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
供女儿上大学使郭家成村里最穷农户
袁琳琳的家乡，几乎没有人认认真真考虑过是否要读大学。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大学这类风险投资所带来的巨大危险性。散落在北山坪永驻村4队的50多户村民，对于这里惟一的大学生家庭郭云明一家的争议就从未间断过。
郭家的独特，不全因供养了一个大学生，同样是在贫困村落里，那栋坐落在半山坡上简陋矮小的土屋，看起来更像是邻居家的猪圈。
为了供养女儿读大学，郭云明每年开学时都要找亲戚和邻居借钱，每次借钱，郭云明都许诺，等孩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了，马上归还。最近，一个传闻又成了永驻村4队村民们的热门话题——那些被借过钱的邻居担心，7月份毕业后，如果郭家女儿没有找到工作，这笔债务找谁去要？
有一天，当在涪陵师范学院读音乐专业的郭佳丽向父母拿今年6000多元钱学费时，苍老的郭云明感叹：“读大学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最近，由国家教育部官员调查的数据是：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包括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是在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吃饭、穿衣、看病、养老等因素的情况下。
在永驻村唯一还在坚持读大学是理想出路的郭云明家，虽然这个一辈子都跟土地打交道的老实菜农还没细致算女儿读大学的所有费用，但答案可以从郭家的状况窥见一斑。“这是周边10公里内，最穷的一户人家，早些年，连房子都没有。”邻居杨娟说。
郭云明一家靠进城卖菜，去年收入为2000多元，郭佳丽每年的学费在6000元左右，现在已经从家里拿走了2．4万多元。郭云明和妻子每天拼命地刨地，甚至希望一块土地能长出两块地的萝卜。但事实上，按照1毛钱一斤的萝卜价格，他现在刨的这块地的收成，甚至连来回车马费和伙食费都不够，因此，他每次都选择天蒙蒙亮挑着担子走30多公里的山路进城。
“所有的钱都给了郭佳丽的学校。”站在空荡荡的家门口，郭云明79岁的老父说。为了攒集家用，老人每天都要上山干农活。他今天下午的任务是挑粪浇灌菜地，从半山腰到山顶，老人肩上的粪桶晃晃悠悠，一路洒了很多。来回了四趟，直到他似乎用完了所有力气，他将担子放在一块平整的田垄上，弓着腰愧疚说，“要是以前就不会浪费这么多了，现在老了”。
近段日子以来，郭云明也感到苍老迅速而至，这个50岁的汉子，妻子和他身上的衣服都是找邻居借来的，他一脸愁云，心思沉重。
土地越来越贫瘠，白菜的价格贱1毛钱一斤，尿素却买到了80块钱一包，而临女儿毕业的日子也越来越近，离借学费承诺的归还期限步步逼近。“现在工业科学了，肩膀却压不起了。”他说。
最令他担忧的是，当初将女儿送去读大学，他在心里说服自己的美好愿景，似乎也越来越缥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残酷现实，也让他颠覆了那个决定的意义。
郭云明不知道，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有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到今年，大学毕业生将达413万人。毕业生比去年多20％，就业机会却少20％。
“如果再做个选择，我不会让她读大学的。”4年来，每当受到邻居和亲友的诘问时，他总是讷于表达。
经济的窘迫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放弃读大学的梦想，据“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结果，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
郭佳丽尽量使自己不去想毕业后的事，虽然还只有2个多月，“如果再想下去，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出事”。
【泥巴、老人和狗】
村庄一年里都处在劳动力匮乏状态
年轻人倾巢而出，村庄像被抽空了一样。“在农村，你惟一能看到的，就是泥巴和老人，还有狗。”一个叫刘云芳的78岁老太太说。
两年前，她的儿子儿媳和两个分别为18岁和20岁的孙子到上海打工，留下5个人的田土，老人一个人耕种。
由于严重缺乏劳动力，大量土地开始荒芜，在永驻村4队，一个只有50户居民的小山坡，如今剩下的不到20人。3年前这里涌入大量三峡库区移民后，每个人只有3分多土地，但仍有半数以上的田地里长满蒿草。“长时间不播种，土地会越来越贫瘠。”刘云芳说。
这样的景象在涪陵区已经习以为常。从焦石镇回涪陵城区的路上，在一块盘山梯田里，两位70多岁的老夫妻，用裂开的松树皮一样的枯手代替牛耕，一锄头一锄头将土地翻新。除了干活，在闲余的时间里，老人们拢成团扯谈，这已经成为他们打发时间的有效方法。（转载请注明来源：南方都市报·奥一网）
改变的还有观念，留守土地的老人们认为，大多数放弃学业的青少年，都是为了生计而不得不跋涉到离家千里的异乡去，否则的话，他们的家将面临与郭云明一样的困境。
因此，在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的悲情，丈夫离开妻子，儿子离开父母。42岁的张兴文也在为女儿外出打工的日期作准备，他是一个船舵工，在水上漂泊了一辈子，拿着800元钱一个月的薪水。
他抱怨说，村里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个沥青化工厂，却没有优先安排当地的劳动力，钱多少无所谓，哪怕是300块钱一个月，对于这些上了岁数的人，在家门口工作总比在外面奔波好。过几天，他要去送高三退学回家的女儿到广州打工，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新的苗头也在潜移默化中出现。打工者离开农村后，带来工商业的反哺又促成了农村最后的现代化和环境的改善。在涪陵区最偏远的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木乡，一条平坦的水泥路，穿过12座桥，沿着60公里的山路修进了村子。在这里，中国联通的宣传广告已经贴在了墙上；屋子的楼顶出现了白色锅盖一样的电视接收器；一条通向更远的新的公路即将动工；乡政府准备引进一笔资金，开采武陵山上丰富的煤矿资源。而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当地外出打工发了财的村民。
3月3日上午10点，大木乡党委和乡政府宣布了最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鼓励读书”。从2006年开始：
“每年对户籍是大木乡农村户口的学生，升入全国排名前10位高等学校的，一个学生奖5万元！”
与此同时，一项重要的奖项更令村民兴奋：十个靠自身勤奋努力拼搏最后成功的打工者的事迹，用大红纸海报贴在大木中心学校校门口的宣传栏里。村民争相传阅。
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优秀打工者当中，只有1名读过大学，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如今，他们年收入都在50万以上，这已经超过了整个大木乡一年的财政收入。
一个名叫李智慧的女孩，“几乎成了村民教育子女的榜样。”年仅25岁的她，高中毕业后走南闯北，通过自身努力，如今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去年，她一次性带走了家乡8个刚刚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走的时候，政府还开了热闹的欢送会。
出台重奖教育政策的大木乡党委书记黎新平，很长时间内陷入“重视知识振兴教育”和“外出打工发展经济”的矛盾中，两者不能平衡，他承认，现实让村民不得不目光短浅。
“重奖大学生提高村民素质是一方面，但如果按照标准，大木乡有史以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拿走5万元的奖金，对于这些贫困山区来说，考大学已经很稀少，何况全国前10名的重点大学。”但“外出打工，富了不忘乡亲，只要一个人出来了，肯定会带动一大帮人，比起那些空乏的口号，这种致富方式更适合当下农村。”因此，后者的号召力远远超过了前者。
上周六，一个老乡聚会在深圳举行。其间，一名同学有感而发：“当年要是读大学，现在会是怎样？”大家纷纷猜测。有的说“可能当白领了，现在正坐在经贸大厦办公室里上网”；有的说“可能考上公务员，进政府当官，家里人也跟着发达了”；也有人反对，“可能跟外面的大学生一样，正挤在10元小店里，没日没夜地找工作呢”。只有谭美军默不作声，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他，现在在东莞一家空调厂当质检员，每个月拿着2500多元的薪水，除了供自己花销，每个月还能寄1500多元给父母。他开始觉得，当名质检员也不错。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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