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的自觉群体化努力而不是外部行政作用，才恰恰是体现其“新”的地方，这种“新”意味着在农村需要展开一场迥然异于10年前“老样板”村庄脱颖而出的、调整产业模式与公共服务能力构造相整合的建设工作。

　　袁岳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已定，农村议题随即热了起来，现在许多的涉农学者、涉农部门、涉农人士把目光关注到这个问题上。与当初三农问题的批评性话题相比，当下的新农村议题更把焦点放在“建设”之上，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鉴于定义的清晰度还不够，当下的关注者把视觉集中放在一些传统的村镇建设标杆上去寻求答案，因此华西、小岗、南山、南岗甚至大寨等等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业化、城镇化、规模化经营中走在前面的典范村庄和“村中城”，就成为了许多人考察与研究的热点。

　　这些“村中城”固然有一定的标本意义，或者如果把达到这样的水平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象样式，也未尝不可以给人以一点启发。但是这些地方所拥有的发展时机、资源条件、村内政治生态、历史场景均不具备一般的推广意义，在这些老样板中推广“新农村”的目标模式与路径的做法值得斟酌。

　　任何一个社区包括村庄的发展，均应该是内生发展与外力支持的共同作用，按照我国村民自治机制所勾勒的图景，这更意味着一个村庄的发展更应基于内在资源、村民动员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还应建设一个更好的外部响应环境，来支持以内生发展为核心的村庄发展路径。

　　在过去一段时间，村庄在承包经济的基础上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但是村庄的公共生活空间多数退化，而尚余的村庄自治架构只有某些残留的行政管理末梢的作用，其本身的服务效能和针对村庄的公共服务机制极为薄弱。因此，未来村庄之所谓的社会主义特性，应重点在村庄公共空间的发展上下工夫。

　　这种发展可以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村庄外部的公共服务机制，这包括资助建设农村基础公共设施（如道路、公共娱乐场地、公共水利系统等）、新的公共服务设计（养老、合作医疗设施）及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试点。在基层政权中应建立更多的以社区发展与村庄技术发展、社区服务创新为取向的公共基金与社会慈善组织，支持村庄发展；在基层政权的代议制机构中吸收村庄中的公共服务积极分子，使其拥有合法正当的渠道寻求公共支持资源，而且乡镇选举应加大乡村选民对于选举公职人员的决定权与评价权。

　　其二，在这样的外部公共架构设计的基础上，在村庄内部应大力鼓励发展由村民及其中的积极分子自觉开发的社区服务行为与社区公共沟通（村庄的环卫、出外就业交流、村庄婚姻家庭事项、村庄财务、村内公共空间建设）；支持基于村庄或跨村庄的多领域的村民合作互助服务组织（治安、信誉、助残养老、关心留守家人等）的发育；支持大学生及其他外部志愿者进入村庄进行长中短期公共服务与社会工作；在此基础上培育与助长村庄中新兴的公共服务积极分子及公共人物，从而为村庄自治人才及村庄内外部沟通人才的优化、年轻化提供内生基础。

　　与“老样板”时代最为不同的是，今天中国农村的大部分村庄面临着年轻人外出打工、乡村镇初级经济机会减少、农村农产品面对着全球开放性竞争，这导致村庄的资源注入水平减低，而流出水平增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架构必须着力在保留与扩展村庄的资源拥有水平，并通过重构村庄的资源配置模式来提升其竞争力，这包括需要确定农村更具规模化的农业生产转化路径，透过跨村合作形成更强的专业化生产规模优势，透过村内、跨村、跨地区人员与资源互动机制形成更强的与资源拥有者的联系，尤其是与本村外出打工人才的联系，将村内的内生公共服务机制与村外的支持资源之间形成更多的联系。

　　在这里面，农村居民的自觉群体化努力而不是外部行政作用，才恰恰是体现其“新”的地方，这种“新”意味着在农村需要展开一场迥然异于10年前“老样板”村庄脱颖而出的、调整产业模式与公共服务能力构造相整合的建设工作。也就是说，新酒要用新瓶装。

　　作者系专业咨询专家《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