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

　　“强帖留名！”

　　“CJ（网络用语：纯洁）滴45度角仰望……”

　　“BH，BH！（网络用语：彪悍）”……

　　这些网络常用语言，经常上网的人恐怕都不会陌生，也许还会发出会心一笑。

　　在网络这个虚拟的平台上，他们彼此陌生，却因某一个共同关注的事件而聚集在一起；他们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表达着自己的好恶；他们聚集并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并把这种影响从虚拟扩展到现实，从网络发展到社会。

　　他们时而疾恶如仇，时而愤世嫉俗，时而义正词严；他们或尖酸，或刻薄，或反讽，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相信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人多力量大”。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哄客。

　　他们信奉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惹着了哄客，就如掉进“人民战争”的汪洋中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件看成是公共表达的一次演习，我们也许需要一次又一次这样的演习，才能学会公共表达的规则与秩序。”无辜地被卷入“韩白之争”，陆川之父陆天明很是无奈。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哄客们的强大力量，他更不知道，看似弱势的、孤独的“斗士”韩寒背后，有着无数同是“80后”的哄客的支持。

　　“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踩猫是多么可耻的一件事情。”小木，网络常驻民，哄客一族。用她的话说，“每天上网10小时，只多不少；其间工作1小时，只少不多。”小木最喜欢泡在天涯论坛上，关注任何一个网络事件。

　　2006年初，一组“踩猫视频”截图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几个小时内，这个帖子相继出现在各大论坛上。网络发挥出惊人的力量，先是发现了一个专门虐杀小动物的变态网站，接着很快找出了“踩猫”事件的“元凶”，连姓名、地点都准确无误。从帖子出现到找出肇事者，全部过程只用了6天时间，速度不逊于公安部门。

　　“踩猫”事件发生的时间恰逢两会之际，这次网上大规模的声讨对加强小动物的保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跟小木一样，在目前国内上亿的网民中，以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居多，他们有思想、有文化；他们关注社会，希望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技术，工作生活都离不开电脑。而这也正是哄客一族的基本肖像特征。

　　去年8月，小木被网上一篇署名为“陈易”的《卖掉自己救妈妈》的帖子打动。但随后，那个自称陈易同学的网友“蓝恋儿”的出现，让她开始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蓝恋儿”在《卖身救母的真相》一帖中写道：“我们看到的是她（陈易）穿的是阿迪和耐克的新款，用的是手机加小灵通，还买了一副据说是500多元的带颜色的隐形眼镜。”

　　“善良不容践踏。网友们只想知道真相，网友自发的调查不断深入，质疑大军不断壮大。”小木说。在那次事件中，哄客族的力量，极大地左右了调查的进展。

　　“我是比较负责任的哄客”

　　作为“哄客”概念的提出者，同济大学教授、批评学家朱大可认为，“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朱大可教授的理论，源于去年的几大文化娱乐事件。在《中国网络“哄客”的仇恨快意》一文中，他这样写道：“2005年将成为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流氓燕、红衣教主以及全体‘超级女生’预备队，在短短数个月里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丑角’风暴，令所有的观察者目瞪口呆。”

　　这是哄客概念的“起源”。网络，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归类为边缘性的“第四媒体”；网民，则通常被形容为一个无意识的群体。然而，随着网络与生活的融合度越来越高，随着第一批网民逐渐由学生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网络在今天的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在热点问题的关注上，网络往往比传统媒体更敏感，更具洞察力。网民，也不再仅仅是简单无意识的起哄者。

　　一年多来，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哄客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娱乐，其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也更加“剽悍”地显现出来。首先是“卖身救母”事件，由于大量哄客的介入，性质从刚开始单纯的网络事件逐渐升级为社会道德、良知的大讨论，其主角也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一个个从“幕后”走到“台前”，从网络人物变成公众人物。

　　而在“馒头血案”中，一个松软的话语馒头，更是击痛了电影精英的脆弱尊严，这背后的巨大力量，正是哄客所赋予的。在这场论战中，哄客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胡戈。对话语霸权的抗衡，对主流文化的叫板，以及对弱势力量的支援，这股强大的力量，让原本的娱乐事件放大了成千上万倍，也让“知识精英”陈凯歌所料不及。

　　无怪乎，朱大可提出，和解正是“馒头官司”的最佳出路，否则，陈凯歌可能会面临双重的挫败：在自取其辱的同时，为大众塑造新的文化英雄。

　　哄客是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改变了人们无法表达意见的苦闷，而互联网的匿名性，使表达很容易变成不够节制、带有情绪的宣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学教授展江认为，哄客文化的出现，是人们对社会转型期焦虑的一种表现。

　　对于展江所说的“焦虑症状”，瑞士心理学家维雷娜·卡特斯有着更深刻的分析：“转折阶段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久前还有效的、可靠的东西突然受到了质疑，开始时不满的情绪滋长，然后蔓延开来，生活越来越焦躁不安，新的目标出现在我们面前，开始还是模糊不清的，与其说表现为新的思想和计划，还不如说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

　　展江认为，哄客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网络表达对社会某种现状的不满，引起社会各界的反思，而相关政策的制定者也可以通过网络获知民意，更好地权衡利弊，作出更准确的决定。

　　对此，作家曹喜蛙称，随着传媒的高速发展，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信息相对对称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不管是权威主义还是叛逆主义，都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哄客。“在这个时代，起哄精神被极大或最大限度地张扬，或者说起哄是合法话语系统的一种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