗的劝告，把司马光等“渐进式”改革派推到改革派的对立面，给他们戴上反对变法的“旧党”的“政治帽子”并加以人事“大洗牌”。由此可见，成功的变法需要在朝野之间、官民之间达成普遍共识，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语）。

　　王安石变法本来是一场公共治理改革，属于公共事务，应该在宪法依据之下、宪政平台之上推演。但是，这场变法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变法本应该以皇帝的年号或庙号命名，但是“宰相”兼“首席经济学家”王安石以其个人执政风格担当了变法的“第一责任人”和标志人物。如果有正常的制度安排和舆论环境，“旧党”领袖司马光及其支持者可以按照法定程序与王安石一派进行公开、公平、透明、有序的立法讨论、政策“博弈”和观点论战。但是，“新党”与“旧党”的公共政策争论最终演变为人身攻击、“道德审判”、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纷争。王安石一派失势时被斥为大奸大恶的“熙丰小人”；司马光一派被逐时被指为“元佑奸党”，120名高级官员受到冲击和道德羞辱，189名高官被株连打击。由此可见，深层次改革要依法推进，要不断完善公共治理的制度安排，公事公办，实事求是，分类指导。

　　从史料看，宋神宗靠王安石变法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变法的最大受益者是北宋中央财政。但是，由于征收过度，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相继崩溃，士大夫阶层待遇优厚，老百姓承担了变法的成本，却没有得到财政转移支付的救济，贫富分化，国富民穷，影响了社会稳定。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改革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稳定器”。

　　920年以来，研究王安石变法，反思变法失败的文献如汗牛充栋，然而，有知识者甚多，有见识者偏少，总结经验者众，汲取教训者寡，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后人复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