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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上一次专栏文章中说到节制仇恨这个题目。是的，一个社会最容易发生的普遍的仇恨莫过于战争时期的民族仇恨与和平时期穷人对富人的仇恨。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后一种仇恨。
其实，和平时期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并不是普遍现象。普遍仇恨的产生需要一些社会条件，甚至“为富不仁”能否导致穷人对富人的仇恨也要具体分析。
依我观察和读书体会，当一个社会招致穷人产生普遍的不安全感，其中包括了富人对穷人的剥夺，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就会产生了。任何人对招致不安全感的因素都会产生恐惧和敌意。如果一个社会使得一部分富人也有不安全感，这些富人很可能有意地与穷人联盟来颠覆既定秩序，穷人的仇恨心理就会更普遍化、政治化。这个时候就麻烦了，因为这正如我上次专栏文章讲到的，有了集团行动，而秩序还没有稳定，普遍的仇恨心理就极容易被放纵，成为一种具备破坏性的力量。
理性地说，为富不仁现象的发生，对富人也是一个陷阱，而这个陷阱与制度环境有关，也与经济组织的发育程度有关。多年前，浙江温州曾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经过多年努力，温州产品有了好名声，温州商人也有了信誉。西方经济发展的过程大抵与此类似。据恩格斯的书信披露，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也充满了假冒伪劣商品，商人的不良行为比起当今我国一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到现在，英国商品已经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了。
其实，变化就发生在一代人中间。在商业活动起步的时候，因为商业规模小，又因为市场秩序有问题，商业欺诈没有受到惩罚，或者受惩罚的几率与程度不足以警戒不良商业行为，商业欺诈就会泛滥成灾。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不被中断，则竞争会造就出大商人，而这些大商人会要求建立市场秩序，以降低自己的经营风险，不良商业行为就会慢慢地减少。如果要掀开这些成功商人的外衣，不敢说全部，相当一部分人会露出不便见人的尾巴。最终，我们的社会会不会与这些富人和解，客观上取决于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对穷人有一个妥善的安置，而这种安置原本已经有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
从历史的经验看，市场秩序的建立最后要仰仗大企业的推动力，当然，政府的作用也离不得。但如果没有企业的推动，政府常常无所作为。产品的标准和行业行为规范常常要在商业竞争中发现，而大企业又往往是这些标准和规范的提供者。这是企业家在商业活动成功后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就一个企业家来说，我们也许可以去考量他的过大还是功大，但对一个历史时期成功企业家的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应该更看重他们的功绩才对，因为他们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要掀看他们的尾巴，因为尾巴而坏了他们的身子，那么，这个社会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对商界人士实现原始积累的批评，常常集中在他们是不是借助了官商勾结的手段。我自己也认为，在所有不良商业行为中，官商勾结以垄断市场、欺诈客户是最可恨的。要不揪这样的尾巴，似乎实在说不过去。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要懂得，官商勾结的前提是官的权力太大。官权过大的时候，官商勾结不发生才是怪事。没有哪个商人愿意让官员免费吃自己的午餐。最后，还是商人最急切地要消除官权过大的体制。
说了这些话，并不意味着我在这里主张放弃对不良商业行为的打击。我只是以为应该有一种对历史纠葛给予和解的国民心态，不要时时刻刻惦记算历史的账。求和解，才能求秩序。当然，和解是有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尽量保持现时的打击不良商业行为力度。不算历史的账不等于容忍现时的商业欺诈。就是当年不去严厉惩罚不良商业行为也不能认为正确，只是我们不必去普遍地算旧账。第二个原则是对个案的依法处理。如果一个商业欺诈的受害者拿出铁证，要求欺诈者赔偿，也应该依法办理，该赔的必须赔。但社会主流人群不应赞成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去搞普遍的掀看尾巴的运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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