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省农村，名目繁多的“随礼”让农民不堪重负，大排筵宴的浪费更是触目惊心。“今天我随出去多少礼金，明天我想办法捞回来”成为许多农民心照不宣的“小九九”。人情消费陷入“怪圈”———

　　近些年,“宴席厅”在我省许多村庄里相继出现。所谓的“宴席厅”，就是村里人办事儿招待来宾吃喝的地方。它们大多没有营业执照，也不交税，其实是黑饭馆。“宴席厅”是农村吃喝风、“随礼”风的物化标志，农村人腰包里不多的钱就在推杯换盏中浪费掉了。

　　农村“随礼”支出远超城市

　　4月16日，是巴彦县兴隆镇某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某的女儿出嫁日。全屯近200多户人家大都接到请柬。村民们说，接到请柬的农户，无论穷富都得去，因为家里有个大事小情，还需李书记关照。

　　并村前李某当了20多年村党支部书记，资历很深。吃喜酒的地点定在屯里的“宴席厅”，收礼钱的人也在那里。“随份子”，是吃喜酒的人务必牢记的一条。按照当地规矩，礼钱30元打底（碰上李书记这样的人，30元有点儿拿不出手），一般50元，再多一点儿一二百元，上不封顶。村民说，婚礼来宾不少，摆酒席30桌以上。

　　“随礼”本是锦上添花的事，通常情况出于“随礼”人自愿。可是该村几名农民前脚随上礼钱，后脚就“举报”此事，人情债的重压早已让他们难以承受。

　　村民刘某说，他去年“随礼”共花费人民币近5000元。刘家五口人，以种地为家庭主要收入。该村人均5亩地，去年每亩纯收入150元。显然这笔“随礼”钱对他家来说是个巨大的开销。调查显示，哈尔滨市区居民每年“随礼”钱超过2000元的在少数。虽然我省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但是在“随礼”钱的绝对数字方面，农民却远高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

　　农村“人情债”名堂多

　　在兴隆镇建华村，让人“随礼”的由头很多，婚丧嫁娶最为常见，其次为生小孩和“树房架子”（盖房）。婚事类收礼可分解、衍生为三次。在该村，家里如有进入婚龄的儿子，那么他的父辈可以以他为由头，“派生”出三次收礼机会：一次是定婚，一次是结婚，一次是生小孩；丧事类收礼可分解成两次，家里有老人故去，那么以死者为由头，可以“派生”出两次收礼机会：一次是出殡日，一次是死亡三周年忌日。

　　“随礼”者为亲戚、朋友和邻居。村民周顺昌去年随出最大的一份礼金，是400元。

　　农村人认近亲的同时，又不疏远亲，也是“随礼”繁多的重要原因。这与农村生产方式单一，生活变化缓慢，择偶、迁居范围受限所致。所谓“七大姑八大姨”多聚于本县邻近乡村，平时互通声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家族凝聚力在农村仍不可小觑，甚至在一些地方有加重趋势。比如在一些村民意识中，同一个大太爷下的同姓叔伯兄弟，亲缘关系很近。同姓叔伯兄弟家里有个大事小情，自然不能不理，“随礼”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随礼”陷入恶性循环

　　巴彦县某村村民老周的儿女都出嫁了，也都生小孩了。他今后只有往出“随礼”的份儿。只出不进他不甘心，正琢磨着找个由头请客，把随出的礼钱捞回来一些。

　　像老周这样心理逐渐失衡的人很多。心里不平衡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把礼钱交给人家后，全家老少齐出动赴宴，有的人家赴宴，扶老携幼多达五六口人之多。虽然他们觉得“吃不回来”，不过多几张嘴去吃，至少能够挽回一些“损失”。

　　在农村“人情债”随时发生，相互“随礼”何时能休？村民老张很无奈，他说自己对此毫无办法，就是硬着头皮也要随礼。办事儿的人家把“随礼”的人名记入礼单的。如果不“随礼”，你的姓名自然就未“登记在册”。今后你与人家如何抬头相见？人家会记住你的这次“失礼”。这样你会连睡觉都睡不着！

　　反对吃喝风，党员干部要带头

　　“随礼风”的陋俗加重了农民负担，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绊脚石。许多农民对此切齿痛恨，但身在局中苦于无法摆脱。他们热切希望农村党员干部带头反对“随礼”，反对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带头树立节俭作风。一些农民建议，应对那些大操大办，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农村党员、干部做出行政、纪律处分。

　　农民郑某讲述了他所在乡镇发生过的一个真事。几年前，某县某镇主管农业工作的副书记，在一次酒席上突发急病，不治身亡。由于此人生前人缘颇好，镇领导下令全镇每个村集体都要为镇长办丧事“随礼”。镇里一把手有令谁敢不听！全镇每个村委会“随礼”多则2000元，少则1000元。办完丧事不久，郑某一位在当地信用社工作的亲戚，曾亲眼看见副书记的遗孀在那里一次存入了6万元。人们推测，这笔存款很可能来自那场丧礼。

　　许多村民希望当地党委、政府在消除以上陋俗方面能够有所作为，积极对之干预。村民刘某说：“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带头整（指收礼钱，大操大办）。”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应该制订具体规定，对于公然大操大办，请客收礼的党员领导干部严肃处理，扼制此风继续蔓延。（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