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中国第一个解放的特大城市
哈尔滨是我国历史上清朝的龙兴之地，也是我国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较早的地区之一。
中东铁路被看做传播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红色丝绸之路”，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都曾来过黑龙江。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近百名代表，大多数是通过这条“红色丝绸之路”前往莫斯科。中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李大钊和周恩来等在哈尔滨的居住旧址、刘少奇召集工人代表会议旧址，这些红色历史留下的革命遗址和文物已经成为许多市民重温历史的首选。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共11个东北抗日联军，有9个军在黑龙江深山丛林中抗击日本侵略者。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先后从哈尔滨派出许多地下党员、青年学生、优秀工人奔赴抗日第一线，或深入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大批英勇的抗日志士，他们的杰出代表有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赵一曼、张瑞麟等。他们都曾在哈尔滨担任重要职务，坚持抗日斗争，在白山黑水、深山密林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许许多多的抗日志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哈尔滨和东北人民结束了14年的亡国奴生活。
1945年11月22日，苏军履行《雅尔塔协定》，将城市政权移交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和平，顾全大局，避免内战，主动将党政机关和部队撤离哈尔滨。国民党派关吉玉、杨绰庵等来哈尔滨接管松江省政府和哈尔滨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在国民党统治哈尔滨期间，他们大肆搜罗伪军警宪特的残渣余孽，组成“先遣军”、“挺进军”和“光复军”等反动武装，极力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豢养大批密保，监视进步组织，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1946年3月9日，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将军，激起了哈尔滨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哈尔滨，哈尔滨成为中国第一座解放的大城市。5月3日成立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从此，哈尔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及其附属机关全部迁驻哈尔滨市，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哈尔滨一直是东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
哈尔滨保卫战
上世纪三十年代，哈尔滨已经发展成中东铁路“T”字形的枢纽点和北满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国民党东北当局在这里专门设立了“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和“东省护路军总司令部”，由张景惠任特区长官和护路军司令，主持军民两政。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却暗中投敌，组织了治安维持会。
为了攻取哈尔滨，日本关东军可谓费尽了心思：进攻齐齐哈尔，给前苏联施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见前苏联反应并不强烈，胆子更大了；在上海制造动乱，让那里充满火药味，外国列强的注意力也都被转移……加之占领锦州，他们认为攻取哈尔滨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雨欲来风满楼
哈尔滨及其周围的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张景惠于1932年新年伊始，发表“独立宣言”，宣布黑龙江省“独立”;另一方面，在哈市和吉林省之间，出现了由国民党中央任命的主张抗日的吉林省临时政府与日本扶植的伪吉林省政府的对抗。当时，哈尔滨成了“三不管”的地方。
张景惠仍为特区长官，虽未公开投敌，但其利用治安维持会，为关东军效劳。丁超身为滨江镇守使、哈绥路护路司令，握有兵权，但其并无抗日决心，暗中与关东军有所往来。李振声被张学良委以吉林省军政大员，但其难负众望，又与吉林省临时政府主席诚允意见不合，难以驾驭全局。
而驻哈及周边各部队态度也不明朗，这样哈市形成了谁也不服从谁，谁也管不了谁的各自为政的局面。再加上伪吉林省政府极力拉拢各部将领，并组织伪军蠢蠢欲动。这些对关东军进攻十分有利。
如何解决哈尔滨问题，在关东军内部也有两种意见：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为首的一派，主张利用张景惠，采取引诱策略;而以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为首的一派，则主张由于琛澄等伪军，扫荡抗日军，攻占哈尔滨。后来，由于怀柔手段难见成效，恐久拖不利，遂又决定让伪吉林军打头阵，进攻哈尔滨。
保卫战初战告捷
1932年1月中旬，伪吉林“剿匪”司令于琛澄，指挥5个旅伪军，向驻守舒兰、榆树一带的张作舟、冯占海部发起进攻，关东军派天野旅团作后盾。防守榆树的张作舟部，由于守城团长投敌，张不幸被俘，所部溃散。进攻舒兰之敌，被冯占海部击溃，而后冯见榆树失守，侧背受敌，遂退往阿城、宾县一带。
于琛澄乘机北上，逼近哈尔滨。同时，伪政府也发布伪令，免去丁超、邢占清等人职务，要驻哈部队3日内撤出城外。在哈埠危急时刻，依兰镇守使第24旅旅长李杜，率部到达宾县，会同冯占海商议进兵哈市，联合丁超、邢占清共同抗敌。1月26日，李、冯率部入哈，与丁、邢及张景惠(当时尚未公开汉奸面目)等召开会议，决定共同讨逆抗日。
1月27日，于逆进抵哈市东南郊，李杜、邢占清、冯占海等部一齐出击，将敌击溃，并击落日军飞机一架，击毙飞行员清水大尉等2人。驻守双城的护路军赵毅部也歼灭伪军1个旅，哈尔滨保卫战初战告捷。
为报复凶残杀戮
见走狗先锋不顶用，日本关东军遂决定亲自上阵。1月28日，他们以日机被击落为口实，下令第3旅团沿哈长路北犯哈尔滨，混成第4旅团从齐齐哈尔方向进行夹攻。驻守双城的抗日军赵毅部，得知敌来犯的情报，决定出其不意，阻击敌人。
30日晚，敌两列军车开进双城车站。因事前伪政府以为赵毅不敢阻挡日军，便向日军保证双城驻军已撤走，故敌军警戒放松。这时赵毅部以猛虎搏兔之势，猛袭日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遭到重创。关东军后续部队闻讯，迅速增援反扑，赵部未能及时撤离，又处在开阔地带，在敌飞机、大炮、坦克的猛烈轰炸下，损失惨重，余部退往哈尔滨。
日本关东军受到沉重打击，变得穷凶极恶，对遗留在战场上的守军官兵进行了野蛮报复，伤者皆被刺死。对阵亡尸体剖腹、挖心、剜眼，手段极为残忍。还不准老百姓埋尸，暴尸数日之久。而后，他们未敢轻进，在双城掩护第2师团集结后，才向哈市推进。
在强敌兵临城下的时候，为统一指挥抗敌作战，1月31日，李杜、丁超联合各部队在哈市成立了吉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任总司令、丁超任护路军总司令。并发表了抗日讨逆宣言：“一致团结，共赴国难……敌忾同仇，义无反顾，成败利钝，非可逆期……望我父老子弟，念国土之垂危，痛沦胥之将及，互相救危，共策进行同时，调整防务，严阵以待。”
各界同援抗日军
中共满洲省委在1月30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哈尔滨告士兵群众书》，号召士兵和群众反抗日本侵略军及其走狗。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也发出命令，即日起哈尔滨实行戒严，赵金麟参谋长任戒严总司令，高齐栋、王瑞华为副司令，并公布了戒严简章。
为支持哈尔滨保卫战，哈尔滨市各爱国团体纷纷捐款，三十六棚工人捐款4000余元。2月3日，在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指挥下，李杜、冯占海、丁超、邢占清、王瑞华各部在市郊与日军交火，展开了哈尔滨保卫战。哈尔滨人民为“巩我疆土，保我主权”，掀起自愿捐献劳军热潮。各校学生组成学生慰问团，各界踊跃捐送面包、慰劳品、“爱国烟”等，市民还组织了“公民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伤员。
失利后东北沦陷
2月4日，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兵分左右两路，在伪军的配合下，向哈市发起全面进攻，整个哈尔滨炮火连天，弹如雨下。守军将士奋勇抗敌，李杜亲临前线，激励将士，多次击退敌人进攻，至傍晚仍将敌军阻击在市区以外。
2月5日晨，日军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战机轮番轰炸，抗日将士仍顽强坚持战斗。中午以后，丁超部的中央阵地被敌突破，各部与敌混战，逐渐地都难以维持，并相继撤走。下午,北满重镇哈尔滨陷落，日军多门第2师团侵占哈尔滨并留驻，吉林自卫军由哈转移至延寿、宾县、巴彦一带。
哈尔滨保卫战，是继江桥抗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再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虽然东北的爱国官兵，前仆后继，屡屡抵抗日军，结果却是孤军奋战，未能形成联合的全面抗战，最终都先后失败了。
哈尔滨抗战失败后，使东北形势发生了很大转变。作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东北军出现大分裂，一部分退入关内，一部分转为抗日义勇军，一部分投敌附逆。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战走向沉寂，抗日义勇军成为抗战的主体力量。同时，哈尔滨的失陷，也标志着东北三省和特区全部陷落。
大事记(1931~1937)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被称之“夜幕下的哈尔滨”，这座城市，在遭受过西方淘金者唯其独尊的文化入侵后，又经历了日本殖民者血雨腥风的殖民统治。苦难、觉醒、反抗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走近历史，我们翻开的也是深沉的一页。
1931年
9月，哈尔滨总工会号召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要求日军立刻退出中国东北，并痛斥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
1932年
1月，张景惠在哈尔滨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独立”，日本侵略者命张景惠下令哈尔滨全市悬挂日本国旗。
2月，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创建抗日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派干部到各地指导创建游击队的工作。
5月，黑龙江骑兵第一旅吴松林部包围哈尔滨江北松浦镇，重创日军。
7月，连降27天大雨，松花江水泛滥成灾，市内银行停业，商店关门，电话中断。
1933年
4月，哈尔滨发生震惊中外的“西门·凯斯普绑架案”。
7月，哈市市郊83名农民因反满抗日被哈尔滨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11月，日伪在哈尔滨特别市郊外划定1万町(约合1087平方公里)土地为日本人移民地。
1934年
2月，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举行“政治犯大检举”，由于内奸告密，中共哈尔滨电业局支部书记王成栋等5名党员、6名团员和22名反日会会员被捕，哈尔滨电业党组织遭破坏。
1935年
1月，中共哈尔滨特委成立。
5月，日本东京第一批移民43人迁到哈尔滨市郊建村。
1936年
4月，赵尚志率抗联三军进攻阿城县。
6月，日伪进行大逮捕，20余人被捕。
8月，1934年水灾难民被迁往香坊。
10月，伪第四宪兵队在极乐寺后面将80多位抗日志士杀害。
1937年
4月，日伪布置“四一五大检举”，开始在哈市等地进行大搜捕。中共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哈尔滨市委等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引发“法政大学事件”，7名中共党员被刑讯致死。
7月，“四一五大检举”中被捕的28名革命志士在太平桥英勇就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我们都会唱这首歌，因为它标注着这座城市的一段屈辱历史，我们也会把它教给一代又一代，让他们更加热爱我们这个松花江上的“家”。1
殖民教育十四年身心伤痛七十载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利用伪满政权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他们曾一度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对爱国师生进行残酷镇压和迫害。之后，便牢牢地把东北的教育事业抓在手中，作为其对东北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长达14年的统治时间里，建立起一整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体系……
人物
在哈尔滨沦为日伪统治期间，日本对东北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实施高压和愚民政策，共产党和各种进步力量与之进行了顽强斗争。在“夜幕下”生活的百姓，对日伪的所作所为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1931年
2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武胡景、贺昌之、侯志抵哈，武胡景任北满特委书记，贺昌之负责宣传，候志负责妇女工作，韩光负责团的工作。
6月，中共北满特委在道外十六道街创办《哈尔滨新报》，社长吴雅泉，编辑长安贫。“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党组织营救抗日将领杨靖宇出狱，任其为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等职。
1932年
1月，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罗登贤任省委书记，杨靖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1933年
4月，哈尔滨电车厂工人在赵一曼等人的领导下，举行总罢工，抗议伪宪兵殴打电车工人。
10月，赵一曼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
1934年
1月，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创办《文艺》周刊，主编戈白(笔名刘莉，即白朗)，编辑方未艾。罗烽、金剑啸、萧军、萧红、邓立等人为周刊撰稿。
1935年4月，“哈尔滨口琴社”创办，进步文艺工作者金剑啸、姜椿芳、侯小古、王湘等是该社的积极参加者。赵尚志抵哈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殖民教育十四年身心伤痛七十载
在哈市，很多老人至今还都清楚地记得，从1931年到1945年，他们在中小学里经历的那一段压抑而麻木的日子。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没有让他们留下多少文化的储备，反倒让他们对成长期充满了阴暗的回忆。当老一辈人把这段历史讲述给后辈人时，一辈辈的哈埠人也铭记了民族尊严的意义。
提心吊胆去受罪
衣荣今年已经80岁了，原是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的党委副书记，伪满时期，他在五常县国民优吉小学校上学。在他的记忆里，学校里的日本人都是小个子，都凶凶的，看谁不顺眼，不管是什么场合，上前就会一顿扇嘴巴，大家天天上学都像是在做噩梦。
衣荣说，那时国民优吉小学校有十几个班，一千多名学生，校长是个说了不算的中国人，副校长是个留着小胡、矮矮的、口气生硬的日本人。取消了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每周就上日语、满语、算术、美术四门课。日语课上，要求大家一律说日语，其中有专门的“建国精神”教育，主要就是灌输“日本亲善、共存共荣”思想。
学校的各种活动也都渗透着奴化教育的色彩。“朝会”上，全体师生要升伪满“国旗”，唱伪满“国歌”，面向东南日本东京皇宫方向给日本天皇敬礼，深弯腰90度，即所谓“宫城遥”。还要面向西南伪满国新京帝宫方向给皇帝溥仪敬礼，深弯腰90度，即所谓“帝宫遥”。这些仪式结束，全体师生齐声背诵《国民训》，做“建国体操”，完毕之后，才能进入教室上课。
每天早晨“朝会”集合时，日本教师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都会拎着教鞭挨个教室查看，发现学生行动迟缓或躲避不参加的，轻者给你一脚，重者是一教鞭，再一耳光或一个绊子把你摔倒在地。大家要一个跟着一个地排队走，队伍里经常就会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学生。1935年5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为了报答其主子，访日归来后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要求国民必须与日本“一德一心”，每校一份。每周一都有周会，校长会毕恭毕敬地把溥仪的诏书举过头顶捧出来，领着大家进行诵读。
不管在校内或校外，见到老师或高年级同学都要敬礼，否则就会挨打，弄得大家跟木偶一样。上课时，督学的日本人就坐在课堂里，谁的日语加入了汉语，或有对日本文化不恭敬的地方，就会马上被拉到师生面前暴打。那时县里驻扎着日军的一个完备队，1940年到1942年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高年级同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可是没有多少天，有两个人就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
当时在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学校地图上，已把朝鲜、中国的台湾、旅大划入日本的版图，将东北划成附属国，将河北、山东、江浙一带划入日本势力范围，显示出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但到1945年前，学生中就已经流传了这样的话：日本话不用说，再过两年用不着。
这之后不久，国民党军队派出飞机进行轰炸，五常国民优吉小学校便彻底崩溃瓦解了。
饥寒交迫胜囚徒
刘淑君今年76岁，是一名普通家庭妇女，伪满时期曾在绥化文庙小学校上学。在她的记忆中，日本人统治时期的同学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尤其是大米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吃，吃饭前还得先拜日本天皇，后拜满洲皇帝，再用日语背诵“国民训”，最后还得用日语说一句：“蒙受赏赐了”，吃饭还有时间限制。
张春慧今年83岁，伪满时期曾在宁安国民高等学校上学。她说，刚入学的头半年，每周还能吃一次白面馒头，后来就顿顿吃整粒陈包米煮成的饭，而且每天只有早晚两餐，每餐只给一碗，几乎没有副食。入学的头半年虽然没有肉和油，还能吃到用盐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青菜，但是因为常吃用盐水煮的老芹菜，以后多年一闻到芹菜味就会丧失食欲。
按照日本人的规矩，进教室必须换鞋，不少同学没钱买拖鞋就只好光着脚。日本教师有时还命令学生到走廊或雪地里集体罚站，光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不准动弹，时间不长就冻得钻心地疼痛，直至失去知觉。在雪地里虽然可以穿棉胶鞋，但是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也很难坚持10分钟。
张淑琴今年81岁，伪满时期曾在哈市的国立女中上学。她说，日本人不但从文化和精神上奴役中国学生，还从经济上剥削中国学生。那时女中有一个校办工厂，学生定期都要到那里去上“实践课”，其实就是当免费工人。“我现在还经常给社区的孩子们讲这段历史。”张大娘强调。
据记载，在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的14年中，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末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的旧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是一个为全面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做准备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38年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此时的教育是在日伪制定的新学制的体制下进行的全面推行奴化教育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是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的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强化时期。
从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开始，东北人民就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这场长达14年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和鼓舞，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国浪潮。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队伍，逐渐成为这一战场的主力，在白山黑水间与敌搏杀。
红色坐标
东边道战场
关东军主要在这里讨伐杨靖宇领导的第1军独立师和王凤阁等义勇军。1933年7月上旬，3000名日伪军扑向老爷岭，王凤阁避实就虚，在南阳盆地歼灭敌一股小部队，而后又转入山林与敌周旋。10月，汉奸纪大作率军警200余人到大庙沟讨伐，中王部埋伏，死伤30余人。
10月开始，日军第10师团纠合吉黑伪军讨伐杨靖宇部，杨靖宇将独立师化整为零与敌周旋，11月24日奇袭了驻该地的伪军邵本良部第9连，一举攻占了三源浦。1935年8月下旬，杨靖宇率部于柳河黑石头设伏，歼敌200多人。9月中旬又在金川县寒葱沟截击伪军，缴获了许多弹药和被服。
土龙山暴动
在依兰县，1934年3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土龙山农民暴动，歼灭了由日军第63联队长饭朝吾率领的日伪军讨伐队100多人。日军疯狂报复，几日内就血洗12个村屯，屠杀居民1100多人。
暴动农民队伍转移到半截河一带，于3月12日成立了“抗日民众救国军”，谢文东为总司令。敌第10师团平岗部队前往讨伐救国军，在九里六屯遭到阻击，日军北川大尉以下死伤74人。1935年3月，土龙山救国军谢文东部等与赵尚志在方正会合，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联合军突袭方正县城，之后又东征牡丹江沿岸。
春秋岭之战
1935年9月，鉴于老根据地被敌破坏严重，赵尚志率3军主力部队向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游击区。10月，赵尚志率军部及4、5团等共500余人，从珠河道南根据地向松花江下游地区远征，10月下旬与在大罗勒密一带活动的1团会合。
此时敌人的秋季讨伐已经开始，沿哈绥路沿线由南向北推进，并在松花江沿岸设点堵截。我军各部分别抗击敌人，3军2、3团仍然坚守在珠河根据地，但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损失较重。11月中旬，2团在春秋岭遭敌500人包围，团长王惠同和政委赵一曼负伤被俘。赵一曼被捕后受尽敌人酷刑，1936年8月2日，抗联女英雄赵一曼被敌杀害于珠河，牺牲时才31岁。
三江英烈谱
1937年11月开始，日军多次向三江地区的抗联密营发动进攻。11月上旬，敌2000余人进攻七星砬子，抗联战士在战斗中谱写了壮烈篇章。次年3月，敌300余人向5军密营进攻，发生小孤山战斗，12名抗联官兵牺牲。小孤山改名为“十二烈士山”。10月，还发生了“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
21个月的时间，三江地区的8个军，有3个军(4军、8军、9军)完全解体，其他各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哈尔滨东北抗日指挥中心
中国共产党在日寇入侵之初，就表明了坚决抗日的决心，虽然当时在东北的力量薄弱，但仍派人深入到义勇军开展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同时也组建了党领导的红色抗日队伍。那时，哈尔滨曾是满洲省委所在地，党组织也担负起“总指挥”的角色。
深厚的革命基础
哈尔滨是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就曾到过哈尔滨，并在东华中学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20年以后，李大钊、瞿秋白、罗章龙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相继来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党的革命活动家马骏也到哈尔滨从事马列主义宣传工作，并筹备建立党组织，领导了1922年初哈尔滨人民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反帝爱国运动。1923年中共中央派陈为人、李震瀛等来哈尔滨，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独立组。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抗日斗争的需要，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罗登贤担任省委书记。同年，杨靖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从此哈尔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
1933年，按照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先后从哈尔滨派出许多地下党员、青年学生、优秀工人奔赴抗日第一线，或深入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了大批英勇的抗日志士，他们的杰出代表有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赵一曼、张瑞麟等。
他们都曾在哈尔滨担任重要职务，坚持抗日斗争，在白山黑水、深山密林中，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许许多多的抗日志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建立抗日游击队
1932年6月，南满地区成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当年11月，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将队伍整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初又经整顿，由袁得胜任总队长，杨靖宇任政委，并逐渐发展到了300余人。南满的海龙游击队1933年初经杨靖宇整顿后，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
在东满地区，延吉、珲春、汪清、和龙也有4支党创建的抗日队伍，1933年春，东满特委组成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总计200多人，枪械80余支，并在4县地区建立了10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吉东地区，先后组成了绥宁救国游击军、饶河农工义勇军、密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1932年4月，党派周保中到宁安开展抗日斗争，5月，宁安中心县委组建了绥宁工农义勇军；1934年2月，周保中联合救国军柴世荣部等，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后宁安县委又组建了宁安反日游击队。
北满多处开红花
在东北，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到1934年已建成15支。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也较差，在当时的抗日队伍的总数中微不足道，但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纪律严明，个人的政治素质较好，为后来党建立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在哈尔滨所在的北满地区，党也创建了多支抗日武装。
巴彦游击队：共产党员张甲洲回故乡发动抗日，于1932年5月组成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下设2个中队，200余人。6月，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等人帮助整顿队伍，赵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模范队，8月攻下巴彦县城时达700人。1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团。
珠河游击队：1933年春，赵尚志到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任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败，赵等7人携枪到达珠河，在县委的支援下于10月在三股流组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年底发展到70余人。1934年6月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委，辖3个总队及直属部队，共400多人。
汤原游击队：1932年10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帮助下，成立了“红33军汤原游击中队”，辖3个小队，由党团员40余人组成。不久受挫溃散，1933年1月重建，一度发展到60余人，又遭失败。是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3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由80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
海伦游击队:1932年夏，党派人策动伪军哗变，组成以顾风为首的抗日义勇军，编成1团，约200人。不久顾风牺牲，队伍瓦解。1934年春，党员孙玉久将义勇军“全友”队改编为海伦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
红色武装终崛起
1933年3月热河沦陷后，东北地区大规模的抗日义勇军相继失败或瓦解，总人数由最盛时的30万人(也有40万之说)锐减到7万人左右。义勇军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延缓了日本侵华的进程。
据日伪官方报告，自“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150多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的，平均每月50具。这个数字显然是日伪当局缩小了的统计，据周保中估计，到1933年上半年，日军被击毙总数就在2.5万人以上。
这以后，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开始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主力。
建立七支革命军
1933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满洲省委在5月和7月做出决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新策略，从而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相继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6军。
此外，活动于五常一带的“双龙队”自1935年春以来，经常与人民革命军第3军共同抗击敌人。1936年2月，在中共珠河县委和第3军的帮助下，将该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汪雅臣，所部800余人。
从1933年秋到1936年春，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和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发展到6000余人，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4大抗日游击区联成一片。党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各抗日武装，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走向一个新阶段。前一页2
松花江畔的文化抗战
“冲冲冲！我们是抗日的先锋，不怕你压迫千百重，我们要万众一心……要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抗日先锋》用《大路歌》曲调)
大事记(1938～1944)
1938年
1月1日根据伪满洲国“新学制”，哈尔滨原初级小学改称国民学校，高小改称国民优级学校，原来的中学改称国民高等学校。从此，哈尔滨中、小学被完全纳入了殖民地奴化教育轨道。
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将哈尔滨平房地区三屯、四屯、五屯等村约方圆6公里的地方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开始修建“食人魔窟”(七三一细菌部队)。
1939年
4月1日满铁收买哈尔滨航业联合会全部民股，在哈设立北满江运局，垄断航运业。
8月2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视察哈尔滨。
11月23日哈尔滨开始征收游兴税和饮食税。
12月1日日伪当局禁止东北人民食用大米。私自食用大米按“经济犯”治罪。
1940年
8月6日南岗马家沟桥桥基土质泡松，有轨电车一线6号电车经过时，大桥倒塌，电车颠覆，死伤48人，造成交通惨剧。
10月28日伪满第282号令公布，将双城县一部分划归哈市香坊区。
1941年
5月6日零时18分，绥化县发生大地震，道路崩裂，多数房屋倒塌，死伤百余人；地震波及哈尔滨市。哈市“有破壁颓垣等事故”。此次地震持续30秒，余震于零时21分5秒发生，持续5秒。
7月28日因物价暴涨，伪满洲国发布《七·二五禁止令》，规定以7月25日为准，全部商品不准涨价。
1942年
1月1日哈尔滨专卖署对专卖品盐、面粉、火柴、灯油实施同一“通账”配给制度，向市民发放“通账”。
2月11日日伪强令哈尔滨市民“捐献”“哈尔滨”号战斗机，在哈尔滨神社举行献纳式。4月1日哈尔滨市国民储蓄实践委员会成立，强制推行“储蓄”。
4月3日伪市公署公布《哈尔滨生活必需品供应细则》。
5月1日伪市公署强令征收金属、铜器，充作军需。
哈尔滨代燃机工业协会成立(因汽油供军需，以酒精代燃)。
9月1日伪市公署开始征收“市民税”。
1943年
4月27日哈市设置“矫正辅导院”，对人民进一步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
1944年
2月4日伪满洲国开始对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实行军事训练。
3月16日伪满洲国决定本年度强迫人民储蓄30亿元，其中哈市承担1.8亿元。
松花江畔的文化抗战
“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八月的乡村》)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
这是20世纪30年代鲁迅盛赞萧军和萧红作品的言语，而二萧和舒群、白朗等在哈埠沦陷前期，通过创办报纸副刊，占领文化阵地，进行抗战，流亡关内后被称为东北作家群。此后，文化战线遭遇日伪当局的疯狂围剿，在他们离开哈尔滨后，哈尔滨的文化战线却也没有因之而变为一片白色，在恐怖的白色下，哈尔滨的文化战线仍然露出了一丝红色。《大北风》、《南北极》、《北地人语》等副刊由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骨干关沫南、陈隄等主办，因刊发诸多暴露黑暗现实、鼓动抗争的小说，被纳入特务鹰犬的侦查视线，1941年，制造了震惊东三省的“一二·三一”左翼文学事件，“大北风”作家群大多被捕入狱。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哈尔滨是一座血荐轩辕的英雄城市。日伪统治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文化战线上的呐喊与搏杀尤为悲壮、酷烈。
沦陷之初，道里新城大街东南角牵牛花盛开的俄式木结构独门独院内，聚集了一批以左翼作家为主的文化名人，吟诗作画，忧国忧民。房主人即画家冯咏秋。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常来此处活动，引领抗日宣传。共产党人金剑啸创办“星星剧团”，排练进步短剧。萧军、萧红、舒群、白朗、罗烽等都是骨干团员。
1934年，杨光华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哈，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亲手写了一首通俗易唱的《抗日先锋》歌：“冲冲冲！我们是抗日的先锋，不怕你压迫千百重，我们要万众一心……要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我们是抗日的先锋。”1935年，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在道里西四道街2号成立了革命团体口琴社。口琴队成员30余人，队长即共青团员侯小古，他不仅是位口琴演奏家，还是位愤怒的诗人。队员中如任震英、陈娟、金人等都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第一次口琴演奏会便推出《沈阳月》，公然抨击了“九一八”事变，引起轰动。1936年10月，第二次口琴音乐会又加上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于是日本宪兵队便下了毒手，逮捕了12名队员，队长侯小古为国捐躯。
“真如荒漠中涌出的一股甘泉”
左翼文人通过创办报纸副刊，占领文化阵地进行抗战，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光荣的传统。哈埠沦陷前期，罗烽、金剑啸在《大同报》上创办副刊《夜哨》，萧军、萧红、舒群、白朗、梁山丁等发表了大量进步文艺作品。这批抗日倾向十分鲜明的作家，在日寇越来越严厉的文化专制高压下，已无法在东北战斗了，便陆续流亡到关内各地继续斗争。
1937年，作为旧东北军的一个连长参加过哈尔滨保卫战的关力耕在哈尔滨松花江边警察街(今友谊路)西侧，开了一个卖食品烟酒的杂货铺，其长子关沫南时常帮助父亲办理一些事情。
当时的小杂货铺成为关沫南与爱国青年频繁交往的去处。当时哈尔滨的青年作家艾循、陈隄，流浪关内的王光狄(司马桑敦)等，常同关沫南聚在一起谈论对时局的义愤，忧虑民族的危亡。关沫南在一个书摊上，结识了卖书人王忠生。他经常在松花江边同早期东北作家三郎(萧军)一起练武，并接受了他的思想影响。关沫南在王忠生藏书的地窖里，惊奇地看到了不少革命进步书籍，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外著作。他如获至宝地借到手里，不分昼夜地阅读起来。
由于中共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这里就成为当时东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曾经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女共产党员关毓华(陈紫)，公开身份是哈尔滨交通公司的车长，也经常到王忠生的书摊看书。关沫南同她相识以后，不断得到她的谆谆教诲，关沫南的政治思想很快成熟起来。在关毓华的倡导下，他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关毓华在南岗花园街5号和王忠生道里公园的住处，都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在当时的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开辟《松水半月刊》、《大北风》专刊，关沫南同艾循、陈隄、王光狄等人一起，陆续在报上发表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抨击愚蠢的敌人，顽强地表露他们爱国救亡的思想。
因《大北风》刊发诸多暴露黑暗现实、鼓动抗争的小说，如《面子与人情》、《堕车》、《生之风景线》等，被纳入特务鹰犬的侦查视线，但是冰城人则都是大快朵颐，赞道：“真如荒漠中涌出的一股甘泉。”
“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当局加紧了他们的血腥统治，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实行大逮捕。
1941年12月，关沫南一次外出归来对父亲说，他发觉最近以来每晚都有人跟踪他，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父母听了以后，很为他担忧。12月31日深夜，日伪特务一阵敲打闯进关家，5名特务一拥而上，指名叫关沫南穿上衣服，之后又将黑面罩戴在他的头上，不容分说推上囚车把他抓走。剩下两名特务留在关家，企图把那些来访的青年一齐逮捕。幸亏关沫南的家人偷偷出门，把来访青年一一挡回，特务的阴谋才未得逞。
关沫南被捕以后，先是被关押在哈尔滨秘密监狱“松花塾”里。这是一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是监狱的小黄楼，他在监狱放风时看见陈隄、艾循、王光狄等也被抓进来。关沫南的弟弟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大哥后来告诉我，他是听到附近传来的教堂钟声和电车站停车的声音里，判断这所监狱就在离我家不远紧靠中央大街的松花江边，是一所不可告人的日本秘密监狱。”以后关沫南和其余一些难友，又被送往伪首都警察厅留置场监狱关押。
就在关沫南被捕的第二天，1942年1月1日的《大北新报》又刊出他抨击日伪统治的文章《一九四二年梦语》：“在这说实话便要被视为傻瓜的年代，说老实话不如说几句梦话倒还轻松无碍”，“譬如他吃的虽然是饲鸡一样的谷子和高粱，而脸上却明明在做着笑颜，这就是说他并没有痛苦，你很可以为他的胃口和健壮安心。”他所有的作品都被日本特务机关搜集起来加以研究，作为惩办中国“政治思想犯”的罪证。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他揭露日本七三一部队的长篇著作《恶魔的饱食》中，有一节题为“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专门描述关沫南在狱中的遭遇，并向世人揭示了日本“松花塾”在哈尔滨秘密关押和残害国际反战人士的残暴罪行。
1945年8月，被日本侵占14年的东北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蹲了三年监狱又被判四年监外监视的关沫南，终于从敌人的魔爪中逃脱出来。他在刚刚解放的长春，一面寻找地下党组织，一面创办《新群》杂志，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争取祖国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时光流逝成往昔，最难磨灭是精神。
现住木兰县大贵镇太平桥屯的赵万金老人已经82岁高龄，他还能够清楚地记得63年前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大搜捕，两次大搜捕中，父母和大爷都死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在第一次大搜捕中，父亲赵贵、大爷赵富、哥哥赵万福被日伪军抓走。父亲被打死在木兰北大营监狱，大爷被打死在哈尔滨上号监狱。在第二次大搜捕中，母亲把赵万金藏了起来，日伪宪特把他的母亲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见此情景，18岁的赵万金跑出来抢救母亲，当场被日伪军抓了起来，并在监狱里一直被关押到1945年8月15日。而母亲在他被抓后的第八天含冤死去。
人物
1938年
3月，中共佳木斯市委妇女部长张宗兰在哈被捕，年仅20岁。
10月，抗联第三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在原方正县老道庙与敌作战中负重伤不久牺牲。
11月20日，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在原五常县一面坡西南方错草顶子宿营时，被叛徒杀害。
12月，抗联第四军副军长王光宇在五常县九十五顶子山牺牲。
1939年
2月8日，周保中率抗联第二路军军部直属部队、第九军、救世军部队到达方正县的陈家亮子附近，袭击了日本人经营的山元木场。
1940年
7月21日，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率部队攻入原五常县冲河镇。
10月，抗联第三路军第六支队在巴彦、木兰、东兴及蒙古山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11月11日，伪哈尔滨警察局派叶永年等警察特务20多人参加日伪军警特机关联合行动，制造了“三肇事件”血案，破坏了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和9个抗日救国会，大批共产党员、抗联人员和平民百姓遭捕杀。
1941年
1月29日，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副军长张忠喜在原五常县石头亮子与敌战斗中壮烈牺牲。
5月9日，伪哈尔滨市警察局实行“总动员”，300余名警察包围道外北七道街与五道街中间的“大观园”，对商贩、住户、客店等进行大检查，60多人被捕。
12月31日，伪哈尔滨警察局制造“左翼文学事件”，逮捕左翼青年作家关沫南，后又逮捕青年作家王光逖、刘国兴、陈隄等一批左翼文化人。
1942年
8月3日，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到巴彦、木兰、东兴一带检查工作后，在返回总指挥部途中于青峰岭被敌包围，壮烈牺牲。
是年，日伪军以“经济犯”罪名逮捕同记工厂经理赵胜轩等人。同记工厂关闭。
1943年
3月7日，伪滨江省警务厅调集哈市、双城、呼兰等地特务、警察和日伪军500余人，由伪哈尔滨警察局特高科长林宽重率领，到巴彦、木兰、东兴进行大逮捕(即“巴、木、东大检举”)。千余名爱国志士被捕，三县抗日组织遭破坏。
1944年
2月，伪哈尔滨警察局特务科逮捕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兼黑龙江省党部哈尔滨交通站长王友忱、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张兴波后，引发伪治安部警务司统一指挥的“三一七”大逮捕，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全部被破坏。
“巴木东大检举”捕杀数百反满抗日志士
赵万金老人经历的那次大搜捕发生在1943年春夏之际，是日本侵略者在巴彦、木兰、东兴(今木兰县东兴镇所辖区域)三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惨案，日本侵略者把这次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称为“巴木东大检举”。这次大检举，是日伪政权对江北地区反满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的一场残酷围剿、屠杀和镇压的罪恶活动，对那里的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起因
1941年春，“三肇惨案”发生后，抗联第三路军的十二支队由肇源、肇州、肇东、兰西、青岗等地撤出，转移到绥棱、庆安、铁力一带活动。
十二支队在政治部主任朴吉松的率领下，向木兰、巴彦、东兴一带转移，展开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1942年7月，朴吉松率领17名战士攻打了庆安县大罗镇，火烧了警察所、大烟馆，缴获长枪十几支。8月，袭击木兰县石头河子(石河镇)村公所，缴获长短枪9支，子弹四五百发，又烧毁了开拓团和伪机关的许多房舍。9月11日袭击了东兴县大贵警察所。之后，十二支队又进到巴彦县北部山区一带，先后攻打了四间庙、万发村和长春警察分驻所。
同时，他们一路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激起当地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救国会和农民武装队热情之高，人员之多，使得日伪当局胆战心惊。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针对十二支队抗日活动之猛，发动党的外围组织之快，命令各县特务股的特务到现场调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切断抗联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引起了“巴木东大检举”惨案的发生。
导火线
为了镇压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1942年春，伪滨江省警务厅成立了肃正工作委员会。又网罗抗联的一些叛徒，利用他们打入抗联内部进行刺探、搜集情报。当时日伪特务一方面暗中进行侦探，一方面配备大批讨伐队到巴彦、木兰、铁力、庆安等县进行搜山围剿，逮捕我抗日工作人员和积极反满抗日的群众。
1942年8月，伪铁力警务科发现抗联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十二支队以后，带领一伙人一直尾追到庆安境内。伪庆安警务科警正小松桂三任命国长有为讨伐队队长，宫富为队副，组成50人的讨伐队，进行搜山围剿。
8月3日天亮时，许亨植等人在青峰岭生火做饭，被讨伐队发现，当即将许等包围。在战斗中，许亨植和陈云祥牺牲。讨伐队从许亨植的文件包里搜出王新林、李兆麟等给许的指示文件、电报，特别是巴彦、木兰、东兴、哈尔滨等地抗日救国会组织名单，为“巴木东大检举”事件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资料。
同年9月，伪滨江省警务厅日系特务带领特别搜查班分赴巴彦、木兰、东兴三县，成立了各县的特别搜查班，各警察所又成立了分班，以下又分若干个行动组，并在三县村屯都建立了谍报网，以担负侦察和搜集抗日联军在各地建立的群众组织及抗联地下工作人员活动的情报。据敌伪档案记载：参加侦察的有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12人，巴、木、东三县特务144人，密侦29人，嘱托人8人，共计193人。
抓人
经过敌特的精心侦察，特搜班掌握了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的活动情况，伪滨江省警务厅依此制定了“巴木东肃正工作计划”，并将其计划拟成图表，其中包括被捕人的姓名、详细住址及特征，参加逮捕人员和编班情况以及有关逮捕前的准备工作等。
1943年2月，抗联第三路军一名政治工作人员在巴彦被特务逮捕后叛变投敌，供出了朴吉松的警卫员护送三路军特派员阎继哲、李景荫两人来巴彦县工作，住在兴隆镇西北李碗铺屯的情报。紧接着特务带人在天黑时将阎继哲、李全和李延宾3人逮捕。第二日，将他们押至哈尔滨“松花塾”(监狱)。
朴吉松的警卫员被捕后，被敌人的严刑拷问吓破了胆，又经过其他叛徒的劝说，投降敌人当了叛徒，暴露了阎继哲在兴隆镇的活动据点是冯九德、冯殿文开的六合一木场，致使冯家父子都在大检举中被逮捕，冯殿文惨死狱中。
巴、木、东三县伪警察署设立检举、取调、警备、看守、庶务5个班。检举班下设17个组，组长均由日本人充任；取调班即是审讯班，下设10个取调室，每个取调室有司法警察官和翻译各一名；警备班和看守班均由伪滨江省警备大队调来的特工人员负责。巴彦县警特人员有251人参加了这次大检举行动，木兰县除140多名警特人员参加逮捕外，还有由伪滨江省警务厅从外市、县、旗调集来的日伪警特169人。
1943年3月15日，天刚蒙蒙亮，敌特3个特搜班，在伪警务厅的指挥下，在巴、木、东三县同时进行搜捕，按档案里的名单，当场拆封，对号逮捕。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走狗非常残忍，凡是被捕的人，每人头上都套一顶长长的黑帽子，下口处用布缠在脖子上，有的被带上了手铐、脚镣，有的两手被铁丝拧上反绑着，有的嘴被塞上了黑布……一夜之间，在巴、木、东三县逮捕抗日救国会会员、抗联家属和抗日爱国人士334人。70天后，伪滨江省警特人员根据第一次逮捕漏掉和新掌握的名单，于5月25日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在巴、木、东三县又逮捕了297人。这两次大检举，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共破坏抗日救国会14处，青年义勇军和农民武装队11支，巴、木、东地区抗日活动进入暂时的低潮。
迫害
日伪警特把两次逮捕的抗日爱国群众，分别押在巴彦、木兰、东兴3个县的“大营监狱”和哈尔滨“松花塾”。
关押期间，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虐待。看守人员用木棒挨个敲脑袋，日夜不让睡觉；有的监室将高粱米粥倒在一个木槽子里，让被捕人员像猪一样用嘴拱着吃；有的整天给戴黑帽子，很多人被捂瞎眼睛，每天都有人死去；在哈尔滨“松花塾”，监狱每天只给被捕人员两顿饭吃，每顿只给一碗高粱米粥和一个咸菜条子，长期吃不饱，人人骨瘦如柴，天天在死亡线上挣扎，院内就是刑场，他们把人绞死后，都偷偷地扔到荒效野外，使我抗日爱国民众尸骨无存。
审讯时，为了从被捕人嘴里得到地下党组织和抗联的活动情况，日伪警特使用灭绝人性的手段进行逼供。常用的刑罚有：拷打、上大挂、过电、灌辣椒水或凉水、用火烧、压扛子等。除以上刑罚外，还有“摔皮口袋”、“坐老虎凳”和往手指缝里夹木棍等各种酷刑。
多数被捕的人员在敌人酷刑拷打逼供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木兰的杨景新被打碎了脑袋，东兴的毕文才被活活打死……
据东兴被逮捕的赵清林回忆：“在东兴监狱和我押在一起的有郭文、张玉喜、刘凤、毕文才。一天晚上，毕文才被拉去审讯，敌人给他上了大挂，将他两手绑在一起，吊起来，用人使劲推动着来回悠荡。敌人还给他们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整个身子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由于多次审讯、施以酷刑，他们都被活活打死在狱中。”前一页3
比魔鬼更凶残的“731”罪恶史
一位妇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着小臂和双手，日本兵不断地往上浇水，并把妇女手和手臂上冻的冰敲掉。很长时间后，这位妇女被拉到室内，被强令把冻得已经僵硬的双手放到热水中。然后，一位日本军官当着十几个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这位妇女的手臂上，使劲往下一撕，妇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脱落，惨白的手骨露了出来……1987年，电影《黑太阳“七三一”》中的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让人至今都无法从脑海中抹去！“731”，这本来是一串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它与60年前侵华日军联系起来之后，“731”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甚至，它比魔鬼更凶残！
比魔鬼更凶残的“731”罪恶史
神秘的七三一部队
这个细菌杀人工厂1939年刚建成，日伪当局就把以“731”驻地为中心，东至后二道沟，南至韩家店，西至正黄旗三屯、正黄旗四屯，北至新五屯的方圆32.24平方公里的地方划为特别军事区域。为保密，规定“乙号地段内，禁止建筑二层以上的新房屋”，“对民用航空指定有航空线和禁航地带”。火车路过平房站，在前一站必须把窗帘放下，不准向车外张望。
在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区域，设立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高墙上架设高压电网，墙外设置防护壕。在围墙四周设立东、南、西、北卫兵所。南门只允许731部队本部人员出入使用；西门平时关闭着，特殊情况可以使用，东门和北门是中国劳工上下班的必经之关。沿着围墙有日本军人巡逻，在动力班大烟囱、给水塔和“方型楼”的南北制高点设了望监视哨。第二道防线，设在“方型楼”的四周，圈有土墙。这里是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场所。在主楼两侧的空场上，设有两处秘密监狱，关押着被试验的人。
在细菌投产阶段，少部分劳工是从外地骗招来的。当时规定，凡是17岁至50岁男性劳动力，每年出劳役4个月。如果一家有3个劳动力，就得有一名劳动力长年服劳役。对每个劳工颁发劳工证明书，每天上工前集合点名，还得集体背诵国民训。上工时，得出示劳工证明书，在工地上只能在指定地点劳动，不准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更不准和其他班的劳工接触。下工后路过门岗都得搜身检查。在劳工之间实行10人联保制，如果有1人“越轨”或逃跑，就拿其余9人是问。
细菌产量用公斤计算
731部队1940年全面投产，工厂拥有雄厚的细菌生产设备。有孵育器4500具；有容量1吨的制造培养液的锅炉4个和容量2吨的制造培养液锅炉两个；有培养器1800具；营养液消毒器30具(消毒器的规格长3米，直径1.5米，每具可容纳“石井式”培养器30个到60个)；有整温器5具，每具可装620个培养器；有培养液冷却室两个，每室可容纳100个培养器。这个细菌工厂每一个生产周期就可生产300亿具有中等繁殖能力的微生物。由于细菌产量大，只好用公分来计算细菌团的体积，或者用公斤计算细菌的重量了。据原731部队队员的测算，这个细菌工厂每月可生产鼠疫菌300公斤，或者生产炭疽菌500到700公斤，或者生产伤寒菌八九百公斤，或者生产霍乱菌1000公斤。
1941年6月22日以后，日军参谋总长要求加紧准备细菌战争，还要求731部队在短期内培殖出300公斤跳蚤。
从此以后，731部队更加繁忙了，昼夜开动机器，使各种细菌产量累累增加。随着细菌产量的上升，本部和各支队培殖老鼠、跳蚤等媒介物的计划也随之加码。尽管这样，还感到媒介物不足，于是在本部和各支队附近，向中国老百姓摊派上缴黄鼠的任务。
“731”成细菌杀人魔窟
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在动物上进行细菌试验。后来，为了取得直接的效果，便惨无人道地把人作为细菌试验的材料了。关押在秘密监狱中的中国人、前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被称做“木头”，这个名词意味着可以被任意宰割。
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军医，经常把在押的人员关在一间透明的隔离室里，往被试验人员身上注射鼠菌液，并通过观察孔观察“木头”的病变情形。数小时以后，这些被试验的人员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皮肤呈现暗淡粉红色……
“吉村班”是专门研究冻伤的。他们把被试验的人押到严寒的露天广场，迫使在押人员把手、脚插进冷水桶里，然后抽出手、脚进行冷冻，一定时间后，试验人员用棒子敲打。被试验人的手、脚如果有知觉，还得继续冷冻。这是第一步，要求研究出在什么气温下、多长时间可以造成冻伤。待手、脚麻木后，便押进暖房里，开始进行第二步的五花八门的试验：有时迫使被试验的人分别把手、脚立即插进不同温度的水里，主要研究造成冻伤后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变化。第二步主要研究对冻伤的预防和治疗。有时在冻伤处涂治冻伤药膏，有时在冻伤处涂上带菌的药膏，有时不予治疗。这样冻伤后的变化就不同了，轻者造成残疾，重者久治不愈免不了死亡。
731部队的试验者们，还通过解剖活人进行病理研究；在女“犯人”身上进行梅毒试验；用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等等。
据细菌战犯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方法，对已传染的人加以治疗，给他们饭吃，等身体恢复时，又让他们做另一种试验。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
1943年末，731部队把在押的10名中国人用飞机押送到安达特别试验场。把人绑在间距5米远的桩子上，用飞机投掷“石井式”细菌炸弹。这些人被弹片炸伤后染上炭疽菌，不久全部死亡。1945年1月，又改用电流引爆细菌弹的办法，对绑在间距10米到20米的桩子上的中国人进行鼠疫菌传染试验，这些人受了几天的折磨而最终死去。
据川岛清供认：“1940年到1945年8月，通过这个工厂，因感染致命菌而死亡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1940年以前死亡的人有多少，那我就不知道了。”
“731”将建遗址公园
1945年7月下旬，前苏联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731部队为消灭罪证，机密资料一连烧了半个月。
当时，731部队监狱里还押着四五百名中国人。为了灭迹，8月9日开启毒气，在押人员均中毒身亡。有的囚室在押人员提前冲出牢门，被日本机枪全部打死。尸体被浇上汽油焚烧，随后尸骨埋在已挖好的8个大坑里。解放后，发现了3处埋尸骨的大坑。据伟建机器厂建筑工人证实，1949年和1958年在建楼挖地基时，曾发现有成堆的人骨头，仅在一处挖出的人骨头就装满了3辆大汽车。
1945年8月10日，731部队对细菌工厂的建筑物进行爆破性的破坏。8月14日把细菌工厂炸毁，同时把染有鼠疫菌的老鼠全部放出。到了1946年秋，在义发源、后二道沟、东井子等村屯，引发了人间鼠疫的传染。据初步统计，这次鼠疫传染造成了103人死亡。
如今，60多年过去了，哈尔滨将保护“731”遗址，计划将其打造成世界著名战争遗址公园。为此，今年哈尔滨市预计投资2000万元对“731”遗址进行抢救式保护开发，国家发改委又拨付资金3000万元。
耗巨资对“731”遗址进行抢救式保护开发，是在对民族和历史负责。
红色坐标
青史照长街——尚志大街
尚志大街，原名新城大街，形成于1900年。
尚志大街上有左翼作家萧红、萧军居住过的欧罗巴旅馆；有位于115号的由左翼文化人创办的《国际协报》旧址；有尚志大街西头道街41号的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联络点国际交通局旧址；有四道街14号护送中共“六大”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的秘密接待站；有西四道街5号地下党联络站“一毛钱饭店”旧址；有左翼文化团体创办的进步社团“口琴社”旧址；有十一道街23号满洲省委扩大会议旧址；有十三道街23号的赵尚志养伤处、48号的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旧址；有十五道街9号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潭秋被捕地。
老街慰英魂——靖宇大街
从哈尔滨设治建城起，哪条街形成最早？哪条街资历最老？原道外正阳大街，现靖宇街。
1931年底，杨靖宇任中共道外区委书记，参与领导了全市反日大示威，领导道外灾民与日伪当局奋起斗争，发动工人、学生反满抗日等重大革命活动。靖宇街23号是周恩来早期来哈住过的地方；南四道街62号是地下党组织的“哈尔滨青年会”旧址；在十六道街街口东楼下有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党刊物《哈尔滨新报》旧址；有左翼作家萧红居住过的“东兴顺旅馆”旧址；有位于南十四道街的曾关押过革命志士陈潭秋、王鹤寿、孟坚等政治犯的道外监狱等。
浩气贯长虹——一曼街
一曼街位于南岗区，建于1921年，原名山街。
哈市政府之所以将这条路命名为一曼街，是因为赵一曼烈士与这条路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早在1932年春，赵一曼曾到坐落在这条路上的老巴夺烟厂从事过革命活动，而赵一曼被捕后，就被关押在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现东北烈士纪念馆)受酷刑。之后，赵一曼的被捕养伤逃离虎口也是在这条街上。
沦陷民不聊生——同记工厂
同记工厂的创始人武百祥，于1903年在哈尔滨傅家店办起了一个杂货店，号称“仝记”。1911年同记工厂正式成立，机械设备较全，后又增建大罗新食品厂、天津鞋铺，又建了大罗新和同记两个商场。1928年，同记工厂建成四层新厂房，雇用工人1800人，年产值150万元以上，各种机械设备750多台(套)，成为哈埠最大的工厂。东北沦陷后，同记工厂陷入困境，1933年又遭火灾。1937年同记工厂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又繁荣了一个时期，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记工厂三位经理被日伪以“经济犯”名义逮捕入狱。1942年同记工厂无奈倒闭。
白山黑水洒血泪
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官兵遭到重大伤亡，被迫含泪退出营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了北满最大城市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暴统治，激起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在白山黑水之间，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烽火。从东北抗日义勇军到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谱写着一曲曲壮丽的诗篇，以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为代表的无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血沃疆场，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百业待兴建后方
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建立了人民政权，这座国际性商埠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当时人口已达70余万。
解放初期，城市的粮食、燃料、动力都很紧张，物价上涨，百业待兴。共产党领导下的市政府，采取了整顿金融、稳定市场；解决民生必需、安定人民生活；建立革命新秩序、维护了社会治安的三个主要政策，很快在城市打下了新的基础，并迅速成为解放全国的大后方。英雄的哈尔滨人民集中人财物力积极支前，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铁蹄踏不碎仇恨的心，海水洗不清祖国的怨愤，按住遍体伤，挺起铁的胸，我们要走向大地的黎明。别让惨红的血流而震惊，别让遍野的横尸而伤情，我们既为反抗而来到了人间，害怕什么流血牺牲。黑暗氛围终会消失，严冬后面就是阳春，跨过横尸向前看吧，笑着迎接祖国的黎明。——《黎明曲》
日本投降8个多月哈尔滨得解放
1946年4月28日是哈尔滨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从这天起哈尔滨获得解放，到今年的6月28日，整整60周年。日本侵略者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哈尔滨为什么在1946年4月28日就解放了，这8个多月的时间里，哈尔滨发生了什么？
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
1945年8月9日，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东北。8月18日，苏军远东总司令部下达紧急命令，决定向沈阳、旅顺、哈尔滨等地派出空降兵占领重要军事目标和工业基地。当天下午，苏联远东一方面军扎别林中校率第一批空降兵在哈尔滨市市郊机场着陆，副参谋长谢拉霍夫少将担任特命全权代表随机到达。空降兵战斗小组立即占领了指挥塔、飞机库、修理厂等，日军没有反抗。
30分钟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带着几名日军将官赶来。双方在机场办公室进行了谈判，苏军代表谢拉霍夫建议秦彦参谋长、宫川总领事和其他军政人员次日早晨乘苏军飞机前往远东第一方面军指挥部，具体协商满洲境内关东军解除武装事宜。要求3小时后将答复送交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
谈判结束之后，谢拉霍夫将军和扎别林中校率空降兵进驻市内，到次日凌晨，苏军先遣部队已把领事馆、发电站、铁路、桥梁、车站等重要目标置于自己警戒之下。
在约定时间秦彦三郎和日军第四军司令官等来到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递交了同意苏军条件的书面答复和守备部队4.3万人的名册清单。
8月19日，经过谈判，确定了日军各师团投降的时间、地点以及撤出路线。
苏军管制下的哈尔滨
日本投降后，李兆麟将军率百余名抗联干部进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广大地区。李兆麟到哈尔滨后，立即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驻哈尔滨办事处并任主任。与此同时，他还担任苏军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副司令。10月，成立了苏军管制时期的滨江省政府，由谢雨琴任省长(原伪滨江省民生厅长)，李兆麟为副省长。
苏军接管哈尔滨时，关押在伪香坊监狱的“政治犯”被陆续释放出来，他们当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抗联战士和其他各阶层反满抗日的爱国志士。先后出狱的20多名“政治犯”自动组织起来，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8月27日，三处人员都搬进了道外景阳街71号(今黑龙江省种子公司址)一座叫“东光寮”的日本公寓里。
当时，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国民党专员公署都公开挂出牌子，他们贴标语、撒传单、搞剧团，闹得乌烟瘴气。
为收复东北，1945年9月，中共中央分期分批向东北地区派出干部。陈云、彭真等先期到达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党中央“发展和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于10月17日派钟子云等20余人到达哈尔滨，组建了中共滨江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滨江工委)，钟子云任书记，委员有李兆麟、张罗、张观等。滨江工委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机关设在道外保障街(今保障小学旧楼)，滨江工委管辖哈尔滨市和滨江省的全部地区。
滨江工委成立时哈尔滨的形势十分复杂，苏军进驻后虽然实行军事管制，但不了解市内的情况，一些伪满的汉奸、特务摇身变成了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地痞流氓也趁火打劫，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群众忧心忡忡，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
“接收大员”趁乱“摘桃子”
为履行《雅尔塔协定》，11月17日，苏联通知中共地方党、军领导机关和武装力量撤出哈尔滨，准备将城市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接管。为避免内战，在陈云主持下，11月22日，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等全部撤至宾县。
国民党接收大员接管哈尔滨政权之后，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熊式辉任命杨绰庵为哈尔滨市长，余秀豪为市公安局长。那些先期潜入哈市的国民党党务专员、三青团干部、军统特务以及土匪头目、日伪残余等，形成了一股颇有势力的反革命力量。他们秘密建立地下军和特务组织，豢养大批密探，用来监视进步团体，制造谣言，进行暗杀恐吓和其他破坏活动。余秀豪网罗了原伪满第四宪兵团特务张兴帮，组成“铁血除奸团”横行市里，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1946年3月9日，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兆麟将军，充分暴露了其法西斯罪行，激起哈尔滨人民极大愤慨。
国民党接收大员在哈尔滨的100多天里，工厂没能开工，经济更加萧条，物价猛涨，人民的生活毫无保障。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从反面教育了一些怀着“正统”观念的人们。他们愤愤地骂道：“什么接收，纯粹劫收!什么青天白日，简直暗无天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接收，盼接收，接收完了更难受”，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民谣。
这时，在哈尔滨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们非常恐慌，处境日益孤立。1946年2月26日，驻东北苏军参谋长柯里琴科中将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开始由南至北陆续撤军。
三五九旅解放哈尔滨
3月12日，苏军撤出沈阳，4月3日至22日，苏军又先后撤出佳木斯、长春、齐齐哈尔。在国民党接收大员控制的一些城市，苏军撤出后，立即出现社会秩序混乱，土匪抢劫，坏人横行。当苏军要撤出哈尔滨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人们极大不安，因此渴望人民自卫军尽快进驻。
4月26日，哈尔滨市各界代表130人联名电吁东北人民自卫军迅速进驻哈尔滨。在这个时候，哈市工商界代表人物孙世琨、徐信之等30余人赴宾县，要求人民自卫军早日进驻哈尔滨市，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在市内发生武装冲突，使人民遭受生命财产的损失。
在哈尔滨市民各界的吁请下，中共北满分局决定进军哈尔滨。4月初，以三五九旅司令部、政治部为基础，建立了临时指挥部，李天佑任指挥，刘转连任副指挥，三五九旅及松江部队共12000多人陆续进入市郊和10个区中的7个区。根据哈市的敌情和社会情况，为防止敌人在我军进驻中搞破坏，指挥部明确提出保护目标和措施。
4月25~4月27日，随着苏军的撤退，三五九旅刘转连所部向三棵树地区推进，哈东军分区司令员温玉成所部向上号(香坊)地区一带进攻，哈南军分区司令员王奎先所部向顾乡屯进发，并在市内预先设置了秘密军事制高点。4月28日拂晓5时进攻开始。部队迅速占领了指定目标，在前进途中，只在南岗和道外个别地方遇到小股敌人的抵抗和暗枪射击，但迅速被歼灭，哈尔滨顺利解放了。当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市区时，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市民们纷纷涌向街头，高呼“欢迎民主联军进驻哈市”的口号，欢庆哈尔滨解放。
在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的同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北满军区和松江省党、政、军各省属机关也迁回哈尔滨。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及其下属机关也迁入哈尔滨。根据中共北满分局的决定，在哈尔滨建立了党、政、军的市级领导机构。对市委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市委成员有钟子云、聂鹤亭、刘达(刘成栋)、何伟、蒋南翔、陈龙、杨维、毛诚、唐景阳等，钟子云任书记；成立了哈尔滨市卫戍司令部，聂鹤亭任司令员，钟子云兼任政委；任命刘达为市长。从此，哈尔滨真正回到人民怀抱，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
大事记(1945~1946)
1945和1946两年，对哈尔滨这座至今设治只有101年的城市来说，无疑是一道历史的分水岭。1945年，哈尔滨“光复”，日本侵略者成了丧家犬；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特大城市。
1945年
1月16日，伪文教部对全“满”中等学校发出第一次动员令《关于康德十二年度中等学生勤劳奉公队第一次发动令之件》，强令学生“在决战之下，战而学，学而战。”
1945年
8月18日19时，苏军第一批空降兵120人在扎别林中校指挥下，在哈尔滨机场着陆并占领机场。19日，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在苏联军管制下，滨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成立，原伪滨江省民政厅厅长谢雨琴任省长，李兆麟任副省长，前哈尔滨特别市自治会会长张廷阁任市长。
1945年
11月1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陈云、高岗等到哈，成立东北局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高岗任吉黑军区司令员。中共哈尔滨市委成立，钟子云兼任哈尔滨市委书记。
1946年
1月1日，东北银行总经理叶季壮发布第二号通告，停用伪币，按原价一比十收回该行前发行之东北法币，发行东北地方流通券5角、l元、5元、10元、50元、100元6种。
1946年
4月21日，驻哈苏军开始撤离归国。
1946年
4月26日，哈尔滨各界代表130人联名电请东北民主联军迅速进驻哈尔滨。电文：“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钧鉴，哈尔滨市现呈无政府状态，群情惶惑，治安堪虑。至祈贵军迅速进驻市内，以维治安，而慰民望。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1946年
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部队解放哈尔滨，受到哈市70万人民的热烈欢迎，哈尔滨从此永远回到人民手中。
5月3日，哈尔滨市政府成立，刘成栋任市长。在松哈20万人民纪念抗战胜利大会上，根据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提议，为纪念东北抗联将领、民族英雄，将道外正阳街改称靖宇大街，道里新城大街改称尚志大街，山街改称一曼街。
1946年
4月29日，在三棵树小学召开万人群众大会，胡铁桥、张秀英等在会上发言。哈市开展了翻身运动。前一页 4
俄海军上将口述历史：我们打跑哈尔滨的日本兵
79岁的波罗德科，退役前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1945年8月，两小时的战斗就打跑了日本兵，开着坦克进入哈尔滨。这位见证了前苏联红军在哈尔滨赶跑日本侵略者的老红军，是俄罗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61年后，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老人口述了哈尔滨“光复”的历史。
英雄出少年—— 17岁获得卫国勋章
去年12月中旬，记者抵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时，中国驻哈巴总领馆第一时间就推荐了采访对象一位退役前荣膺上将军衔的老将军。老将军名叫波罗德科·弗拉吉米尔·菲，和列宁同名，如今是哈巴边区老红军委员会副主席、抗日老红军委员会主席。
在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老将军健步走了进来。魁伟的身材，洪钟般的嗓音，清晰的记忆，让记者不禁肃然起敬。
“1945年8月，斯大林约见马林洛夫斯基元帅，讲到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沈阳、旅顺等地建立了军事重镇，并有可能趁着前苏联军队注意力向欧洲倾斜的空当进攻俄西伯利亚。遂命令马林元帅迅速调集部队，并可以挑选精锐部队，进入中国消灭关东军。波罗德科所在的第六坦克部队是马林元帅的嫡系，且有山区迅速穿插作战的经验而成为先头部队。
“我们的坦克部队和喀秋莎火炮部队通过蒙古进入中国的大兴安岭。当日本军队发现我们时，非常震惊，还以为是神兵天降，万万没想到这么复杂的地形，我们的部队能如此神速地来到眼皮底下。”
“我们部队继续往前走，日军用迫击炮攻击我们，我们马上还击，意外的是，我们还没打过瘾，日本兵就投降了。我清楚地记得很多日本兵都戴着眼镜，或许是他们的视力不好，或许他们是冒牌部队。接下来，日本兵还是打一下就投降，以前打德军的经验全派上了用场。”
听老红军讲历史，不用插话，听着，记着，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当时就是要在中国东北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一路从哈巴出发，奔向大兴安岭；另一路从海参崴出发，直奔旅顺港。1945年8月14日晚，第六坦克部队指挥官乘坐直升飞机到我们部队视察，日本鬼子趁着夜色要袭击我们，40多人的小分队刚接近小飞机场，就被我们三个负责警戒的战友发现了，我们用开火的枪炮声发信号，随后赶到的战友把这支日本小分队打个稀巴烂，歼灭了27人，其余残兵成了俘虏。为了奖励我的高度警惕性和勇敢精神，我被授予当时最高级别之一的俄罗斯卫国勋章，那一年，我17岁。”
忆峥嵘岁月——哈尔滨姑娘说俄语
“我们当时是从沈阳方向进入哈尔滨的，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并俘获了关东军驻哈尔滨的指挥官。当时由友军阿穆尔水师协助押送日军指挥官等关东军重要人物到哈巴。听说押解船到达哈巴时，江水涨势汹涌，舰船很难靠岸，我们的战士就跳到水里，用肩膀扛着舷梯。日军指挥官非常感慨，意思是说如果自己的军队和战士如此勇敢，这次战争失败的是谁就不好说了，战俘也可能是红军了。”
“我是坐在坦克车顶上进入哈尔滨的，路两旁的市民拼命鼓掌，脸上都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有的人还往坦克上扔鲜花，有的年轻人还写着汉字。记忆最深刻的是，在哈尔滨居住的俄国人，当时很多人都娶了漂亮的中国妻子。这些漂亮的中国姑娘看到我们，用标准的俄语对我们喊：感谢你们解放了哈尔滨。能在异国他乡听到自己的语言，还说着感谢的话，的确让人由衷高兴，而且当时我们也很年轻，也喜欢漂亮的中国姑娘。”
人物
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哈尔滨的解放，运筹帷幄，流血牺牲，奔走呼号……此时哈尔滨也迎来了新生。
1945年8月，东北抗联三百三十余名干部率抗联野营部队，配合前苏联红军返回东北。李兆麟将军等率部分抗联战士到哈，成立“抗联哈尔滨办事处”。由伪满哈尔滨监狱解放出来的部分党员、地下工作者、抗联战士以及远东情报局人员汇集于道外许公路“东光寮”，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
1945年9月，中共中央陆续派张闻天、林彪、罗荣桓、肖劲光、程子华、谭政、李立三、陶铸、刘亚楼等率领11万大军和彭真、陈云、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林枫等率领大批干部进入东北。
1945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陈云、高岗等到哈，成立东北局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高岗任吉黑军区司令员。中共哈尔滨市委成立，钟子云兼任哈尔滨市委书记。
1946年1月1日，国民党委派杨绰庵来哈，于3日就任哈尔滨市市长。
1946年3月9日，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同志在道里水道街九号被国民党特务密谋杀害。15日，哈市创办兆麟中学、兆麟中心小学、兆麟图书馆，建立兆麟纪念馆。改水道街为兆麟大街，改道里公园为兆麟公园。
1946年5月5日松江省政府成立，冯仲云就任省长。
1946年7月16日哈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林彪、彭真等出席会议。
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是哈市政府确定的第一批一类保护建筑。
从1906年始建至今，在100年中，经历了清王朝、北洋军阀、中央国民政府、日伪统治和新中国时期。
在风雨沧桑的100年中，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几十位著名民主人士下榻马迭尔酝酿筹划新中国宏伟蓝图引发了一段佳话。
红色坐标
“东光寮”
从1945年8月17日开始，被关押在香坊监狱的中共党员、团员、抗联战士及情报人员陆续出狱，寻找党的组织。8月27日，由伪满哈尔滨监狱解放出来的部分党员、地下工作者、抗联战士以及远东情报局人员汇集于道外许公路(现景阳街)“东光寮”(原伪满警察宿舍)，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东光寮”一时成为哈尔滨进步力量的基地。
兆麟墓
李兆麟墓位于道里区兆麟公园的西北松林中，墓前建塔，塔身通高9米，正面当中镶有黑色大理石板，板上竖写阴刻“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的金字，墓座正面，刻有墓志，是当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所撰。1946年3月9日，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在水道街9号，今兆麟大街86号被国民党特务暗害。3月15日，道里公园改名为兆麟公园，水道街改为兆麟街。
“四野”前线指挥部旧址
“四野”前线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坐落在双城市双城镇东北隅一座青砖灰瓦的大院里。1917年，吉林省警察厅警务处处长赵冀在双城市双城镇东北隅建起一座青砖灰瓦的私宅，30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四野”前身)首脑机关就在这里。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北方民居，占地5760平方米，由东西两院相接而成，共有青砖灰瓦硬山式房屋35间。1945年林彪来到东北负责指挥整个东北战事，1946年10月，因战争需要，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从哈尔滨移驻双城，从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联军首长在这里度过了两年指挥生涯。“四野”前线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于1998年10月在原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旧址基础上建成开放，纪念馆设立三个展室。2001年5月，“四野”前线指挥部旧址纪念馆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兆麟电影院
解放后的哈尔滨，一个叫兆麟电影院的地方记录了这样的一些事件和人物。1946年8月11日，“哈尔滨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青”)在兆麟电影院召开成立大会。12月4日，哈尔滨市第二教联在兆麟电影院演出《海国英雄郑成功》。12月12日，哈尔滨市各界代表两千余人在兆麟电影院举行纪念“一二九”和“双十二”大会。高崇民、阎宝航、李国钧、郭永泽等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反对“美蒋商约”，反对违背民意的非法“国大”，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及一切爱国政治犯，建立真正民主的新中国。
马迭尔：新中国蓝图策源地
马迭尔：“新艺术”代表作
1901年，中东铁路临时通车，欧亚经济、文化往来更为密切。也在这一年，俄籍犹太人约瑟·开斯普来到哈尔滨。起初，他开一个修理钟表的小店，不久经营银器和珠宝，获利丰厚。当时，道里的中央大街刚刚形成，还没有像样的建筑。然而，约瑟·开斯普以犹太人的精明和眼光，预料到日后哈尔滨必为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旅店业极有发展前途。于是，约瑟·开斯普多方筹集资金，聘请一流的建筑设计师，选购欧美各国上等的建筑材料，在1906年建成了远东最豪华的马迭尔旅馆，并成为哈尔滨第一家涉外宾馆。
马迭尔这座路易十四风格的三层建筑，典雅豪华，其式样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看做是对传统建筑风格的革新，追求自然古朴的艺术效果，称之为“新艺术运动”。俄文摩登的、时髦的、时兴的、现代的，音译“马迭尔”，取名正好与建筑风格一致。约瑟·开斯普自豪地说：“马迭尔一定会风流一百年！”今日的马迭尔宾馆，正如这个名字的蕴意一样，老店新貌，独领时代的风骚！
马迭尔：当时最高级的宾馆
1948年4月，国民党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全国解放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伟大号召。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的大后方，交通又方便，是最适合共商大计的安全之地，而马迭尔宾馆又是哈尔滨当时最高级的社交场合，这殊荣非马迭尔莫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迭尔是新中国蓝图的策源地，也是马迭尔历史最辉煌的一页。
1948年9月18日，当由香港北上解放区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已经起程但尚未到达之际，中共中央即致电东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后，由高岗、洛甫、林枫代表东北局，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与此同时，当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刘清扬等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后，周恩来多次前去看望，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根据自己以及中央统战部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的会商情况，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毛泽东审定后，于10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发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征求意见。
新政协在哈达成协议
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11月25日由高岗、李富春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在哈尔滨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协议：
一、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计有下列23个单位：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教授、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总工会、解放区农民团体、全国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产业界民主人士、文化界民主人士、中国人民解放军。
二、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参加新政协的单位，除将上述23个筹备会单位中的“全国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改为“教育界民主人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外，还增加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原解放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原解放军，妇女界、新闻界、自由职业界和宗教界民主人士等15个单位，共计38个单位。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做正式决定。每单位代表人数为6人，但如获筹备会同意也可允许某些个别单位酌增人数。“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计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与此同时，1949年的上半年，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北平、天津、汉口、南京、上海、太原等全国的中心大城市，国民党反动派基本上已被打倒，剩下来的只是消灭反动残余的问题。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纷纷应邀进京继续讨论如何用最大力量来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及巩固国防的问题。为了担负这两大任务，就必须迅速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尽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这样坚固团结的政治基础之上，在时机业已完全成熟的条件之下，经各方协商之后，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于6月15日在北平宣告正式成立。前一页5
新中国定都初选哈尔滨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国歌
大事记(1947~1949)
刚刚解放的哈尔滨，百废待兴。市民生活和社会秩序渐渐转入正常之后，人们开始投入了建设城市的大生产运动。与此同时，哈尔滨成了民主人士共商国是之所，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也在此筹备政治协商会议。
1947年1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指示，决定发放5亿元无息贷款，以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缺乏耕畜、农具、种子的困难，促进1947年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1947年3月15日，哈尔滨电车厂工友昼夜努力工作，哈市四条电车线路全部恢复通车，每天出车可达25台。
1947年4月1日，东北政委会决定自本日起全东北解放区实行标准时间(东经120度上海时间)。
1947年4月5日，哈尔滨特别市政府布告：为减少粮食浪费，保证市民粮食供给，自即日起，所有本市各大、小烧锅一律停止用粮食烧酒。
1947年9月，据哈市公安局户口调查，哈市总人口729185人，其中男399173人，女330012人。此外，所有军事机关、学校、公营企业、群众团体住宿没有户口者和外侨38134人未统计在内。
1947年12月3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发《划一度量衡和丈量土地标准的命令》，规定：1市升=1公升，3市尺=1公尺，2市斤=1公斤，1垧=1公顷，并采用10进制。
1948年，哈市外侨情况调查：现有前苏联、美、英、法、捷、意、罗、匈、瑞士、南斯拉夫、丹麦、奥地利、希腊、土耳其、葡萄牙、瑞典、伊朗、朝鲜、日本等侨民共33721人；有14国侨民经营工业，18国侨民经营商业，外侨经营工商业者共728家。
1949年5月21日，据东北行政委员会命令，哈尔滨政府改称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新中国定都初选哈尔滨
提起北京，谁都知道那是新中国的首都。可你知道吗，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新中国首都所在地最初选定北国冰城哈尔滨。日前，《钟山风雨》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
初选首都——哈尔滨
毛泽东一直觉得中国像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省犹如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就在这天鹅的项下，人们把哈尔滨称为“天鹅项下的珍珠”。毛泽东深知哈尔滨饱经忧患的沧桑岁月，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给它涂上了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侨民汇集于此，16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形成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城市。开办了数以千计的工商企业，建起形形色色的欧洲风格建筑，与东京、伦敦、巴黎、柏林、纽约等世界一流城市贸易频繁，成为中国东北最大的商品市场集散地。1945年8月15日，前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东北民主联军进行自卫反击，哈尔滨成为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为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最安全的大城市，与前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而且非常重视这块风水宝地，并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的注意力虽然向东北倾斜，但哈尔滨毕竟远隔千山万水，转移过去很不容易，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选定了华北的避暑胜地承德，准备把承德作为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的林彪和罗荣桓曾就党中央迁往东北之事去电请示，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回电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不离开。”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东北哈尔滨之事暂时放下，但是党中央迁往哈尔滨的准备工作还在加紧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把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一部分留下来负责保卫党中央，仍然叫中央警备团；一部分改称中央先行警备团，吴烈任团长，陕北公学的副校长李逸民为政委，共400多人。1945年10月2日，吴烈、李逸民率领中央先行警备团跟随被调到东北担负领导职务的李富春，从延安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行军，到达冀察热辽解放区所在地的小城承德，准备赶往哈尔滨。
民主人士冰城商国是
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剧烈变化，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交通要道，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承德。中央军委命令，把中央先行警备团就地改编，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1948年4月20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新政协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当时的国民党仍然占领着中国半壁河山，要把那些著名人士接到大连再转哈尔滨，共商建国大事，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设想过几种接送方案，经过几番周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分三批先后经香港安全到达哈尔滨。黄炎培等第四批民主人士于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黄炎培等人于3月25日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此举十分高明，历史已经证明，1949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由于有这300多名民主人士参加，便从本质上与国民党1949年召开的旧政协会议有了天壤之别，为全国人民所称赞。
1949年元旦刚过，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也不断考虑新中国的建都问题。随着三大战役即将取得彻底胜利，毛泽东认为不必再远征哈尔滨宣布新中国诞生了。但把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也还没有考虑好。
王稼祥否定南京和西安
一天，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来看望毛泽东。
毛一直认为王稼祥是中共数得上的前苏联问题专家。看到他们夫妇来了，毛泽东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天我有件大事向你请教。”毛泽东接着说：“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以夺得敌人的大城市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决就尽量和平解决，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王稼祥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对前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情况做过一番调查，对城市的重要性有独特研究。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欣然表示赞同：“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决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此时正在考虑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于是将大手一挥，提出深一层次的问题：“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民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已实在太多了！”毛泽东接着说：“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80多岁的老秀才给杀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对和平解放北平抱有极大的信心：“如果全国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地减少牺牲……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更好？历史上，历朝不是把京都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更好一些呢？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是不是定在北平？”王稼祥的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笑着问：“噢，谈谈你的理由。”他首先否定在蒋介石所在地的南京定都。毛问：“西安如何呢？”王稼祥说：“西安的不足是太偏西了。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西安也不合适。”
北京和平解放成为首都
王稼祥接着表示：“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近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的首都应当选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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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华，可爱的中华！高大的山岭绵延南北，广阔的河流滚滚东下；良好的田地到处都是，年年生产稻麦棉桑麻；富足的矿山指说不尽，尽量采用也不怕缺乏；地大物博世界上无比，还有五千年悠久文化；我们爱护这大好河山，我们要努力奋发……”伪康德元年(1934)出生的收藏家朱俊峰老人，到了1946年从新课文中提到的内容才知道，松花江还有两个兄弟叫长江和黄河；才知道自己的国家还有5000年而不是12年的文化；才第一次知道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中国人。
人物
此时的哈尔滨，学校新立，报刊问世，文艺璀璨……城市因为人来人往而增添了勃勃生机。
1947年2月9日，哈市教育局长蒋南翔到任后，确定市立各中学校长。
1947年9月1日，“记者节”。中共中央东北局号召新闻记者改进报纸，提高质量，发挥报纸作用。哈市记者协会改选理事会，关鸿翼、赵展鹏、李俊、张蓓、王辑、程之平、陈正清、侯野萍、温梦樵九人当选本届理事。
1948年1月5日，哈尔滨特别市政府布告：市长朱其文、副市长刘成栋、饶斌到任。
1948年2月《生活报》五日刊在哈创办，主编宋之的，编委金人、华君武、王坪。在哈共出刊44期，12月迁沈阳。
1948年7月31日，全国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选出陈云、李立三、蔡畅、刘宁一、朱学范等34人组成大会主席团。8月3日，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作《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总任务。
1948年9月2日，原哈尔滨慈善总会、自万字会、顾乡屯慈善会等解散，组成哈尔滨特别市社会事业协会，张廷阁为会长，郭乐三、刘佩芝、程浩然、武百祥为副会长，老巴夺为名誉会长。
1949年2月25日，先后由国统区来到东北解放区的我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梅龚彬、赖亚力、章伯钧、李文宜、许广平、沙千里、潭平山、王昆仑、蔡廷楷、章乃器、罗叔章、茅盾、邓初民、侯外庐、洪深、胡子婴、田汉等37人由东北乘专车抵北平。
1949年3月20日，哈尔滨青年代表会议在市青年团礼堂召开，各界91名青年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决议即日成立哈市青年联合会，并选举陈模、吴限、曲俊田等39人为执行委员。
1949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李常青任哈尔滨市委书记，饶斌任市长。
1949年5月15日，哈市各界四万余人在兆麟公园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归来。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副团长许德珩及郑振铎、丁玲、陈家康等在会上讲话。代表团17日离哈返北京。
1949年5月19日，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第二批团员在副团长马寅初率领下归国抵哈。20日在兆麟电影院开欢迎会，马寅初、邓初民、徐悲鸿、萧三与会。
古稀老人“收藏”历史——
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两本教科书——
老师教的内容天壤之别
朱俊峰的收藏中有两本书，一本叫《康德十二年时空书》，另一本叫《国民四年国语课本》。1945年年初出版的《康德十二年时空书》，这是一本当时的日历。本来只是一本简单的日历课本，里面却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满洲国地图”、“满洲国国歌”、“国民训”等内容。
提起《国民训》，让老人回忆起小学生活，那是一段难忘却不愿提及的时光。那时候，自己在哈尔滨市双城街公立乐土国民小学读四年级，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每天上课前，要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学校，站在操场上分别用中文和日文高声背诵“国民训”，然后还要朝着日本东京、满洲新京(今长春)和天照大臣鞠大躬，上身和腿要达到90度以上。如果不会用日文背，或者精神溜号，那可就惨了，老师会安排两个学生一组，对向站立，你打我一个耳光，我抽你一个嘴巴，还给这种互打的行为称作“协和嘴巴子”。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朱俊峰第一次从老师那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第一次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乐土小学也改名为安民小学，从前的课本换成了《国语课本》。拿着新课本的朱俊峰第一次知道了《哈尔滨的四季》可以描写得这么美丽：“哈尔滨春季风光好，小草茸茸，丁香夹道；哈尔滨夏季风光好，游人争往太阳岛；哈尔滨秋季风光好，俄人晚寺钟声老；哈尔滨冬季风光好，滑冰撑橇乐逍遥。”
背诵“国民训”变成了练习大合唱，解放后的哈尔滨，尽管吃的东西还不能说要啥有啥，但令朱俊峰第一次享受到了无苦无忧的少年时光，第一次快乐地和同学一起到兆麟公园过了一次儿童节，那时的儿童节是4月4号。
两个小徽章——
记录解放前后发生的变化
11岁的朱俊峰照了一张相，留着小平头的他，表情严肃，校服上还别着一枚菱形的徽章：日满协和青少年会员会徽，图案是太阳放光芒，寓意着学生要围着日本转。按日本人定的校规，这枚章不能丢，也不能污损，还要参加会员的劳动。“我们要在休息日到围着铁丝网的部队院内摘蓖麻籽，出军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空筐举过头顶，我的小筐底儿漏了，爸爸给我一块铁片垫在筐内，等我一手举着筐，一手拿着铁片经过军营大门的日本哨兵时，被打了个大嘴巴，要不是看懂了铁片的用途，估计我的小命就该喂狼狗了。”心有余悸的朱俊峰，害怕的同时心里埋下了深深的恨。
最累人的会员“义务劳动”还有抓老鼠和晒猪血，每次都规定了任务，3个人一组1天内要交6只老鼠，没办法，我们就到坟地附近去挖坑抓老鼠。晒猪血的活儿更是叫人受不了，不用说血的腥味，就是成群苍蝇和蚊子的叮咬就让自己满脸是包。如今，哈尔滨解放60年的日子即将来临，老人说，谁也不能忘记那段被侵华日军凌辱的暗无天日的日子。
哈尔滨刚解放那会儿，比自己大的青年人有的主动参军走了，上了年纪的人就出担架、做小推车，没人要报酬，一门心思就是赶紧消灭敌人，好过安稳日子。
到了1949年，就读于哈尔滨市双城兆麟中学的朱俊峰不仅看着校门上的“听毛主席话，跟着共产党走”感到热血沸腾，而且知道了“地球，地球，共分五大洲”。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老人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同学们在操场上举办篝火晚会的情景，大家围着火堆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黄河大合唱，然后就围着篝火手拉着手不知疲倦地转圈跑着……第二天，还和同学一起到街上义务宣传新中国成立，到新华书店买书还赠送一张毛主席像。人有了精神生活，这是解放前做梦也不敢想的。1950年时的少年朱俊峰，胸前又多了一枚徽章：中苏友好协会会徽。参加这个协会的日子是10月25日，加入中国新民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当时的称谓)是在10月17日，当时还没有团徽，朱俊峰就把刻有毛主席的这枚友好徽章在心里当成了团徽，成天美滋滋的，睡觉都要拿衣服把徽章包起来。
一腔热血——
建设家园不计个人得失
哈尔滨解放之后，大街上还能看到面部表情像“霜打的茄子”一样的日本人，还有哭天抹泪的日本妇女推着小车卖大米饭，当时的老百姓知道日本人坏没人买。过了一段时间，街上的日本人渐渐少了，听说有的嫁到了乡下，有的不知道为啥没影了。
刚解放那几年，人们的生活变化很大，粮食靠供给，每人每月除了粗粮以外，还能领到大米一斤，豆油半斤，百姓为了感谢当时的省领导，就亲切称呼领导为“潘半斤”，邻省的城市居民每月只有3两豆油，也被称为“陈三两”。哈尔滨人能喝啤酒，政府也做了规定，用当时百姓的话说就是“喝啤酒像灌溉，外加一个菜”，意思是不买菜不卖酒，买了菜酒管够。
那时的人，心气很高，干什么都讲奉献。令老人最难忘的还是解放初期的1957年大洪水，和1998年的大洪水靠人民子弟兵死守为主不同，那时候就靠市民的义务劳动。为了保护太阳岛江堤，上到当时的建设厅厅长赵之修、副厅长吕道成，下到市民，大家都吃住在江堤上，每天的活就是扛草袋子走50多米，上跳板筑江堤，不论男女，不论官民，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干。看着领导和妇女都能扛着土袋子“嗖嗖”地跑，朱俊峰也忘了红肿的肩头火辣辣的疼痛。为了比赛谁干得多，每扛一趟都能得到一个小票，然后第二天的现场大喇叭就会播报前一天谁谁扛了多少袋湿土，也就是口头表扬五秒。洪水战胜了，江堤保住了，大家伙还是按月领工资生活，没发奖状，更没有一分奖金，就连中秋节的月饼都是每个人自掏现金和粮票买的。记者注意到，老人收藏的老照片中，真实记录了解放初期的哈尔滨市民保护和建设家园的义务劳动。
新中国来之不易，哈尔滨人的幸福生活也早已是今非昔比。尽管如此，老朱还是一再地提醒记者，没有过亡国奴的经历的人是最幸福的，大家要珍惜自己如今的好日子。对于这座城市，如果不能奉献点什么，起码不要损害一草一木。
提起哈尔滨儿童电影院，人们自然会联想起那座工厂街和尚志大街交口处的小楼，这里曾于1948年8月召开过由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518名代表参加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李立三、陈云、朱学范、刘宁一等出席了大会，陈云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这次大会是中国工运史上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会。如今，儿童电影院已被市政府认定为保护建筑。
红色坐标
东北烈士纪念馆
位于南岗区一曼街，原称为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堂，于1948年10月10日9时正式开馆。纪念馆陈列了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陈翰章、汪亚臣、李兆麟、朱瑞、董存瑞、陈树棠、侯成安等数百名烈士的事迹、遗像、遗物。东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林枫、罗荣桓、高崇民等为烈士馆开馆题词。周恩来总理曾特别指示“要把烈士纪念馆办好，广泛地宣传革命的历史和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以教育人民”，并书写了“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题词。
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塔
在道外区南极街附近的长青公园矗立着与东北烈士纪念馆同时建立的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塔。1947年6月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事业筹备委员会”，同时决定首先在哈尔滨市建立烈士纪念馆和纪念塔，纪念塔选定在道外长青公园，纪念馆则利用原伪哈尔滨警察厅旧址。1947年7月7日，烈士纪念塔在道外长青公园奠基，1948年10月10日落成。
颐园街一号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颐园街1号，现为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颐园街1号原为葛瓦利斯基公馆，是由波兰裔俄罗斯木材商人葛瓦利斯基于1919年出资兴建，1922年竣工。建筑面积1943平方米，占地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由主楼和副楼组成。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楼成为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的司令部。1948年移交给地方，成为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接待处。自1948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黑龙江省视察时都在此工作和生活过。
哈尔滨烈士陵园
哈尔滨烈士陵园1955年开园，位于哈尔滨市动力区体育街1号，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1948年11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朱瑞将军灵柩葬于此地。张爱萍题写了“哈尔滨烈士陵园”园名。这里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军长汪亚臣、松江军区兼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卢冬生、战斗英雄王凤江等17位烈士的陵墓，还有一座21位烈士合葬墓。在朱瑞将军墓的后侧，建有烈士事迹陈列馆和烈士灵堂，陈列面积300平方米。陈列馆展出了朱瑞将军和其他著名烈士生平事迹的珍贵历史图片、文字资料和实物。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青松翠绿。灵堂里安放着141位烈士的骨灰盒，陈列着黑龙江省22814位烈士的英名录和著名烈士的英勇事迹文字说明。
全国劳动大会
在儿童电影院召开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哈尔滨儿童电影院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原为1933年建成的专门放映日本电影的“平安座”影院。砖混结构，高18米，建筑小巧，结构紧凑，属典型的日式建筑。1945年8月15日由前苏联领事馆接收，改名为“南京电影院”。1946年3月移交给哈尔滨市中苏友协经营，为纪念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更名为“兆麟电影院”。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此举行，1953年更名为儿童电影院。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是解放后最早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历时22天。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18人，代表全国283万有组织的职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大会首先通过主席团人选，斯大林、毛泽东、朱德、赛杨(世界工联主席)、库茨涅索夫(前苏联总工会主席)当选为名誉主席。陈云、李立三、蔡畅、刘宁一、朱学范等34人为主席团成员。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张维桢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为祝贺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世界工联、中国劳协也发来了贺电。
大会在“国际歌”声中开始，李立三致开幕辞。陈云同志作了《关于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朱学范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刘宁一作了《关于国际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和大会决议。《决议》提出了解放区经营企业与管理民主化的原则。为支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大会向全国解放区提出倡议：各解放区全体职工义务献工一天作为斗争基金。哈尔滨市的10万职工以高涨的爱国主义热忱立即行动起来，几天的时间就献工折合东北流通券14005万元。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81人组成的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陈云为主席，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为副主席。21日，大会胜利结束。大会结束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东北总工会都在哈尔滨先后宣告成立。
发行邮票纪念大会召开
到会的除解放区职工代表外，还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上海、武汉、天津、唐山等大中城市及全国各大产业的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1948年8月1日，东北邮电管理总局为庆祝大会召开发行免资信封一枚，赠予大会代表，免费寄信使用。信封左上角免费标志内上半圆印有右读“庆祝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字样，信封免费标志下半圆印有右读“东北邮电管理总局”8字，中间为“免费邮件”4字，信封下部印有右读“东北邮电管理总局敬赠”字样，全部为红色。同时发行纪念邮票全套3枚，图案是工人在起重机前工作的情景。其中：100元面值用于各局互寄平信；300元面值用于各局互寄单挂号信函资费；500元面值用于各局互寄双挂号信函资费。
大会开幕日，哈尔滨邮电局刻制纪念邮戳一枚，分别在市局、道里、道外三处邮局使用。大会向每位代表赠送《东北解放区邮票汇编》一册，“汇编”最后一页贴的就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纪念邮票。该“汇编”的贴页原来印有与免资信封同样的文字“庆祝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由于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参加，会议名称改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为了节约纸张(免资信封和“汇编”贴页在筹备期间就已印完)，将贴页上的文字加贴纸条，加盖紫字“庆祝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邮票”覆盖原来的文字。从免资信封和“汇编”贴页上可以看出来，免资信封和“汇编”贴页印制时不能确定会议的准确日期，贴页上邮票的发行日期“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一日发行”中的“八一”两个字是印刷后用紫色戳加盖的。也就是先印的免资信封和“汇编”贴页，后印的邮票。邮票上印有“庆祝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一日”，从中也可以看出这套邮票的制版、印刷是非常快的。也有人提出这套邮票不是1948年8月1日发行的，其理由是大会名称更改，邮票不可能8月1日发行。其实道理很简单，大会主持者在准备更改会议名称的同时就已经通知东北邮电管理总局了，这样重要的会议在解放区是不允许有误的。会议开幕之日，邮票必然发行。
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声明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总。1949年11月，中国劳动协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其组织，实现了全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完全统一。
不能忘……
不能忘，这里曾炮火轰鸣弹片纷飞，不能忘，这里曾枪声骤起剑影刀光。不能忘，这里曾留下丧权辱国的印迹，不能忘，这里曾记载生死存亡的较量。从此，女人失去了往日的温柔，泪眼垂落骨肉背井离乡。从此，孩子失去了往日的笑容，目光呆滞心灵百孔千疮。从此，老人失去了往日的依靠，病入膏肓余生暗淡凄凉。是日寇导演了这震惊中外的悲剧，武装的爪牙柳条湖粉墨登场。是民贼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年轻的士兵长路上撕心断肠。
不能忘，这里曾义士揭竿百姓武装。不能忘，这里曾巷战袭扰村镇布障。不能忘，这里曾同仇敌忾杀声激荡。不能忘，这里曾红旗飘舞军号嘹亮。于是，学生焚烧了奴化的课本，投笔从戎奔向抗日疆场。于是，长工挣脱了封建的枷锁，国恨家仇筑起铁壁铜墙。于是，母亲丢下哺乳的婴儿，白山黑水托起希望的太阳。于是，大嫂掩埋屈死的丈夫，剪断发髻举起复仇的钢枪……十四载长夜重见曙光。
李兆麟
抗战胜利后，曾积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赵尚志
“没有祖国的人，还有什么脸啊？”——赵尚志很少洗脸。一个骑兵队长对他说：“司令员，你洗洗脸吧。”赵尚志这样回答。
“你们不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卖国，我一个人死了没关系，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的!”——赵尚志被俘后对审讯的伪警察说：“你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日军感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赵一曼
赵一曼临刑前一天，给自己的儿子赵掖贤写了一封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杨靖宇
由于叛徒出卖，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五岁。牺牲后，敌人把他拉到城里，用铡刀砍下他的脑袋，还解剖了他的胃。解剖以后一看，胃里全是棉花、青苔和树皮，没有一粒粮食。日本人惊呆了，不得不佩服地说，“中国人真了不起，杨靖宇这样的人要有十个，我们日本就完蛋了。”
夏云杰
1936年1月，夏云杰部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后，任军长，将游击区域扩大到汤原、萝北、绥滨、依兰、桦川、富锦等10余个县，曾指挥6军主力攻打鹤岗矿山镇等战斗。9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军长。同年11月21日，身负重伤。弥留之际，他再三嘱咐身边的战友、妻子和女儿，要团结一致，抗日到底。
汪亚臣
东北抗日联军高级指挥员，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部队断粮，他和战士一样以野菜、树皮充饥，坚持抗日战争。1941年1月29日，在蛤蜊河子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壮烈殉国，年仅30岁。1955年4月5日，哈市人民政府及各界群众以沉痛的心情公祭汪雅臣，其遗骨被安葬在哈尔滨烈士陵园。前一页6
殖民教育十四年身心伤痛七十载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利用伪满政权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他们曾一度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对爱国师生进行残酷镇压和迫害。之后，便牢牢地把东北的教育事业抓在手中，作为其对东北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长达14年的统治时间里，建立起一整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体系……
人物
在哈尔滨沦为日伪统治期间，日本对东北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实施高压和愚民政策，共产党和各种进步力量与之进行了顽强斗争。在“夜幕下”生活的百姓，对日伪的所作所为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1931年
2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武胡景、贺昌之、侯志抵哈，武胡景任北满特委书记，贺昌之负责宣传，候志负责妇女工作，韩光负责团的工作。
6月，中共北满特委在道外十六道街创办《哈尔滨新报》，社长吴雅泉，编辑长安贫。“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党组织营救抗日将领杨靖宇出狱，任其为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等职。
1932年
1月，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罗登贤任省委书记，杨靖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1933年
4月，哈尔滨电车厂工人在赵一曼等人的领导下，举行总罢工，抗议伪宪兵殴打电车工人。
10月，赵一曼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
1934年
1月，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创办《文艺》周刊，主编戈白(笔名刘莉，即白朗)，编辑方未艾。罗烽、金剑啸、萧军、萧红、邓立等人为周刊撰稿。
1935年4月，“哈尔滨口琴社”创办，进步文艺工作者金剑啸、姜椿芳、侯小古、王湘等是该社的积极参加者。赵尚志抵哈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殖民教育十四年身心伤痛七十载
在哈市，很多老人至今还都清楚地记得，从1931年到1945年，他们在中小学里经历的那一段压抑而麻木的日子。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没有让他们留下多少文化的储备，反倒让他们对成长期充满了阴暗的回忆。当老一辈人把这段历史讲述给后辈人时，一辈辈的哈埠人也铭记了民族尊严的意义。
提心吊胆去受罪
衣荣今年已经80岁了，原是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的党委副书记，伪满时期，他在五常县国民优吉小学校上学。在他的记忆里，学校里的日本人都是小个子，都凶凶的，看谁不顺眼，不管是什么场合，上前就会一顿扇嘴巴，大家天天上学都像是在做噩梦。
衣荣说，那时国民优吉小学校有十几个班，一千多名学生，校长是个说了不算的中国人，副校长是个留着小胡、矮矮的、口气生硬的日本人。取消了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每周就上日语、满语、算术、美术四门课。日语课上，要求大家一律说日语，其中有专门的“建国精神”教育，主要就是灌输“日本亲善、共存共荣”思想。
学校的各种活动也都渗透着奴化教育的色彩。“朝会”上，全体师生要升伪满“国旗”，唱伪满“国歌”，面向东南日本东京皇宫方向给日本天皇敬礼，深弯腰90度，即所谓“宫城遥”。还要面向西南伪满国新京帝宫方向给皇帝溥仪敬礼，深弯腰90度，即所谓“帝宫遥”。这些仪式结束，全体师生齐声背诵《国民训》，做“建国体操”，完毕之后，才能进入教室上课。
每天早晨“朝会”集合时，日本教师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都会拎着教鞭挨个教室查看，发现学生行动迟缓或躲避不参加的，轻者给你一脚，重者是一教鞭，再一耳光或一个绊子把你摔倒在地。大家要一个跟着一个地排队走，队伍里经常就会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学生。1935年5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为了报答其主子，访日归来后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要求国民必须与日本“一德一心”，每校一份。每周一都有周会，校长会毕恭毕敬地把溥仪的诏书举过头顶捧出来，领着大家进行诵读。
不管在校内或校外，见到老师或高年级同学都要敬礼，否则就会挨打，弄得大家跟木偶一样。上课时，督学的日本人就坐在课堂里，谁的日语加入了汉语，或有对日本文化不恭敬的地方，就会马上被拉到师生面前暴打。那时县里驻扎着日军的一个完备队，1940年到1942年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高年级同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可是没有多少天，有两个人就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
当时在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学校地图上，已把朝鲜、中国的台湾、旅大划入日本的版图，将东北划成附属国，将河北、山东、江浙一带划入日本势力范围，显示出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但到1945年前，学生中就已经流传了这样的话：日本话不用说，再过两年用不着。
这之后不久，国民党军队派出飞机进行轰炸，五常国民优吉小学校便彻底崩溃瓦解了。
饥寒交迫胜囚徒
刘淑君今年76岁，是一名普通家庭妇女，伪满时期曾在绥化文庙小学校上学。在她的记忆中，日本人统治时期的同学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尤其是大米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吃，吃饭前还得先拜日本天皇，后拜满洲皇帝，再用日语背诵“国民训”，最后还得用日语说一句：“蒙受赏赐了”，吃饭还有时间限制。
张春慧今年83岁，伪满时期曾在宁安国民高等学校上学。她说，刚入学的头半年，每周还能吃一次白面馒头，后来就顿顿吃整粒陈包米煮成的饭，而且每天只有早晚两餐，每餐只给一碗，几乎没有副食。入学的头半年虽然没有肉和油，还能吃到用盐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青菜，但是因为常吃用盐水煮的老芹菜，以后多年一闻到芹菜味就会丧失食欲。
按照日本人的规矩，进教室必须换鞋，不少同学没钱买拖鞋就只好光着脚。日本教师有时还命令学生到走廊或雪地里集体罚站，光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不准动弹，时间不长就冻得钻心地疼痛，直至失去知觉。在雪地里虽然可以穿棉胶鞋，但是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也很难坚持10分钟。
张淑琴今年81岁，伪满时期曾在哈市的国立女中上学。她说，日本人不但从文化和精神上奴役中国学生，还从经济上剥削中国学生。那时女中有一个校办工厂，学生定期都要到那里去上“实践课”，其实就是当免费工人。“我现在还经常给社区的孩子们讲这段历史。”张大娘强调。
据记载，在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的14年中，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末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的旧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是一个为全面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做准备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38年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此时的教育是在日伪制定的新学制的体制下进行的全面推行奴化教育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是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的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强化时期。
从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开始，东北人民就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这场长达14年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和鼓舞，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国浪潮。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队伍，逐渐成为这一战场的主力，在白山黑水间与敌搏杀。
红色坐标
东边道战场
关东军主要在这里讨伐杨靖宇领导的第1军独立师和王凤阁等义勇军。1933年7月上旬，3000名日伪军扑向老爷岭，王凤阁避实就虚，在南阳盆地歼灭敌一股小部队，而后又转入山林与敌周旋。10月，汉奸纪大作率军警200余人到大庙沟讨伐，中王部埋伏，死伤30余人。
10月开始，日军第10师团纠合吉黑伪军讨伐杨靖宇部，杨靖宇将独立师化整为零与敌周旋，11月24日奇袭了驻该地的伪军邵本良部第9连，一举攻占了三源浦。1935年8月下旬，杨靖宇率部于柳河黑石头设伏，歼敌200多人。9月中旬又在金川县寒葱沟截击伪军，缴获了许多弹药和被服。
土龙山暴动
在依兰县，1934年3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土龙山农民暴动，歼灭了由日军第63联队长饭朝吾率领的日伪军讨伐队100多人。日军疯狂报复，几日内就血洗12个村屯，屠杀居民1100多人。
暴动农民队伍转移到半截河一带，于3月12日成立了“抗日民众救国军”，谢文东为总司令。敌第10师团平岗部队前往讨伐救国军，在九里六屯遭到阻击，日军北川大尉以下死伤74人。1935年3月，土龙山救国军谢文东部等与赵尚志在方正会合，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联合军突袭方正县城，之后又东征牡丹江沿岸。
春秋岭之战
1935年9月，鉴于老根据地被敌破坏严重，赵尚志率3军主力部队向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游击区。10月，赵尚志率军部及4、5团等共500余人，从珠河道南根据地向松花江下游地区远征，10月下旬与在大罗勒密一带活动的1团会合。
此时敌人的秋季讨伐已经开始，沿哈绥路沿线由南向北推进，并在松花江沿岸设点堵截。我军各部分别抗击敌人，3军2、3团仍然坚守在珠河根据地，但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损失较重。11月中旬，2团在春秋岭遭敌500人包围，团长王惠同和政委赵一曼负伤被俘。赵一曼被捕后受尽敌人酷刑，1936年8月2日，抗联女英雄赵一曼被敌杀害于珠河，牺牲时才31岁。
三江英烈谱
1937年11月开始，日军多次向三江地区的抗联密营发动进攻。11月上旬，敌2000余人进攻七星砬子，抗联战士在战斗中谱写了壮烈篇章。次年3月，敌300余人向5军密营进攻，发生小孤山战斗，12名抗联官兵牺牲。小孤山改名为“十二烈士山”。10月，还发生了“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
21个月的时间，三江地区的8个军，有3个军(4军、8军、9军)完全解体，其他各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哈尔滨东北抗日指挥中心
中国共产党在日寇入侵之初，就表明了坚决抗日的决心，虽然当时在东北的力量薄弱，但仍派人深入到义勇军开展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同时也组建了党领导的红色抗日队伍。那时，哈尔滨曾是满洲省委所在地，党组织也担负起“总指挥”的角色。
深厚的革命基础
哈尔滨是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就曾到过哈尔滨，并在东华中学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20年以后，李大钊、瞿秋白、罗章龙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相继来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党的革命活动家马骏也到哈尔滨从事马列主义宣传工作，并筹备建立党组织，领导了1922年初哈尔滨人民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反帝爱国运动。1923年中共中央派陈为人、李震瀛等来哈尔滨，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独立组。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抗日斗争的需要，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罗登贤担任省委书记。同年，杨靖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从此哈尔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
1933年，按照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先后从哈尔滨派出许多地下党员、青年学生、优秀工人奔赴抗日第一线，或深入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了大批英勇的抗日志士，他们的杰出代表有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赵一曼、张瑞麟等。
他们都曾在哈尔滨担任重要职务，坚持抗日斗争，在白山黑水、深山密林中，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许许多多的抗日志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建立抗日游击队
1932年6月，南满地区成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当年11月，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将队伍整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初又经整顿，由袁得胜任总队长，杨靖宇任政委，并逐渐发展到了300余人。南满的海龙游击队1933年初经杨靖宇整顿后，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
在东满地区，延吉、珲春、汪清、和龙也有4支党创建的抗日队伍，1933年春，东满特委组成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总计200多人，枪械80余支，并在4县地区建立了10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吉东地区，先后组成了绥宁救国游击军、饶河农工义勇军、密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1932年4月，党派周保中到宁安开展抗日斗争，5月，宁安中心县委组建了绥宁工农义勇军；1934年2月，周保中联合救国军柴世荣部等，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后宁安县委又组建了宁安反日游击队。
北满多处开红花
在东北，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到1934年已建成15支。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也较差，在当时的抗日队伍的总数中微不足道，但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纪律严明，个人的政治素质较好，为后来党建立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在哈尔滨所在的北满地区，党也创建了多支抗日武装。
巴彦游击队：共产党员张甲洲回故乡发动抗日，于1932年5月组成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下设2个中队，200余人。6月，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等人帮助整顿队伍，赵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模范队，8月攻下巴彦县城时达700人。1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团。
珠河游击队：1933年春，赵尚志到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任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败，赵等7人携枪到达珠河，在县委的支援下于10月在三股流组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年底发展到70余人。1934年6月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委，辖3个总队及直属部队，共400多人。
汤原游击队：1932年10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帮助下，成立了“红33军汤原游击中队”，辖3个小队，由党团员40余人组成。不久受挫溃散，1933年1月重建，一度发展到60余人，又遭失败。是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3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由80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
海伦游击队:1932年夏，党派人策动伪军哗变，组成以顾风为首的抗日义勇军，编成1团，约200人。不久顾风牺牲，队伍瓦解。1934年春，党员孙玉久将义勇军“全友”队改编为海伦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
红色武装终崛起
1933年3月热河沦陷后，东北地区大规模的抗日义勇军相继失败或瓦解，总人数由最盛时的30万人(也有40万之说)锐减到7万人左右。义勇军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延缓了日本侵华的进程。
据日伪官方报告，自“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150多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的，平均每月50具。这个数字显然是日伪当局缩小了的统计，据周保中估计，到1933年上半年，日军被击毙总数就在2.5万人以上。
这以后，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开始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主力。
建立七支革命军
1933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满洲省委在5月和7月做出决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新策略，从而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相继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6军。
此外，活动于五常一带的“双龙队”自1935年春以来，经常与人民革命军第3军共同抗击敌人。1936年2月，在中共珠河县委和第3军的帮助下，将该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汪雅臣，所部800余人。
从1933年秋到1936年春，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和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发展到6000余人，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4大抗日游击区联成一片。党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各抗日武装，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走向一个新阶段。前一页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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