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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桦先生近照
（一）
派到澳门4年了，虽不敢说对这座小城已了如指掌，但常常不自觉地有一种“前辈”的优越感。然而，生活却在不时地教训自负者。
今年元月初，我的新书已交由印刷厂付印。一天，书的责任编辑廖女士突然来电话：“印刷厂认为‘效尤’一词词义恰好用反了，希望能与作者商榷。”
放下电话，赶紧抱起案头所有的辞书、词典查了个遍，结果证明，的确是我用错了。
对于一个做了30多年编辑、记者的我，这真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我不得不硬着头皮给廖女士回话：“是我用错了，请按照校对的意见改正，并向这位校对表示深深的谢意！”
这之后，心里老惦着要去印刷厂，见识一下这位“一字之师”。
（二）
临到过春节的前两天，廖女士来电话通知我：“明天上午印刷厂给你去送书，请在办公室等候。”
第二天上午不到10点钟，楼下传达室来电话，说是有人送书来了。我急忙向楼下奔去，只见一位老者已在大堂候立，一见我，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送来的1000册书，共五大纸箱，每只都死沉死沉的。盛年的我拼足了劲也只能挪动几步远，更甭说这位华发苍颜的“送书工”了。我急忙找来同事帮忙，一阵手忙脚乱才将书箱搬至楼上。一边搬运一边心里在叨咕：印刷厂怎么能派个老头儿来送书。
把书箱收拾停当，“送书工”很谦恭地递签收单要我签字。我一边签字一边随口问他：“您多大岁数了？”“八十了。”
他看上去不过七十上下，身材匀称，面色光润，一双深邃的眼睛，浸满沧桑和岁月印痕。
“您在印刷厂做什么工作？”我好奇地问。
“印刷厂是我开的。不过，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他缓缓地回答。
“印刷厂是您私人开的？”我追问了一句。
他笑眯眯地点点头，歉疚地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名片，我写一个联络地址和电话给你吧。”
接过纸条一看：嘉华印刷公司，刘桦。
（三）
转眼过了春节，应酬极繁，名片告罄。
我倏地想起刘桦——刘老，何不去他的公司印制名片。刘老一接电话，立马赶来取名片清样，仍然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他仔细看完名片底样，又问我要用什么字号，排什么版式。我心里暗道：“对待顾客有这么一份至诚热情，岂有做不好的生意！”
临别，刘老送我一本他的新书。我双手接过书，一看——《鼓枻沧浪》，冬春轩著。
“您就是冬春轩呀！”我几乎惊叫起来。
自抵澳门起，《澳门日报》的副刊，是我必读的选项，几乎天天不落。而每天的副刊左上角都登有“冬春轩”的随笔，每篇五六百字，谈雅古之训，解奇僻之字，论天地人和，议忧喜利弊，真是开卷有益。特别是文体独特，熔诗、文、词于一炉，充盈书卷气，更为我所钟情。
我突然悟到，“一字之师”就是眼前这位“冬春轩”先生！一股血流涌上心头，我感到难以言说的震撼。
（四）
刘老，澳门文化圈的人都尊呼其为“冬翁”，他出生于1926年。
他出身贫寒，从番禺辗转去香港，到越南，最后，一直漂泊到金边。先后做过陶瓷店杂役、搬运，当过挑夫、小贩，办过卷烟厂，卖过火柴，当过铸字工……社会底层的五行八业他几乎都干过。
后来，他进入金边一家华文报纸当编辑，再后来任一家午报的法人，前后在报馆磨砺了20多年。这期间，他拼命读书，养成了很深的学问，还练就了一支“巨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尤其在驾驭诗词格律方面随意自如。
1970年，受柬埔寨那场战乱的打击，作为华侨的他不得不携妇将雏流落到澳门。
（五）
在澳门30多年漫长的岁月里，他从事过的行业有塑鞋制造、楼宇建筑、石矿开采和混凝土工业，其中以印刷这老本行历时最长，打从他50岁起一直做到如今。
在厂里，他独挑排字制版工作。在照相排字机旁，永远放着一摞辞书，凡遇到自己不懂的字和词语，笃定要查个明白，天长日久，积累了不少知识。他很有心，把这些集纳到一块儿，编了本书，起名《雕虫集》，作为校对工具书。
后来，有人推荐给《澳门日报》副刊发表，文章一经连载，读者均为作者“活字典”般的文字功底所折服，《澳门日报》更是挖掘出了一个专栏作者在副刊上先后为他开辟了《次文化斋》、《摩登屑玉》、《笔雯集》等多个专栏。
从此，刘老重入文坛，以“冬春轩”为笔名写作，一发而不可收。近十年来，他在《澳门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竟达300多万字，也就是说，这300多万字都是耄耋之作！
细读他的《世说新声》等文集，心头别有一番滋味，有人生的许多体味。作为一个人，刘老大半生都处在社会的底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中；但作为一个胸藏万汇的智者，他又处在社会思想的最高点，追求着人生的至高境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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