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或关，这是个问题：评介美国关电视机运动

　　冯建三，台湾台北市文山区11605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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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学人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的传播思想在西洋已经复苏十余载，踵继其后，最近这几年，这股风潮在何道宽教授的努力及出版社的投入之下，也开始大量且快速地进入中土。

　　这个知识散布现象颇有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是不是麦克鲁汉的形式及技术决定论的说法，暗和当前美国及中国的某些需要？因此其论说并不人亡而学说止息，并且反倒有兴旺的样子。

　　麦氏的名声鹊起于1960年代，电视从边陲晋身美国优势传媒，麦氏频繁出现在电视，给予他「许多免费曝光的机会」而成为「大众偶像」， 这也许是部分动因，让麦氏翻转了他的「启蒙导师」师殷尼斯（H. Innis）对于电视的评价。在殷尼斯眼中，代表了美国媒介帝国主义的电视，到了麦克鲁汉笔下却成为地球村的象征。麦氏认为，人们对此「不可避免的事务」，合当抱持「莫名欣悦之情」。对于美国来说，麦氏说法比当年更有实质内涵。若说四十年前拥抱电视有利于美国获取意识型态的利益，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影视…等意识产品的输出，更是为美国夺得仅次于军事武器出口的经济利益。中国则在历经20余年的经济与传媒改革、以及拥抱入世（WTO）之余，对于如何通过电视对外传播国力及形象，是有可能多了几份期许，也就是在有了国际的经济地位后，中国自然对于自己在国际的文化位置，会有相应的想象。2002年起，北京容许美商时代-华纳（Time Warner）与新闻集团（News International）公司的频道在广东落地，换取央视频道通过前二家公司的安排，进入美国的有线电视系统，以及稍后经济学家胡鞍刚等人对于大国传播力量的热情分析， 应该说是在这个背景下，意有所指而浮现的积极反应。

　　其次，麦氏最为人们熟知的两句俏皮话，就是「媒介就是讯息」、「媒介就是马杀鸡（按摩）」。粗略言之就是，放在长远的眼光（比如，数十年、百年，）媒介本身（也就是技术的形式）具有莫大改变人们感官及认知的能力，至于媒介所负载的内容是些什幺，相形之下，仿佛就没有那幺重要了，既然如此，人所设计的制度是些什幺，并不是太要紧的话题。假使仅依常识理解，这样的话语再奇怪不过，内容怎幺会不重要呢？单是负面报导还是正面表扬，个中区别及其意义，再清楚不过了，老妪能解。这就让人没有办法弄清楚，到底麦氏卖啥膏药，竟至有这样的话语，且传颂者如此之多。不过，麦氏这些说法招惹的科技与形式决定论之指控，确实是历久不衰，这也是何以他的忘年交李文森写下「数字麦克鲁汉」时，不得不多处为其辩护，说麦氏其实还是很重视内容，麦氏也根本不愿意多谈未来（不谈未来，也就是未来不可知，于是也就不是决定论了）。

　　当然，同样的人名「麦克鲁汉」、同样的概念「技术与形式决定论」，放在1960年代与21世纪初，其内涵可能还是有些差别的，甚至也不无相反的可能。比如，我的怀疑是，当年麦氏的乐观昂扬，可能带有比较多的「选择」成分，是冷战炙热过程中，不同阵营还在较劲，谁输谁赢还在未定之天，此时的技术决定论，俨然也就是人「选择」了制度后，再由技术决定。如今则刚好倒过来，这是后冷战的「历史已经终结」，人力不再可能改变社会的性质，眼前的乐观变成是对于技术条件的信仰，认为技术不但会继续日益精进，并且也可以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只要让技术「自然」运转而不受人力的阻挠。

　　对于当前世局，这个意义下的技术决定论，究竟与「关掉电视机」这样的活动，有些什幺关系呢？可能是有的。

　　全世界第一个「关掉电视机」的定期活动，起源于1994年的美国，至今已经举办十二届，为期都是一周的「关掉电视，开启生活」（Turn-off TV, Turn-on Life），均在每年四月实施。 为了什幺而关机？在美国，关机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不是改革电视的手段。它认定电视这样的技术形式带来了莫大的问题。推动这个活动的社团认为，人们应该把看电视的时间（美国家庭电视机平均一日打开的长度是七小时四十分钟，其中，一个人平均一日看四小时），用来转为从事其它活动。1994年，这个组织列了51种活动让参与关机运动的人参考，到了2005年，他们不但发展到了101种，并且还逐月 建议该月可以特别从事的个人或团体活动（如拿出家庭相簿，回想一下家族史；听收音机；参观动物园；写信给朋友或亲戚；学习烹饪、植花莳草、园艺；开始写日记；想一则故事写下来…等等）。推进这个运动的人似乎有个倾向，他们对于商业或非商业、制度与否，好象不怎幺特别在意，他们要求者，只是在于美国人应该减少接触电视这种有害身心、恶化了人际疏离且使人们退缩的传媒。我们从该活动所提自问自答的十个问题之一，可见一斑：「电视都不好吗?收看公共电视频道不好吗？」他们提供的答案是：「所有电视都是被动、让人久坐不起的。大多数人会一出接着一出看下去，而不是只看一个节目就罢手的。关机运动就是不要参加者再去判断什幺是好节目，什幺是坏节目，而是要使人集中心力去发现、去参与，去动手。」

　　对于新技术、新传媒「本身」，特别是对于声光俱全的电视之厌恶，由来已久， 就这个角度来看，以「关机」为目的、以之为一种深沉的抗议，并不新奇，也不特殊。比较有些意思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不从「制度」层次，而只是从技术本身来传达人们对于电视的意见，在美国可能是比较发达的，相比之下，要求改变美国电视（及广播）体制的力量与社会运动（比如，要求要有平衡的广电产权结构，甚至要求以公共经营为主而不是私有利润挂帅），在历经1920-30年代的失败后，一直要到2002年「自由传媒学社」（Free Press）成军后，才告卷土重来。 在部分美国学人眼中，举世最为可取（当然，是相对的意思，不是说其表现已然完善或没有重大瑕疵）的广电制度，从而其广电节目的表现比较符合民众的娱乐、信息与教育之需要的是英国， 却一直反而存在着声浪，要求更加完善或扩充其公营广电体制的组织。

　　然而，美国的有识之士难道不能察觉，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内容所展现的技术形式，诚然是有些问题因技术形式使然而存在，但也另有一些更大的范围，问题与其说是出在技术形式，不如说是技术赖以运作的制度？应该不是。那幺，究竟是什幺道理，以致于要求改变美国电视的营运动力（利润挂帅，并且归由私人支配）隐没了六、七十年，到了三年多前才再次大规模重新出现？另一方面，摆脱电视这种「技术」的诉求不但不绝如缕，并且更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扩大为更大规模的关机运动？

　　作为一个移民及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度，美国相比于欧洲，具有不少特点，包括主流政党欠缺社会主义传统。这个性质似乎只能眼睁睁地坐视资本集团的统治更为紧密，表现在电视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就显得无法拉高层次。这里是说，资本积累的压力在美国太过强大，于是造成大多数生产工具（包括传播工具）注定是、也必然只能是私有的律令，是以，改革者最多仅能在有限的电视节目方面之微小改善，作作文章。除了这个背景因素，另一个造成美国改革社团的「政治无意识」（不认为他们有能力要求其政府，对电视的产权及财政结构，提出重大的改变规划）的原因，可能是出在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身上。这个举世知名的电信与广电传媒管制单位的表现，让美国想要改革电视的人，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

　　美国学界对于FCC不表信任，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如曾经担任FCC首席经济学家、于1980年代走访过中国的史麦塞(Dallas W. Smythe)在1950年代就指控，FCC已经沦落为私人产业的「钦定工具」。 到了1960年代，FCC主席丹尼（C. Denny）在离职后六个月就去担任他的规范对象，也就是全国电视网（NBC）的总裁，薪水是原职的三倍。现任的鲍威尔(Michael Powell)在第一任期间，也就是1997年底至2002年，接受了媒体集团8万4921美元、共44次的旅行招待。他又在2003年6月放宽单一财团所能持有的媒体资源上限。 历任FCC主席当中最为知名、贤能的主席可能是米诺（Newton Minow），他在1961年对业者发表了「荒原讲演」（wasteland speech）。 这是电视批评与愿景的里程碑，也是美国二十世纪百大讲演之一，他说，美国三大电视网在1960年的毛收入是12.7亿美元、税前利润是2.4亿，获率达19.2％，但「你的产业获利良好，我有信心。但对你的产品，我不敢恭维」：美国的电视「是贫乏不毛的荒原大漠…」。又过了四十多年，至今美国电视并没有更好，而应该说是更为不堪了，这就使得许多美国人忍无可忍，他们在2004年夏天对「福斯新闻频道」提起了诉讼，要求司法单位取消该频道使用「公正与平衡」作为商标的权利，因为福斯的新闻实在是「误导视听、欺骗大众」 。美国的娱乐节目则充斥着主持人「自豪地」表示，看的人够多，他就可以大谈特谈「我和我太太所有姊妹上过床」、「我男朋友在拉皮条」，然后台上台下互相叫嚣，至于诱使来宾在电视暴露隐私，事后造成当事人自杀 ，只好是牟利过程的失误。

　　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植基于历史积累而来的超稳定结构，使得私有产权体制原本动摇不易。由于有这个背景，加上权大但不能依据公共利益而有效管制电视市场的的政府机关FCC，可能是使得很多美国人「哀莫大于心死」的重要原因。但人心是不会永远死寂的、是会苏醒的，具有良知的美国人士在2002年后，也已经发动了传媒（其中最重要者仍是电视）结构的改造运动。他们的努力是不是终究会有些成绩，是不是能够与「关机」运动社团产生有机的连结，使得「关机」是目的，却同时也是「策略」、是改造电视（产权及营运动力之）结构的策略，除了得继续观察之外，我们应该在此先行表明，假使关机只是目的，不但目的无法达成，也将另外纵容或恶化特定制度之下，电视的反民主后果，这特别是会使得民众当中的低收入、高龄与儿童等背景的观众，因为不能从电视节目中，稳定且持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内容，以致等于是被排除在合宜的信息与娱乐环境之外，等同于遭到了歧视了。

　　首先，虽然社会总体看电视的时间很高，也在持续增加， 但难以否认的是，即便没有关机活动，社会上早就存在为数不少的「关机」人口。不过，这类关机的人，动机有别。其中一类人是在有选择的条件下，刻意选择不看；另一类人则在没有选择下，被迫不能观看。造成这两种关机人的原因，虽然有主动与被动之分，相同的是，他们尽管不看，但电视对于他们的影响，无论是正向还是负面的，都同样存在。这是因为，这些人虽然不看，却还有更多的人在看，前者与后者这两种人必然还是有所往来，必然间接地通过传媒所设定的议题与社会氛围，隔空产生互动，或是直接面对面谈天、聊天、谈事情，谈很多私人的或公共事务的话题而在生活中互动。于是，就这个层次观察，不看电视的人等于是由看电视的人设定了大家所必须共同面对的社会话题与文化水平…等等。不管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主动的选择，关机最多仅能在特定时刻使关机的人免于受到电视的干扰，但长期来看，这样的独善其身除了有所不能外，等于是让对于自己势将产生影响的传媒环境，拱手让人决定了。

　　这里并不是说，人们不能通过主流电视以外，找到更能符合自己需要的电视节目。事实上，主动选择关机的人，多少已经自力救济了。有位朋友是这样说的，由于这段话相当传神，就请容许我多引用一些：「我在大学里教学生不要浪费生命在一个沉沦的大众媒体所制造出来的信息垃圾当中，我也大约从一年多以前就停订有线电视频道。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不但没有抗议，而且很高兴一年省下的钱可以买很多Discovery与宫崎骏的精彩光盘！虽然家里唯一可以看的电视就是从公寓顶楼天线接收的三台半无线电视（半台是收讯不佳的公视），不过，好象也没有损失什幺对于生命或社会有价值的讯息。」 读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不满意台湾主流商业电视环境的人，类如这位朋友与笔者（我自己从2002年就不订有线电视了。我们都是俗称的中产阶级与知识阶层），我们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宽裕，工作形态比较容许我们以较多时间与子女互动，容许我们引导年幼子女看些要另外花费才能观看的节目。简而言之，我们因为有收入及时间的优势，不但自己，而且也能让家小在每一天若干时段（就说两三小时吧），无须接触饱受广告牵制的节目，也不用接触这些为迎合最大收视习惯公约数所制作的节目。但是，看完了这些节目，看完了这些我们另行付费购置的光盘等影视节目之后呢？我想，我们终究还是不能离群索居，我们置之不理的电视，以及影响电视产生这种表现的动力，还是兀自运转，这就使得我们多少有了无所遁逃之领悟了。

　　更为值得提醒的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进程中，「旧」广电科技的重要性很可能因为所得分配的日趋不均衡，以致其影视娱乐与信息的供输价值，势将更加突出。这是说，高或中所得民众因有余裕，使用数字、DVD、按片按频道付费等新科技的可能性，远大于中低所得，（影视）文化消费的双元结构，以后将更明显。假使所得分配持续恶化或是重分配效果低于经济成长速度，那么，通过电视造成的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境遇，未来会比现在严重。因此，假使关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做为改善电视环境的策略，那幺，即便是救赎，得到救赎将只能是中上阶级：

　　「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这群人，一般说来，比起社经地位较高的人，在更为容易疲倦的工作条件下，工作了更长的时间。除此之外，每当收入增加，文化财的消费与文化活动的参与，无论在范围上或数量上，都是随而增加的，唯一的例外是收看电视．．．社会上，低收入的一群，有着高阶的电视消费，原因可以归诸他们可以自由运用的预算，有很高一部份是花用在电视机与．．．（相对来说，等于是固定的投资）。只要有了这笔初步的投资，其后的消费可说是分文不付的，这样一来，低收入的阅听人，也就变成了电视的俘虏了。」

　　更为夸张或让人不忍的还在于，中智、中产阶级时而选择去除的、宛若恶灵一般的电视，有时是偏远 、中低阶级或农民工求之犹不可得的日常生活之「良伴」。 比如，曾有报刊发表文章， 要求北京市政府将入京工作的200万「农民工的精神需要当作一种权利」，因为农民工「就像生活在孤岛上…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其中更有些是看电视都不可得。还有些哀戚的情况是，由于农民在乡村看的是服务都会区富裕观众为主的电视， 使原本已经难以在家乡发展的农民，在走向都市时，凭添了不切实际的想象，致使悲剧至今仍时有所闻。比如，<<南方周末报>>（2005年7月14日）的主题报导是「新生代民工的城市梦想」，主人翁阿星所表征的乡村居民。阿星「从小就接受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电视的熏陶...到城市打工...已经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但也因为在都市「看不到希望。焦虑感与危机感深重」之下，有些农民工走向了黑色会，度过其难以光明正大现身之日，有些则如同阿星，在日常工作所遭遇的百般困顿之际，冲动后杀人。

　　据说，1989年以后，历史就终结了，后现代的全球化逐渐取得了主流论述的上风，世界不需要有本质上的改变了、也不可能改变了，人的宏愿不再可以依靠，人的信心徒然招惹讪笑。也许，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乐观而遭人理解为技术决定论的麦克鲁汉之卷土重来，再领风骚，可以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观察。美国的关电视机运动表面上与麦克鲁汉对电视地球村的拥抱，背道而驰，然而，从另一个侧面考察，若说双方都是轻视人之改变制度的能力，而专在技术之形式作文章，似乎并不为过。「关电视机」不能是一种目的，最多，关机可以是一种策略，目的在于让电视更能够符合人们的需要，而不是弄得我们陷入在『娱乐至死』的傻乐，五色令人目盲的茫然无知，或弄得我们失去了人际互动的能力。关机如果是目的，除了忽略了人所设计的电视制度，才决定了技术的命运，它也忘记了电视在当前制度下所具有的阶级-城乡-年龄等等的属性。关机对于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的任务，关机因此只能是一种策略，目标则是要求人们共造合适的电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