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结束采访后,我又仔细阅读了一些林恩的文章,但下笔时却颇为踌躇。
毋庸置疑,国民智商高低,在历史上的国际经济竞争之中,肯定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当今的所谓“知识经济”中,智商的作用也许更为重要。大概无人否认日本人的高智商在日本经济迅速起飞、日本高科技产品畅销全球过程中的作用。尽管心照不宣,但在任何社会,父母都不敢忽视子女的智力开发;尽管种族智力差异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触及了种族关系的敏感神经,但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并不会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丝毫减弱。
然而,问题的实质更在于,智商在国家贫富、民族强弱的变化过程中到底扮演了多大的角色?近三十年来,某些中国人经历了从民族自卑到民族自信再到民族自大的心态历程,在这种心理环境下,像本文开端所提到的那些传媒报道那样,过分强调中国人智商的优越,是否会导致决策者和国民沾沾自喜,进而忽视制度建设、文化改造、管理完善、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等更为重要的问题?
其实,文明兴衰、种族强弱、国家贫富的原因,像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古之谜,不知激发了古今中外多少哲人智者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相应的学说、理论也层出不穷。据鲁什顿的概括,其中主要的学说便包括:气候决定论(温带被视为最利于经济发展的地域)、地理决定论(东西轴线的地理环境据称最利于文明发展)、文化决定论(如韦伯的新教伦理学说)、现代化理论(城市化和劳动分工被称为国家致富的必经阶段)、依附理论(认为国家贫富取决于各国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新自由主义理论(崇尚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等。
各派学者大概都因为过于偏爱自己的发现,而把它称为决定国家贫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林恩教授似乎也不例外。也许,林恩找到了(或者说出了别人不敢明说的)“丢失的环节”,但并非他自认为的最关键的“环节”;也许,国家贫富这一复杂现象需要更为复杂的解释,需要各种学说、各种流派的取长补短,融会贯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