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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第一回实验展策展人回忆20世纪80年代广州的艺术活动
「人物名片」
王度，出生于武汉，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求学，1985－1990年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其中1986－1989年召集“南方艺术家沙龙”群体，策划“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1990年移居巴黎，生活和工作于巴黎，是法国最受瞩目的华人艺术家之一。 坐在地下通道的走梯上，王度安静地回忆80年代，他说：“当时爆发是长期信息封锁后的释放，也是激情的一个出口。”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记者手记
在20世纪80年代，广州、深圳对内陆的多数人来说拥有近乎迷幻的色彩，有着新潮的电器、服装和复杂的海外关系，而南方的文化近乎无声，一直为北京这样的城市轻视。因此在1986年出现“南方艺术家沙龙”
这样的群体就显得特别。不过，召集人王度并不是广东人，他来自武汉一个矿工家庭，他的个人气质更接近北方人而不是南方人，正是他的决断和热情才推动这个群体的成立和运转，并热衷讨论一些概念化的艺术和哲学话题。
“南方艺术家沙龙”在当时的艺术新潮中有点特别，也和人们印象中的广州的气质不同，或者，这是因为大学区、研究机构集中的人更为复杂一些，真正的广东人反倒是其中的异数。
谈论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文化活动的时候，虽然有种种压力，但是也有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形成新艺术发展的基础，比如体制上已经出现的松动———可以停薪留职，比如私人关系的重要性———比如王度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广东电视台的朋友的帮助让他们得以顺利完成第一回实验展。
毕业时没拿到毕业证
我在广美学的是雕塑，不爱去听课，主要是成天在图书馆中看一些东西。
当时的信息非常有限，大家都喜欢在图书馆中看书，其实看的书都是现代主义前期的东西，印象深的有贾柯梅蒂的画册，他的雕塑不是那种讲体量的雕塑，都是瘦瘦的，我的毕业创作受到他的影响很大。我的毕业作品由两件雕塑组成，曾经登在《江苏画刊》的封底。一个叫《在风中漂移的有关童年的肖像》，一个是《绿色王国》，这个名字很超现实主义，也是当时看到这方面书、画册比较多，所以也起了类似的名字。这个和自己童年的记忆确实有点关系，一个漂亮的小孩在空中飘着，小鸡鸡也在风中飘着，《绿色王国》则是一个女性的身体在一个叉上面，我是故意不想做得像传统雕塑，要反体量，做雕塑语言上的探索。
我在广美读了四年书，可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也没有学位，这意味着没有单位会要我。1985年毕业的时候我感觉天要踏下来一样，我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要把我扫地出门，因为我虽然比较独来独往，但是也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没有偷鸡摸狗过。幸好当时潘鹤老师还比较欣赏我，要我报考他的研究生，我也考了，我觉得分数应该够了，但是也没有被录取。潘老师认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陈开庆院长，推荐说我这有个最好的学生，本来要上研究生，结果连毕业证也没拿到，能不能去你那里，陈院长说我们正好需要人才，有没有毕业证无所谓，所以我就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总算有一口饭吃了。
产生了组建艺术沙龙的想法
我从美术学院出来，一心想自己搞创作，跟建院那样严格的理工科生产格格不入，所以总是找借口推掉工作任务，自己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正好当时也讲究研究，所以我就找院长说我要时间写论文，尽量给我不要派活儿。
所以我有时间串门，经常和几个朋友一起聊，就有了南方艺术沙龙的想法。我觉得当时产生很多沙龙这样的团体很自然，因为正统的美术体制是美术家协会，最多画院有一批职业画家，展览也都是美协才能办，而刚毕业的年轻人艺术观念和老一辈不一样，同时也没有空间表现，所以大家内心都非常不满当时的美术状况，很多城市的艺术家不约而同产生了组织艺术团体的事情。这也和1985年前后的社会气氛比较宽松有关系。
因为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聊，我就提出可以组成一个群体，同时因为我认为美术教育、美术体系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自身了，应该通过交叉、混合的方式让单纯的美术走出怪圈，所以我们的群体和其他地方的艺术群体不同的是，不仅有搞艺术的人，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人，比如搞理论物理的、西方哲学史的。搞艺术的最少，但是也是最核心的，像林一林、陈邵雄、梁矩辉都是。
我们决定一个月必须要组织一次活动。
回忆南方艺术沙龙
南方艺术家沙龙每个月都开一次研讨会，刚开始的时候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特别紧张，当时很多人还在上学，也没有电话，所以开讨论会就让林一林骑自行车一个一个去通知。也没有什么地方去，有时候就到公园的草地上进行，有一次我们在广州火车站对面的流花公园开会，管理人员还来问在干什么，我们就说来参观。
开始参加活动的成员就有五十多个人，是当时所有艺术群体中最大的。后来我们觉得老这样开会也不是办法，就去找当时的中山图书馆馆长，我们每个月租他们的会议室搞一次学术研讨会，一个月使用一个下午，租金是50元，这样我们才从地下转到地上，有了座位、麦克风，当时就是很好的条件了。所以我们的研讨会吸引的人更多，讲的话题从电影、物理学、艺术都有，还会把讲稿打印出来给听众一起讨论，从1986年下半年到1987年年中，每个月一次，有时候几百人挤来听，爆满。
但是到1987年四五月的时候，一次研讨会结束后有人找我说我们这个研讨会不能办了，我也没办法，就和主要的成员说今天晚上有事，大家聚一下。晚上我把不能办的事情说了，大家都感觉很悲壮，把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全部买啤酒喝，都喝醉了。我当时暂时停止活动，但是实际上等于解体了，因为没有讲座，等于没有活动了。不过，我们和中山图书馆谈好的租金其实一直没有还过，等到后来我挣钱要还，馆长说不用还了，当时还是有很多人帮助我们的。
为筹备实验展差点卖血
筹备实验展的时候我提出把几张画挂起来没有意思，要做就要做新的探索，可以集体做一件作品，每个人提一个方案，结果他们认为我的方案比较好，所以就实施我的。我提出的是一个表演或者行为艺术的方案，就是找民族歌舞团、艺术团的演员来做几个基本动作，爬、跑、坐等等，几个人来做几个动作片段，把人全部涂成白色，像几个石膏人在蠕动一样。
办展览缺钱，我就带19个人一起到广州市供血中心，想卖血挣钱，我以为血很贵，一个人卖200CC、300CC，钱就差不多了。到了以后发现没有开门，但是门上有卖血的价格，我一看100CC才二三十块钱，我就说既然这么少，干脆回去吧。后来到建院领工资的时候，我就讲我们为了办展览要卖血的事情，说得特别悲壮，陈院长也挺感动，他说你需要多少钱，我批给你，我说差不多3000元就够，他真的就批了，我当时恨不得跪下去感谢他。
场地是中山大学一个废弃的礼堂，我们清理垃圾就花了一个星期，还自己在墙上画背景。为了做音乐，我和陈邵雄找广东电视台的朋友帮忙，门口的警卫不让进，我们就说我们是珠江电影厂的配音演员，朋友接我们进去以后就把各种音乐拼接在一起作成杂音配合使用。展览还用一种特殊的灯泡，六个小时就会爆，一个灯泡就两三百，结果珠江电影厂的朋友直接拉来一车，说你们随便用吧。
展览之前又是林一林满城去贴海报，所以当时来的人很多，1986年9月3日因为是星期五，所以还有学生偷偷爬墙出来看这个展览。展览从早上十点开幕，连续两天每天表演两次，一共四场。当时有美院画画的老先生来看，还说了句“好，这就是神秘本身。”
当然也有人说不好。
在南方艺术家沙龙办不下去的时候，我已经欠下了3万块钱，后来我干脆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朋友介绍我到一家建筑装饰公司去，一做就是两年，把钱都还了，但是这期间没有做什么艺术创作，也就是装修的活儿。后来我出国了，林一林、陈邵雄、梁矩辉又组织了大尾象艺术小组，这已经是个艺术团体，和南方艺术家沙龙不一样了。
口述：王度
采写：本报记者周文翰《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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