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100元，对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下岗职工来说，意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慈善家把一部分财富转移给穷人，对整个社会来说，所增加的效用要大于减少的效用，从而会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而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卡尔多式的福利改进

　　曾几何时，中国的富豪们给人留下了挥霍无度的暴发户形象。幸好近年来英国人胡润发布的内地慈善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鲜活的反例。在新近公布的2006年榜单上，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以20亿元的捐赠位列慈善家榜首，2003年至今他共捐出现金20亿元用以白内障病人的复明手术。总体来看，过去一年，慈善行业发展速度非常快，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比去年的13.5亿元翻了近4倍。

　　我们得承认，正确地看待自己财富并将它们处置得当并非易事，为物所累的人并不在少数。对此，美国钢铁大王、私人大规模慈善活动的倡导者卡内基深有体会。在专门探索如何正当处理财富的书（《财富的福音》，1889年）中，他这样写道：“应该好好记住，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惟有如此才能有利于社会。”

　　对于我们这个正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市场经济是我们已经找到的最能激发人们创富欲望的制度，然而，一个和谐社会决不仅仅意味着商品的堆积。市场经济的逻辑本质上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财富的集中不仅是获取规模效益的需要，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这一机制正是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因此，贫富不均是不可避免的，起点上的不公平又会导致更严重的分化。

　　《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有这么几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们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73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莫顿用这句话来概括社会分化的现象，并命名为“马太效应”。市场竞争的这种“马太效应”无疑是和谐社会的最大威胁之一。市场竞争的这种“马太效应”无疑是和谐社会的最大威胁之一。

　　对此，政府的有形之手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福利国家在财富再分配上做的不可谓不多。然而，在维护公平的同时也损害了效率。瑞典作为福利国家的“橱窗”，还获得了一项额外殊荣——以自己国家命名的“瑞典病”：经济增长缓慢，工作积极性下降，政府机构庞大等等。原因很简单，高额税收强行拿走了过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家甚至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把蛋糕做得更大。

　　实际上，对于一个和谐社会来说，最好的稳定器来自人们发自内心的慈善活动。自愿的慈善活动给了慈善家们充分的自由度来决定何时贡献自己的财富。在个人事业处于发展时期，财富的积累对企业家自己也非常重要，应该理解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大多数人会倾向于看淡财富，而更加关心社会的疾苦。因此，慈善这种财富的转移方式无疑要灵巧柔和得多。

　　具体来说，慈善活动首先帮助社会实现了一种分工：在某个时刻，有些人在努力做大蛋糕，而慈善家则关心如何公平地分配它。这样，前者并不一定要随时准备把自己的财富贡献给社会，相反，可以把财富投入到再生产中；而慈善家是在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在社会范围内再分配。也就是说，这种分工可以保证生产性更强的资源从事生产。正如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所发现的，分工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最重要的源泉，财富上的分工也是如此。这样，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府征税“一刀切”式的拙笨，能较好地协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增加社会自我调节的韧性。

　　其次，慈善的作用还在于在总财富一定的情况下，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福利经济学指出，同一般商品一样，人们从一单位财富中所获得的满足感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同样适用于财富。具体地看，同样是100元，对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下岗职工来说，意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慈善家把一部分财富转移给穷人，对整个社会来说，所增加的效用要大于减少的效用，从而会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而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卡尔多式的福利改进。

　　当然，慈善活动绝不是富翁们的专利。其实，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美国民众，这些捐款占了老百姓平均收入的2％。所以，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涓涓细流汇成了金钱巨浪。而要在一般民众中树立合理的财富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慈善的社会稳定器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为其提供良好的环境。人们愿意慷慨解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能够信任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把他们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另外，为了鼓励社会参与慈善公益事业还可以制订一些税务优惠政策。比如你捐款100美元，就可以得到30美元的税务优惠，实际上你只捐款70美元。

　　其实，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从事慈善与事业发展可以是相互促进的——毕竟，道家有云：“将欲取之，必先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