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斟酌提问的措词?怎么把握写作的分寸?我一度很想借故推掉这次颇难拿捏的采访。但我最终还是拨通了林恩教授的家中电话。
电话中,我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智商测试是一个人智力的准确、全面的反映吗?”
林恩似乎不加思索:“是的。 ”
我继续追问:“抽样式的智商测试能够准确描绘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总体智力状况吗?”
这次,他犹豫了一下:“总的来说,误差率在四到五个智商点之内。”
“那么,你认为智商是解释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因素、最重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次要因素之一呢?”
他又停顿了一会儿:“是否实行市场经济也颇为重要。”
我把话题转向了中国:“自从中国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你说的中国人的高智商有关?”
林恩教授虽然年逾古稀,却言锋甚健:“几乎完全相关。一旦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过去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众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增长。”
我对他的“几乎完全相关”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大多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均属欧裔移民的定居点,为何贫富程度却有很大差别?”“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欧裔移民都是少数族裔,而欧裔移民占人口多数的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三国,也是最富裕的拉美国家,但它们的经济一直管理不善。”
在林恩教授的另一本专著《智商与国富论》中,他仅仅列出了决定国家贫富的三个因素(根据重要性大小排列):国民智商水平高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是否拥有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次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似乎在无意中承认:除了他过去说的三个因素外,还有一个经济管理好坏的问题。
我又把话题转回了中国:“你在新书中说,中国人智商高于欧洲人,你又说,智商是决定国家贫富的最重要因素,那么,为什么最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呢?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远远不如西方呢?”
林恩语速放慢、字斟句酌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不鼓励创新,甚至扼杀新思想、新创意,中国的教育制度更注重灌输已有的知识和培养循规蹈矩的听话者,而非标新立异的创新者。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欧洲小国林立,互相竞争,虽然基督教历史上也扼杀新思维,但新思想、新创意总能在互相竞争的国家中找到用武之地。”无意之中,他又说出了文化问题、制度问题和创意竞争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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