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教育十四年
身心伤痛七十载
在哈市,很多老人至今还都清楚地记得,从1931年到1945年,他们在中小学里经历的那一段压抑而麻木的日子。 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没有让他们留下多少文化的储备,反倒让他们对成长期充满了阴暗的回忆。当老一辈人把这段历史讲述给后辈人时,一辈辈的哈埠人也铭记了民族尊严的意义。
提心吊胆去受罪
衣荣今年已经80岁了,原是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的党委副书记,伪满时期,他在五常县国民优吉小学校上学。在他的记忆里,学校里的日本人都是小个子,都凶凶的,看谁不顺眼,不管是什么场合,上前就会一顿扇嘴巴,大家天天上学都像是在做噩梦。
衣荣说,那时国民优吉小学校有十几个班,一千多名学生,校长是个说了不算的中国人,副校长是个留着小胡、矮矮的、口气生硬的日本人。取消了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每周就上日语、满语、算术、美术四门课。日语课上,要求大家一律说日语,其中有专门的“建国精神”教育,主要就是灌输“日本亲善、共存共荣”思想。
学校的各种活动也都渗透着奴化教育的色彩。“朝会”上,全体师生要升伪满“国旗”,唱伪满“国歌”,面向东南日本东京皇宫方向给日本天皇敬礼,深弯腰90度,即所谓“宫城遥”。还要面向西南伪满国新京帝宫方向给皇帝溥仪敬礼,深弯腰90度,即所谓“帝宫遥”。这些仪式结束,全体师生齐声背诵《国民训》,做“建国体操”,完毕之后,才能进入教室上课。
每天早晨“朝会”集合时,日本教师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都会拎着教鞭挨个教室查看,发现学生行动迟缓或躲避不参加的,轻者给你一脚,重者是一教鞭,再一耳光或一个绊子把你摔倒在地。大家要一个跟着一个地排队走,队伍里经常就会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学生。1935年5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为了报答其主子,访日归来后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要求国民必须与日本“一德一心”,每校一份。每周一都有周会,校长会毕恭毕敬地把溥仪的诏书举过头顶捧出来,领着大家进行诵读。
不管在校内或校外,见到老师或高年级同学都要敬礼,否则就会挨打,弄得大家跟木偶一样。上课时,督学的日本人就坐在课堂里,谁的日语加入了汉语,或有对日本文化不恭敬的地方,就会马上被拉到师生面前暴打。那时县里驻扎着日军的一个完备队,1940年到1942年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高年级同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可是没有多少天,有两个人就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
当时在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学校地图上,已把朝鲜、中国的台湾、旅大划入日本的版图,将东北划成附属国,将河北、山东、江浙一带划入日本势力范围,显示出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但到1945年前,学生中就已经流传了这样的话:日本话不用说,再过两年用不着。
这之后不久,国民党军队派出飞机进行轰炸,五常国民优吉小学校便彻底崩溃瓦解了。
饥寒交迫胜囚徒
刘淑君今年76岁,是一名普通家庭妇女,伪满时期曾在绥化文庙小学校上学。
在她的记忆中,日本人统治时期的同学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尤其是大米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吃,吃饭前还得先拜日本天皇,后拜满洲皇帝,再用日语背诵“国民训”,最后还得用日语说一句:“蒙受赏赐了”,吃饭还有时间限制。
张春慧今年83岁,伪满时期曾在宁安国民高等学校上学。她说,刚入学的头半年,每周还能吃一次白面馒头,后来就顿顿吃整粒陈包米煮成的饭,而且每天只有早晚两餐,每餐只给一碗,几乎没有副食。入学的头半年虽然没有肉和油,还能吃到用盐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青菜,但是因为常吃用盐水煮的老芹菜,以后多年一闻到芹菜味就会丧失食欲。
按照日本人的规矩,进教室必须换鞋,不少同学没钱买拖鞋就只好光着脚。日本教师有时还命令学生到走廊或雪地里集体罚站,光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不准动弹,时间不长就冻得钻心地疼痛,直至失去知觉。在雪地里虽然可以穿棉胶鞋,但是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也很难坚持10分钟。
张淑琴今年81岁,伪满时期曾在哈市的国立女中上学。她说,日本人不但从文化和精神上奴役中国学生,还从经济上剥削中国学生。那时女中有一个校办工厂,学生定期都要到那里去上“实践课”,其实就是当免费工人。“我现在还经常给社区的孩子们讲这段历史。”张大娘强调。
据记载,在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的14年中,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末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的旧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是一个为全面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做准备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38年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此时的教育是在日伪制定的新学制的体制下进行的全面推行奴化教育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是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的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强化时期。
从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开始,东北人民就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这场长达14年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和鼓舞,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国浪潮。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队伍,逐渐成为这一战场的主力,在白山黑水间与敌搏杀。
红色坐标
●东边道战场
关东军主要在这里讨伐杨靖宇领导的第1军独立师和王凤阁等义勇军。1933年7月上旬,3000名日伪军扑向老爷岭,王凤阁避实就虚,在南阳盆地歼灭敌一股小部队,而后又转入山林与敌周旋。10月,汉奸纪大作率军警200余人到大庙沟讨伐,中王部埋伏,死伤30余人。
10月开始,日军第10师团纠合吉黑伪军讨伐杨靖宇部,杨靖宇将独立师化整为零与敌周旋,11月24日奇袭了驻该地的伪军邵本良部第9连,一举攻占了三源浦。1935年
8月下旬,杨靖宇率部于柳河黑石头设伏,歼敌200多人。9月中旬又在金川县寒葱沟截击伪军,缴获了许多弹药和被服。
●土龙山暴动
在依兰县,1934年3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土龙山农民暴动,歼灭了由日军第63联队长饭朝吾率领的日伪军讨伐队100多人。日军疯狂报复,几日内就血洗12个村屯,屠杀居民1100多人。
暴动农民队伍转移到半截河一带,于3月12日成立了“抗日民众救国军”,谢文东为总司令。敌第10师团平岗部队前往讨伐救国军,在九里六屯遭到阻击,日军北川大尉以下死伤74人。1935年3月,土龙山救国军谢文东部等与赵尚志在方正会合,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联合军突袭方正县城,之后又东征牡丹江沿岸。
●春秋岭之战
1935年9月,鉴于老根据地被敌破坏严重,赵尚志率3军主力部队向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游击区。10月,赵尚志率军部及4、5团等共500余人,从珠河道南根据地向松花江下游地区远征,10月下旬与在大罗勒密一带活动的1团会合。
此时敌人的秋季讨伐已经开始,沿哈绥路沿线由南向北推进,并在松花江沿岸设点堵截。我军各部分别抗击敌人,3军2、3团仍然坚守在珠河根据地,但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损失较重。11月中旬,2团在春秋岭遭敌500人包围,团长王惠同和政委赵一曼负伤被俘。赵一曼被捕后受尽敌人酷刑,1936年8月2日,抗联女英雄赵一曼被敌杀害于珠河,牺牲时才31岁。
●三江英烈谱
1937年11月开始,日军多次向三江地区的抗联密营发动进攻。11月上旬,敌2000余人进攻七星砬子,抗联战士在战斗中谱写了壮烈篇章。次年3月,敌300余人向5军密营进攻,发生小孤山战斗,12名抗联官兵牺牲。小孤山改名为“十二烈士山”。10月,还发生了“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
21个月的时间,三江地区的8个军,有3个军(4军、8军、9军)完全解体,其他各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哈尔滨 东北抗日指挥中心
中国共产党在日寇入侵之初,就表明了坚决抗日的决心,虽然当时在东北的力量薄弱,但仍派人深入到义勇军开展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同时也组建了党领导的红色抗日队伍。那时,哈尔滨曾是满洲省委所在地,党组织也担负起“总指挥”的角色。
深厚的革命基础
哈尔滨是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就曾到过哈尔滨,并在东华中学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20年以后,李大钊、瞿秋白、罗章龙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相继来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党的革命活动家马骏也到哈尔滨从事马列主义宣传工作,并筹备建立党组织,领导了1922年初哈尔滨人民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反帝爱国运动。1923年中共中央派陈为人、李震瀛等来哈尔滨,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独立组。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抗日斗争的需要,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罗登贤担任省委书记。同年,杨靖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从此哈尔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
1933年,按照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先后从哈尔滨派出许多地下党员、青年学生、优秀工人奔赴抗日第一线,或深入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了大批英勇的抗日志士,他们的杰出代表有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赵一曼、张瑞麟等。
他们都曾在哈尔滨担任重要职务,坚持抗日斗争,在白山黑水、深山密林中,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许许多多的抗日志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建立抗日游击队
1932年6月,南满地区成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当年11月,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将队伍整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初又经整顿,由袁得胜任总队长,杨靖宇任政委,并逐渐发展到了300余人。南满的海龙游击队1933年初经杨靖宇整顿后,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
在东满地区,延吉、珲春、汪清、和龙也有4支党创建的抗日队伍,1933年春,东满特委组成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总计200多人,枪械80余支,并在4县地区建立了10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吉东地区,先后组成了绥宁救国游击军、饶河农工义勇军、密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1932年4月,党派周保中到宁安开展抗日斗争,5月,宁安中心县委组建了绥宁工农义勇军;1934年2月,周保中联合救国军柴世荣部等,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后宁安县委又组建了宁安反日游击队。
北满多处开红花
在东北,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到1934年已建成15支。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也较差,在当时的抗日队伍的总数中微不足道,但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纪律严明,个人的政治素质较好,为后来党建立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在哈尔滨所在的北满地区,党也创建了多支抗日武装。
巴彦游击队:共产党员张甲洲回故乡发动抗日,于1932年5 月组成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下设2个中队,200余人。6
月,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等人帮助整顿队伍,赵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模范队,8月攻下巴彦县城时达700人。1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团。
珠河游击队:1933年春,赵尚志到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任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败,赵等7人携枪到达珠河,在县委的支援下于10
月在三股流组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年底发展到70余人。1934年6月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委,辖3个总队及直属部队,共400多人。
汤原游击队:1932年10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帮助下,成立了“红33军汤原游击中队”,辖3个小队,由党团员40余人组成。不久受挫溃散,1933年1月重建,一度发展到60余人,又遭失败。是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3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由80人很快发展到600
余人。
海伦游击队:1932年夏,党派人策动伪军哗变,组成以顾风为首的抗日义勇军,编成1团,约200人。不久顾风牺牲,队伍瓦解。1934年春,党员孙玉久将义勇军“全友”队改编为海伦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
红色武装终崛起
1933年3月热河沦陷后,东北地区大规模的抗日义勇军相继失败或瓦解,总人数由最盛时的30万人(也有40万之说)锐减到7万人左右。义勇军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延缓了日本侵华的进程。
据日伪官方报告,自“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150多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的,平均每月50具。这个数字显然是日伪当局缩小了的统计,据周保中估计,到1933年上半年,日军被击毙总数就在2.5万人以上。
这以后,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开始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主力。
建立七支革命军
1933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满洲省委在5月和7月做出决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新策略,从而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相继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6军。
此外,活动于五常一带的“双龙队”自1935年春以来,经常与人民革命军第3军共同抗击敌人。1936年2月,在中共珠河县委和第3军的帮助下,将该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汪雅臣,所部800余人。
从1933年秋到1936年春,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和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发展到6000余人,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4大抗日游击区联成一片。党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团结各抗日武装,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走向一个新阶段。
“冲冲冲!我们是抗日的先锋,不怕你压迫千百重,我们要万众一心……要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抗日先锋》用《大路歌》曲调)
大事记(1938~1944)
●1938年
1月1日根据伪满洲国“新学制”,哈尔滨原初级小学改称国民学校,高小改称国民优级学校,原来的中学改称国民高等学校。从此,哈尔滨中、小学被完全纳入了殖民地奴化教育轨道。
6月30日 日本关东军将哈尔滨平房地区三屯、四屯、五屯等村约方圆6公里的地方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开始修建“食人魔窟”(七三一细菌部队)。
●1939年
4月1日 满铁收买哈尔滨航业联合会全部民股,在哈设立北满江运局,垄断航运业。
8月21日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视察哈尔滨。
11月23日 哈尔滨开始征收游兴税和饮食税。
12月1日 日伪当局禁止东北人民食用大米。私自食用大米按“经济犯”治罪。
●1940年
8月6日 南岗马家沟桥桥基土质泡松,有轨电车一线6号电车经过时,大桥倒塌,电车颠覆,死伤48人,造成交通惨剧。
10月28日 伪满第282号令公布,将双城县一部分划归哈市香坊区。
●1941年
5月6日
零时18分,绥化县发生大地震,道路崩裂,多数房屋倒塌,死伤百余人;地震波及哈尔滨市。哈市“有破壁颓垣等事故”。此次地震持续30秒,余震于零时21分5秒发生,持续5秒。
7月28日 因物价暴涨,伪满洲国发布《七·二五禁止令》,规定以7月25日为准,全部商品不准涨价。
●1942年
1月1日 哈尔滨专卖署对专卖品盐、面粉、火柴、灯油实施同一“通账”配给制度,向市民发放“通账”。
2月11日 日伪强令哈尔滨市民“捐献”“哈尔滨”号战斗机,在哈尔滨神社举行献纳式。 4月1日
哈尔滨市国民储蓄实践委员会成立,强制推行“储蓄”。
4月3日 伪市公署公布《哈尔滨生活必需品供应细则》。
5月1日 伪市公署强令征收金属、铜器,充作军需。
△哈尔滨代燃机工业协会成立(因汽油供军需,以酒精代燃)。
9月1日 伪市公署开始征收“市民税”。
●1943年
4月27日 哈市设置“矫正辅导院”,对人民进一步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
●1944年
2月4日 伪满洲国开始对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实行军事训练。
3月16日 伪满洲国决定本年度强迫人民储蓄30亿元,其中哈市承担1.8亿元。
松花江畔的文化抗战
“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八月的乡村》)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
这是20世纪30年代鲁迅盛赞萧军和萧红作品的言语,而二萧和舒群、白朗等在哈埠沦陷前期,通过创办报纸副刊,占领文化阵地,进行抗战,流亡关内后被称为东北作家群。此后,文化战线遭遇日伪当局的疯狂围剿,在他们离开哈尔滨后,哈尔滨的文化战线却也没有因之而变为一片白色,在恐怖的白色下,哈尔滨的文化战线仍然露出了一丝红色。《大北风》、《南北极》、《北地人语》等副刊由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骨干关沫南、陈隄等主办,因刊发诸多暴露黑暗现实、鼓动抗争的小说,被纳入特务鹰犬的侦查视线,1941年,制造了震惊东三省的“一二·三一”左翼文学事件,“大北风”作家群大多被捕入狱。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哈尔滨是一座血荐轩辕的英雄城市。日伪统治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文化战线上的呐喊与搏杀尤为悲壮、酷烈。
沦陷之初,道里新城大街东南角牵牛花盛开的俄式木结构独门独院内,聚集了一批以左翼作家为主的文化名人,吟诗作画,忧国忧民。房主人即画家冯咏秋。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常来此处活动,引领抗日宣传。共产党人金剑啸创办“星星剧团”,排练进步短剧。萧军、萧红、舒群、白朗、罗烽等都是骨干团员。
1934年,杨光华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哈,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亲手写了一首通俗易唱的《抗日先锋》歌:“冲冲冲!我们是抗日的先锋,不怕你压迫千百重,我们要万众一心……要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我们是抗日的先锋。”1935年,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在道里西四道街2号成立了革命团体口琴社。口琴队成员30余人,队长即共青团员侯小古,他不仅是位口琴演奏家,还是位愤怒的诗人。队员中如任震英、陈娟、金人等都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第一次口琴演奏会便推出《沈阳月》,公然抨击了“九一八”事变,引起轰动。1936年10月,第二次口琴音乐会又加上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于是日本宪兵队便下了毒手,逮捕了12名队员,队长侯小古为国捐躯。
“真如荒漠中涌出的一股甘泉”
左翼文人通过创办报纸副刊,占领文化阵地进行抗战,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光荣的传统。哈埠沦陷前期,罗烽、金剑啸在《大同报》上创办副刊《夜哨》,萧军、萧红、舒群、白朗、梁山丁等发表了大量进步文艺作品。这批抗日倾向十分鲜明的作家,在日寇越来越严厉的文化专制高压下,已无法在东北战斗了,便陆续流亡到关内各地继续斗争。
1937年,作为旧东北军的一个连长参加过哈尔滨保卫战的关力耕在哈尔滨松花江边警察街(今友谊路)西侧,开了一个卖食品烟酒的杂货铺,其长子关沫南时常帮助父亲办理一些事情。
当时的小杂货铺成为关沫南与爱国青年频繁交往的去处。当时哈尔滨的青年作家艾循、陈隄,流浪关内的王光狄(司马桑敦)等,常同关沫南聚在一起谈论对时局的义愤,忧虑民族的危亡。关沫南在一个书摊上,结识了卖书人王忠生。他经常在松花江边同早期东北作家三郎(萧军)一起练武,并接受了他的思想影响。关沫南在王忠生藏书的地窖里,惊奇地看到了不少革命进步书籍,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外著作。他如获至宝地借到手里,不分昼夜地阅读起来。
由于中共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这里就成为当时东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曾经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女共产党员关毓华(陈紫),公开身份是哈尔滨交通公司的车长,也经常到王忠生的书摊看书。关沫南同她相识以后,不断得到她的谆谆教诲,关沫南的政治思想很快成熟起来。在关毓华的倡导下,他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关毓华在南岗花园街5号和王忠生道里公园的住处,都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在当时的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开辟《松水半月刊》、《大北风》专刊,关沫南同艾循、陈隄、王光狄等人一起,陆续在报上发表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抨击愚蠢的敌人,顽强地表露他们爱国救亡的思想。
因《大北风》刊发诸多暴露黑暗现实、鼓动抗争的小说,如《面子与人情》、《堕车》、《生之风景线》等,被纳入特务鹰犬的侦查视线,但是冰城人则都是大快朵颐,赞道:“真如荒漠中涌出的一股甘泉。”
“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当局加紧了他们的血腥统治,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实行大逮捕。
1941年12月,关沫南一次外出归来对父亲说,他发觉最近以来每晚都有人跟踪他,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父母听了以后,很为他担忧。12月31日深夜,日伪特务一阵敲打闯进关家,5名特务一拥而上,指名叫关沫南穿上衣服,之后又将黑面罩戴在他的头上,不容分说推上囚车把他抓走。剩下两名特务留在关家,企图把那些来访的青年一齐逮捕。幸亏关沫南的家人偷偷出门,把来访青年一一挡回,特务的阴谋才未得逞。
关沫南被捕以后,先是被关押在哈尔滨秘密监狱“松花塾”里。这是一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是监狱的小黄楼,他在监狱放风时看见陈隄、艾循、王光狄等也被抓进来。关沫南的弟弟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大哥后来告诉我,他是听到附近传来的教堂钟声和电车站停车的声音里,判断这所监狱就在离我家不远紧靠中央大街的松花江边,是一所不可告人的日本秘密监狱。”以后关沫南和其余一些难友,又被送往伪首都警察厅留置场监狱关押。
就在关沫南被捕的第二天,1942年1月1日的《大北新报》又刊出他抨击日伪统治的文章《一九四二年梦语》:“在这说实话便要被视为傻瓜的年代,说老实话不如说几句梦话倒还轻松无碍”,“譬如他吃的虽然是饲鸡一样的谷子和高粱,而脸上却明明在做着笑颜,这就是说他并没有痛苦,你很可以为他的胃口和健壮安心。”他所有的作品都被日本特务机关搜集起来加以研究,作为惩办中国“政治思想犯”的罪证。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他揭露日本七三一部队的长篇著作《恶魔的饱食》中,有一节题为“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专门描述关沫南在狱中的遭遇,并向世人揭示了日本“松花塾”在哈尔滨秘密关押和残害国际反战人士的残暴罪行。
1945年8月,被日本侵占14年的东北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蹲了三年监狱又被判四年监外监视的关沫南,终于从敌人的魔爪中逃脱出来。他在刚刚解放的长春,一面寻找地下党组织,一面创办《新群》杂志,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争取祖国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时光流逝成往昔,最难磨灭是精神。
现住木兰县大贵镇太平桥屯的赵万金老人已经82岁高龄,他还能够清楚地记得63年前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大搜捕,两次大搜捕中,父母和大爷都死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在第一次大搜捕中,父亲赵贵、大爷赵富、哥哥赵万福被日伪军抓走。父亲被打死在木兰北大营监狱,大爷被打死在哈尔滨上号监狱。在第二次大搜捕中,母亲把赵万金藏了起来,日伪宪特把他的母亲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见此情景,18岁的赵万金跑出来抢救母亲,当场被日伪军抓了起来,并在监狱里一直被关押到1945年8月15日。而母亲在他被抓后的第八天含冤死去。
人物
●1938年
3月,中共佳木斯市委妇女部长张宗兰在哈被捕,年仅20岁。
10月,抗联第三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在原方正县老道庙与敌作战中负重伤不久牺牲。
11月20日,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在原五常县一面坡西南方错草顶子宿营时,被叛徒杀害。
12月,抗联第四军副军长王光宇在五常县九十五顶子山牺牲。
●1939年
2月8日,周保中率抗联第二路军军部直属部队、第九军、救世军部队到达方正县的陈家亮子附近,袭击了日本人经营的山元木场。
●1940年
7月21日,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率部队攻入原五常县冲河镇。
10月,抗联第三路军第六支队在巴彦、木兰、东兴及蒙古山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11月11日,伪哈尔滨警察局派叶永年等警察特务20多人参加日伪军警特机关联合行动,制造了“三肇事件”血案,破坏了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和9个抗日救国会,大批共产党员、抗联人员和平民百姓遭捕杀。
●1941年
1月29日,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副军长张忠喜在原五常县石头亮子与敌战斗中壮烈牺牲。
5月9日,伪哈尔滨市警察局实行“总动员”,300余名警察包围道外北七道街与五道街中间的“大观园”,对商贩、住户、客店等进行大检查,60多人被捕。
12月31日,伪哈尔滨警察局制造“左翼文学事件”,逮捕左翼青年作家关沫南,后又逮捕青年作家王光逖、刘国兴、陈隄等一批左翼文化人。
●1942年
8月3日,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到巴彦、木兰、东兴一带检查工作后,在返回总指挥部途中于青峰岭被敌包围,壮烈牺牲。
是年,日伪军以“经济犯”罪名逮捕同记工厂经理赵胜轩等人。同记工厂关闭。
●1943年
3月7日,伪滨江省警务厅调集哈市、双城、呼兰等地特务、警察和日伪军500余人,由伪哈尔滨警察局特高科长林宽重率领,到巴彦、木兰、东兴进行大逮捕(即“巴、木、东大检举”)。千余名爱国志士被捕,三县抗日组织遭破坏。
●1944年
2月,伪哈尔滨警察局特务科逮捕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兼黑龙江省党部哈尔滨交通站长王友忱、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张兴波后,引发伪治安部警务司统一指挥的“三一七”大逮捕,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全部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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