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8年出生于泰来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落地后脑门正中有一个倒三角形的红印，为此有人给我蒙上了一层神奇的面纱，我也自然成了父母的重点管护对象。

　　据说我八个月能走，十个月会跑，身体非常健壮。童年的我非常贪玩，经常和比我大3岁、5岁甚至10来岁的孩子上西泡子捡野鸭蛋，去东河套钓鱼、洗澡，害得妈到处找我。一次我们正在打雪仗玩，听妈妈喊我回家吃饭，我随即跑回家中，妈妈还没做饭呢，我生气地说：“还没做饭呢，竟唬弄人！”妈一边纳鞋底，一边笑着说：“傻儿子，妈是看‘拍花’的把你骗走了没有”，说着妈把烧好的土豆，从火盆里扒出来递给我说，“趁热吃了再玩一会去，千万别跟不认识的人走啊！”

　　一个万物争荣的盛夏上午，我跟几个大孩子去东河套看他们钓鱼，觉得非常好玩儿，忘了回家吃饭，下午4点多钟时，听到妈妈有气无力地喊：“小二呀———回家吃饭啦……”我应声望去，只见妈披头散发，面色苍白，神情呆滞地望着荒漠无际的东河套……

　　我猛地向妈妈跑去，她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哭着说：“小二呀，可把妈吓死了，妈以为你让坏人给领走了呢……”我从妈妈那无助绝望的表情中，读懂了“小二是娘命根子”的深刻内涵。后来我才知道，妈为了找我足足用了五个小时，不仅走遍本村，问尽了亲朋好友，而且还去了附近的村屯……

　　1956年一个盛夏的早晨，妈妈拿出早已用方格毛巾缝制好的书包，牵着我双手说：“孩子，今天该上学了，妈先教你数十个数，‘1、2、3、4……’给妈背一遍。”我茫然地背了一遍，妈高兴地说：“小二真聪明，能背十个数老师就允许上学。让高铁蛋带你去，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书里有‘黄金’……”我一听书里有“黄金”，高兴极了，怀着企盼的心理，迈进了泰来县好新乡白庙子小学的大门。

　　书终于发下来了，我急切地翻，翻了一遍又一遍，虽没找到“黄金”，却让蔚蓝色天空中，飘着的那面五星红旗的插图吸引住了。怎么也看不够，为了看着方便，第二天我便索性把它撕下来随身带着。同学告诉了老师，说我不热爱国旗，老师把我当众批评了。我很不服气！从此，她走上讲台我就闹心，“不愿给她听课、不愿给她完成作业”……在树木凋零，雁队南去的季节，我干脆“不给她上学了”，背着书包从家里出来就到河套里去钓鱼……没过几天老师找到我家来，妈才知道我逃学。以往我犯错，妈总是给我点“颜色”看，可这次反常，她只是默默地掉下泪来。当妈那无声的泪水，从眼角滚落到面颊之际，我的心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

　　童年的故乡，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无奈的风沙（地处嫩江沙地中段）和无尽的贫穷。不必说平日里全家人缺吃少穿，也不必说逢年过节只能吃一顿细粮和猪肉炖粉条，单说有病也很少看医生。1961年我小学五年级时，腿上长疮没钱治，只好休学，后来引发高烧我晕了过去，经抢救才死里逃生。

　　1962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泰来县第一中学。快开学了，妈没钱给我整理行装，只好洗补一床旧被，但是没有褥子，村大队长老韩二哥送给我一张狍子皮和一条褥单，总算“体面”地入了学。在泰来一中上学，每月父母给我借十元钱，除交九元八角钱的伙食费外，余下的二毛钱买学习用品，我非常知足。可是由于只借不还，再借就难了。从二年级开始，我暑假打羊草卖些钱，每个月才能交一半伙食费，其余时间就吃妈给我带的苞米面大饼子和苞米花。这种吃法冬天还可以，一到夏季就难了，不到星期六大饼子就长毛了，有时从星期四开始我就整天吃苞米花，直到星期日回家为止。

　　初中三年级升学考试前一个星期天早上，妈妈和我说：“交个整月的伙食费吧，快升学考试了。”我问：“有钱吗？”“你二大爷卖马了，咱娘俩一块去，怎么也能借来。”妈满有信心地说。我和妈步行十里路，来到二大爷家已近中午，他从田间刚回来，正坐在炕沿上抽烟呢，见我们母子进来，似乎看出了来意，打个招呼，就想拔腿避开。妈急忙说：“二哥，文学再过一个月就要升学考试了，孩子总吃苞米面大饼子受不了，想借十元钱，给他交个整月的伙食费。”二大爷把脸一沉气哼哼地说：“到处借钱，啥时候能还上？没有钱就回家种地得啦，吃哪碗饭还不行！”妈忽地站起来说：“小二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就是要饭，我也要供他上学，一定让他有出息！”说完，妈头也不回地走了，把地踏得砰砰直响！我跟在后边，望着妈那倔强的背影，双眼模糊了……

　　妈妈，我用尽三江的水，写满广宇的云，也难以诉说完深沉的母爱！妈，如今我们母子虽然阴阳两隔，可那“当官就要当清官”的训导，儿须臾不曾忘怀，儿知道，只有这样，来世才有资格再做您的儿子，报答您那深沉的母爱。（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