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电视上看到：上海一位有病的老人坐公共汽车，售票员前后招呼了四次竟无人让座，以至老人坚持不住不得不坐到地上。事后有政协委员建议给予公共汽车公司强制乘客让座的权力，还有人建议老弱病残座位必须“专座专用”。此后又看到报道，在大学图书馆、阅览室、教室里，考研的同学占座成风，用书本、字条甚至用自行车车锁、铁链子加锁的方式占座。由此，我也想到自己居住小区的最新动态：物业公司在地下车库给每个车位安装了地锁，购买了车位的业主可以在自己不在时，把地锁锁上，以防别人占用。

　　对这类事，我一直感慨良多。这些做法的思路是一样的，即要把每样东西都以权属或类似权属的方式固定下来。但是，我们这样“固态”地解决问题的时候，却发现空间更狭小了！

　　记得若干年前有一首歌叫“别挤啦”，刚听觉得好笑，后来就觉得不可笑了。因为“挤”、“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与此相对应，人们面对“拥挤”，想起的对策、招数，往往是使用强制手段，如上述事例中，有人“顺理成章”地出招，要给公交公司强制权力以保障老弱病残能够乘车有座。其实，即使假定强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也有个强制的可操作性、强制的成本问题。我们遇到的诸多“抢占”，考虑到成本和可操作性，强制是很难奏效的，比如公交公司如何强制人们让座？他们凭什么有强制的权力？也许，强制的结果是空间更加拥挤。

　　我们应当改变思路。西方的哲人说过，“法律不管琐碎之事”，法律“管”的是它不得不管的事。法律是有边界的，强制也是有边界的。法律、强制的边界之外，应当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能够起作用。这种社会控制手段首先应当是道德。道德作为一种没有物质强制力的手段，无法外在地强制人们服从，但是道德拥有强大的精神强制力量，因此当人没有按照道德标准行事时，会受到内心的谴责。而这种“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

　　良知既是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后天熏陶的。如有些善恶无须教育就能判断，但构成良知的许多道德戒条又需要不断灌输、培养、耳濡目染，才能在人的内心滋生成长。谦和、礼让，即使再加上些功利色彩变成：“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也是应当得到普遍肯定的善良标准。如果大家自觉如此，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不会再有人抢占座位，因为占了位子反而使座位不能流畅地利用；也没有人再把车位锁起来，自己不用时也不准别人用。

　　虽然道德教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决不能因此短见，将强制的界限无限扩张。法律只能解决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人和人的关系还需要许多法律之外的东西，如亲情、友爱、与人为善、宽容。

　　刘莘（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博导）《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