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国歌

　　大事记(1947~1949)

　　刚刚解放的哈尔滨，百废待兴。市民生活和社会秩序渐渐转入正常之后，人们开始投入了建设城市的大生产运动。与此同时，哈尔滨成了民主人士共商国是之所，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也在此筹备政治协商会议。

　　1947年1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指示，决定发放5亿元无息贷款，以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缺乏耕畜、农具、种子的困难，促进1947年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1947年3月15日，哈尔滨电车厂工友昼夜努力工作，哈市四条电车线路全部恢复通车，每天出车可达25台。

　　1947年4月1日，东北政委会决定自本日起全东北解放区实行标准时间(东经120度上海时间)。

　　1947年4月5日，哈尔滨特别市政府布告：为减少粮食浪费，保证市民粮食供给，自即日起，所有本市各大、小烧锅一律停止用粮食烧酒。

　　1947年9月，据哈市公安局户口调查，哈市总人口729185人，其中男399173人，女330012人。此外，所有军事机关、学校、公营企业、群众团体住宿没有户口者和外侨38134人未统计在内。

　　1947年12月3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发《划一度量衡和丈量土地标准的命令》，规定：1市升=1公升，3市尺=1公尺，2市斤=1公斤，1垧=1公顷，并采用10进制。

　　1948年，哈市外侨情况调查：现有前苏联、美、英、法、捷、意、罗、匈、瑞士、南斯拉夫、丹麦、奥地利、希腊、土耳其、葡萄牙、瑞典、伊朗、朝鲜、日本等侨民共33721人；有14国侨民经营工业，18国侨民经营商业，外侨经营工商业者共728家。

　　1949年5月21日，据东北行政委员会命令，哈尔滨政府改称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新中国定都初选哈尔滨

　　提起北京，谁都知道那是新中国的首都。可你知道吗，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新中国首都所在地最初选定北国冰城哈尔滨。日前，《钟山风雨》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

　　初选首都——哈尔滨

　　毛泽东一直觉得中国像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省犹如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就在这天鹅的项下，人们把哈尔滨称为“天鹅项下的珍珠”。毛泽东深知哈尔滨饱经忧患的沧桑岁月，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给它涂上了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侨民汇集于此，16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形成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城市。开办了数以千计的工商企业，建起形形色色的欧洲风格建筑，与东京、伦敦、巴黎、柏林、纽约等世界一流城市贸易频繁，成为中国东北最大的商品市场集散地。1945年8月15日，前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东北民主联军进行自卫反击，哈尔滨成为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为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最安全的大城市，与前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而且非常重视这块风水宝地，并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的注意力虽然向东北倾斜，但哈尔滨毕竟远隔千山万水，转移过去很不容易，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选定了华北的避暑胜地承德，准备把承德作为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的林彪和罗荣桓曾就党中央迁往东北之事去电请示，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回电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不离开。”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东北哈尔滨之事暂时放下，但是党中央迁往哈尔滨的准备工作还在加紧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把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一部分留下来负责保卫党中央，仍然叫中央警备团；一部分改称中央先行警备团，吴烈任团长，陕北公学的副校长李逸民为政委，共400多人。1945年10月2日，吴烈、李逸民率领中央先行警备团跟随被调到东北担负领导职务的李富春，从延安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行军，到达冀察热辽解放区所在地的小城承德，准备赶往哈尔滨。

　　民主人士冰城商国是

　　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剧烈变化，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交通要道，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承德。中央军委命令，把中央先行警备团就地改编，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1948年4月20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新政协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当时的国民党仍然占领着中国半壁河山，要把那些著名人士接到大连再转哈尔滨，共商建国大事，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设想过几种接送方案，经过几番周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分三批先后经香港安全到达哈尔滨。黄炎培等第四批民主人士于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黄炎培等人于3月25日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此举十分高明，历史已经证明，1949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由于有这300多名民主人士参加，便从本质上与国民党1949年召开的旧政协会议有了天壤之别，为全国人民所称赞。

　　1949年元旦刚过，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也不断考虑新中国的建都问题。随着三大战役即将取得彻底胜利，毛泽东认为不必再远征哈尔滨宣布新中国诞生了。但把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也还没有考虑好。

　　王稼祥否定南京和西安

　　一天，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来看望毛泽东。

　　毛一直认为王稼祥是中共数得上的前苏联问题专家。看到他们夫妇来了，毛泽东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天我有件大事向你请教。”毛泽东接着说：“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以夺得敌人的大城市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决就尽量和平解决，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王稼祥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对前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情况做过一番调查，对城市的重要性有独特研究。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欣然表示赞同：“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决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此时正在考虑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于是将大手一挥，提出深一层次的问题：“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民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已实在太多了！”毛泽东接着说：“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80多岁的老秀才给杀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对和平解放北平抱有极大的信心：“如果全国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地减少牺牲……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更好？历史上，历朝不是把京都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更好一些呢？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是不是定在北平？”王稼祥的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笑着问：“噢，谈谈你的理由。”他首先否定在蒋介石所在地的南京定都。毛问：“西安如何呢？”王稼祥说：“西安的不足是太偏西了。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西安也不合适。”

　　北京和平解放成为首都

　　王稼祥接着表示：“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近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的首都应当选在北平。”

　　38版

　　“中华，中华，可爱的中华！高大的山岭绵延南北，广阔的河流滚滚东下；良好的田地到处都是，年年生产稻麦棉桑麻；富足的矿山指说不尽，尽量采用也不怕缺乏；地大物博世界上无比，还有五千年悠久文化；我们爱护这大好河山，我们要努力奋发……”伪康德元年(1934)出生的收藏家朱俊峰老人，到了1946年从新课文中提到的内容才知道，松花江还有两个兄弟叫长江和黄河；才知道自己的国家还有5000年而不是12年的文化；才第一次知道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中国人。

　　人物

　　此时的哈尔滨，学校新立，报刊问世，文艺璀璨……城市因为人来人往而增添了勃勃生机。

　　1947年2月9日，哈市教育局长蒋南翔到任后，确定市立各中学校长。

　　1947年9月1日，“记者节”。中共中央东北局号召新闻记者改进报纸，提高质量，发挥报纸作用。哈市记者协会改选理事会，关鸿翼、赵展鹏、李俊、张蓓、王辑、程之平、陈正清、侯野萍、温梦樵九人当选本届理事。

　　1948年1月5日，哈尔滨特别市政府布告：市长朱其文、副市长刘成栋、饶斌到任。

　　1948年2月《生活报》五日刊在哈创办，主编宋之的，编委金人、华君武、王坪。在哈共出刊44期，12月迁沈阳。

　　1948年7月31日，全国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选出陈云、李立三、蔡畅、刘宁一、朱学范等34人组成大会主席团。8月3日，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作《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总任务。

　　1948年9月2日，原哈尔滨慈善总会、自万字会、顾乡屯慈善会等解散，组成哈尔滨特别市社会事业协会，张廷阁为会长，郭乐三、刘佩芝、程浩然、武百祥为副会长，老巴夺为名誉会长。

　　1949年2月25日，先后由国统区来到东北解放区的我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梅龚彬、赖亚力、章伯钧、李文宜、许广平、沙千里、潭平山、王昆仑、蔡廷楷、章乃器、罗叔章、茅盾、邓初民、侯外庐、洪深、胡子婴、田汉等37人由东北乘专车抵北平。

　　1949年3月20日，哈尔滨青年代表会议在市青年团礼堂召开，各界91名青年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决议即日成立哈市青年联合会，并选举陈模、吴限、曲俊田等39人为执行委员。

　　1949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李常青任哈尔滨市委书记，饶斌任市长。

　　1949年5月15日，哈市各界四万余人在兆麟公园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归来。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副团长许德珩及郑振铎、丁玲、陈家康等在会上讲话。代表团17日离哈返北京。

　　1949年5月19日，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第二批团员在副团长马寅初率领下归国抵哈。20日在兆麟电影院开欢迎会，马寅初、邓初民、徐悲鸿、萧三与会。

　　古稀老人“收藏”历史——

　　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两本教科书——

　　老师教的内容天壤之别

　　朱俊峰的收藏中有两本书，一本叫《康德十二年时空书》，另一本叫《国民四年国语课本》。1945年年初出版的《康德十二年时空书》，这是一本当时的日历。本来只是一本简单的日历课本，里面却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满洲国地图”、“满洲国国歌”、“国民训”等内容。

　　提起《国民训》，让老人回忆起小学生活，那是一段难忘却不愿提及的时光。那时候，自己在哈尔滨市双城街公立乐土国民小学读四年级，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每天上课前，要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学校，站在操场上分别用中文和日文高声背诵“国民训”，然后还要朝着日本东京、满洲新京(今长春)和天照大臣鞠大躬，上身和腿要达到90度以上。如果不会用日文背，或者精神溜号，那可就惨了，老师会安排两个学生一组，对向站立，你打我一个耳光，我抽你一个嘴巴，还给这种互打的行为称作“协和嘴巴子”。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朱俊峰第一次从老师那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第一次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乐土小学也改名为安民小学，从前的课本换成了《国语课本》。拿着新课本的朱俊峰第一次知道了《哈尔滨的四季》可以描写得这么美丽：“哈尔滨春季风光好，小草茸茸，丁香夹道；哈尔滨夏季风光好，游人争往太阳岛；哈尔滨秋季风光好，俄人晚寺钟声老；哈尔滨冬季风光好，滑冰撑橇乐逍遥。”

　　背诵“国民训”变成了练习大合唱，解放后的哈尔滨，尽管吃的东西还不能说要啥有啥，但令朱俊峰第一次享受到了无苦无忧的少年时光，第一次快乐地和同学一起到兆麟公园过了一次儿童节，那时的儿童节是4月4号。

　　两个小徽章——

　　记录解放前后发生的变化

　　11岁的朱俊峰照了一张相，留着小平头的他，表情严肃，校服上还别着一枚菱形的徽章：日满协和青少年会员会徽，图案是太阳放光芒，寓意着学生要围着日本转。按日本人定的校规，这枚章不能丢，也不能污损，还要参加会员的劳动。“我们要在休息日到围着铁丝网的部队院内摘蓖麻籽，出军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空筐举过头顶，我的小筐底儿漏了，爸爸给我一块铁片垫在筐内，等我一手举着筐，一手拿着铁片经过军营大门的日本哨兵时，被打了个大嘴巴，要不是看懂了铁片的用途，估计我的小命就该喂狼狗了。”心有余悸的朱俊峰，害怕的同时心里埋下了深深的恨。

　　最累人的会员“义务劳动”还有抓老鼠和晒猪血，每次都规定了任务，3个人一组1天内要交6只老鼠，没办法，我们就到坟地附近去挖坑抓老鼠。晒猪血的活儿更是叫人受不了，不用说血的腥味，就是成群苍蝇和蚊子的叮咬就让自己满脸是包。如今，哈尔滨解放60年的日子即将来临，老人说，谁也不能忘记那段被侵华日军凌辱的暗无天日的日子。

　　哈尔滨刚解放那会儿，比自己大的青年人有的主动参军走了，上了年纪的人就出担架、做小推车，没人要报酬，一门心思就是赶紧消灭敌人，好过安稳日子。

　　到了1949年，就读于哈尔滨市双城兆麟中学的朱俊峰不仅看着校门上的“听毛主席话，跟着共产党走”感到热血沸腾，而且知道了“地球，地球，共分五大洲”。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老人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同学们在操场上举办篝火晚会的情景，大家围着火堆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黄河大合唱，然后就围着篝火手拉着手不知疲倦地转圈跑着……第二天，还和同学一起到街上义务宣传新中国成立，到新华书店买书还赠送一张毛主席像。人有了精神生活，这是解放前做梦也不敢想的。1950年时的少年朱俊峰，胸前又多了一枚徽章：中苏友好协会会徽。参加这个协会的日子是10月25日，加入中国新民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当时的称谓)是在10月17日，当时还没有团徽，朱俊峰就把刻有毛主席的这枚友好徽章在心里当成了团徽，成天美滋滋的，睡觉都要拿衣服把徽章包起来。

　　一腔热血——

　　建设家园不计个人得失

　　哈尔滨解放之后，大街上还能看到面部表情像“霜打的茄子”一样的日本人，还有哭天抹泪的日本妇女推着小车卖大米饭，当时的老百姓知道日本人坏没人买。过了一段时间，街上的日本人渐渐少了，听说有的嫁到了乡下，有的不知道为啥没影了。

　　刚解放那几年，人们的生活变化很大，粮食靠供给，每人每月除了粗粮以外，还能领到大米一斤，豆油半斤，百姓为了感谢当时的省领导，就亲切称呼领导为“潘半斤”，邻省的城市居民每月只有3两豆油，也被称为“陈三两”。哈尔滨人能喝啤酒，政府也做了规定，用当时百姓的话说就是“喝啤酒像灌溉，外加一个菜”，意思是不买菜不卖酒，买了菜酒管够。

　　那时的人，心气很高，干什么都讲奉献。令老人最难忘的还是解放初期的1957年大洪水，和1998年的大洪水靠人民子弟兵死守为主不同，那时候就靠市民的义务劳动。为了保护太阳岛江堤，上到当时的建设厅厅长赵之修、副厅长吕道成，下到市民，大家都吃住在江堤上，每天的活就是扛草袋子走50多米，上跳板筑江堤，不论男女，不论官民，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干。看着领导和妇女都能扛着土袋子“嗖嗖”地跑，朱俊峰也忘了红肿的肩头火辣辣的疼痛。为了比赛谁干得多，每扛一趟都能得到一个小票，然后第二天的现场大喇叭就会播报前一天谁谁扛了多少袋湿土，也就是口头表扬五秒。洪水战胜了，江堤保住了，大家伙还是按月领工资生活，没发奖状，更没有一分奖金，就连中秋节的月饼都是每个人自掏现金和粮票买的。记者注意到，老人收藏的老照片中，真实记录了解放初期的哈尔滨市民保护和建设家园的义务劳动。

　　新中国来之不易，哈尔滨人的幸福生活也早已是今非昔比。尽管如此，老朱还是一再地提醒记者，没有过亡国奴的经历的人是最幸福的，大家要珍惜自己如今的好日子。对于这座城市，如果不能奉献点什么，起码不要损害一草一木。

　　提起哈尔滨儿童电影院，人们自然会联想起那座工厂街和尚志大街交口处的小楼，这里曾于1948年8月召开过由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518名代表参加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李立三、陈云、朱学范、刘宁一等出席了大会，陈云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这次大会是中国工运史上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会。如今，儿童电影院已被市政府认定为保护建筑。

　　红色坐标

　　东北烈士纪念馆

　　位于南岗区一曼街，原称为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堂，于1948年10月10日9时正式开馆。纪念馆陈列了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陈翰章、汪亚臣、李兆麟、朱瑞、董存瑞、陈树棠、侯成安等数百名烈士的事迹、遗像、遗物。东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林枫、罗荣桓、高崇民等为烈士馆开馆题词。周恩来总理曾特别指示“要把烈士纪念馆办好，广泛地宣传革命的历史和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以教育人民”，并书写了“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题词。

　　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塔

　　在道外区南极街附近的长青公园矗立着与东北烈士纪念馆同时建立的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塔。1947年6月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事业筹备委员会”，同时决定首先在哈尔滨市建立烈士纪念馆和纪念塔，纪念塔选定在道外长青公园，纪念馆则利用原伪哈尔滨警察厅旧址。1947年7月7日，烈士纪念塔在道外长青公园奠基，1948年10月10日落成。

　　颐园街一号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颐园街1号，现为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颐园街1号原为葛瓦利斯基公馆，是由波兰裔俄罗斯木材商人葛瓦利斯基于1919年出资兴建，1922年竣工。建筑面积1943平方米，占地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由主楼和副楼组成。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楼成为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的司令部。1948年移交给地方，成为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接待处。自1948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黑龙江省视察时都在此工作和生活过。

　　哈尔滨烈士陵园

　　哈尔滨烈士陵园1955年开园，位于哈尔滨市动力区体育街1号，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1948年11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朱瑞将军灵柩葬于此地。张爱萍题写了“哈尔滨烈士陵园”园名。这里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军长汪亚臣、松江军区兼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卢冬生、战斗英雄王凤江等17位烈士的陵墓，还有一座21位烈士合葬墓。在朱瑞将军墓的后侧，建有烈士事迹陈列馆和烈士灵堂，陈列面积300平方米。陈列馆展出了朱瑞将军和其他著名烈士生平事迹的珍贵历史图片、文字资料和实物。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青松翠绿。灵堂里安放着141位烈士的骨灰盒，陈列着黑龙江省22814位烈士的英名录和著名烈士的英勇事迹文字说明。

　　全国劳动大会

　　在儿童电影院召开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哈尔滨儿童电影院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原为1933年建成的专门放映日本电影的“平安座”影院。砖混结构，高18米，建筑小巧，结构紧凑，属典型的日式建筑。1945年8月15日由前苏联领事馆接收，改名为“南京电影院”。1946年3月移交给哈尔滨市中苏友协经营，为纪念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更名为“兆麟电影院”。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此举行，1953年更名为儿童电影院。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是解放后最早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历时22天。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18人，代表全国283万有组织的职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大会首先通过主席团人选，斯大林、毛泽东、朱德、赛杨(世界工联主席)、库茨涅索夫(前苏联总工会主席)当选为名誉主席。陈云、李立三、蔡畅、刘宁一、朱学范等34人为主席团成员。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张维桢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为祝贺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世界工联、中国劳协也发来了贺电。

　　大会在“国际歌”声中开始，李立三致开幕辞。陈云同志作了《关于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朱学范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刘宁一作了《关于国际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和大会决议。《决议》提出了解放区经营企业与管理民主化的原则。为支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大会向全国解放区提出倡议：各解放区全体职工义务献工一天作为斗争基金。哈尔滨市的10万职工以高涨的爱国主义热忱立即行动起来，几天的时间就献工折合东北流通券14005万元。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81人组成的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陈云为主席，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为副主席。21日，大会胜利结束。大会结束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东北总工会都在哈尔滨先后宣告成立。

　　发行邮票纪念大会召开

　　到会的除解放区职工代表外，还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上海、武汉、天津、唐山等大中城市及全国各大产业的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1948年8月1日，东北邮电管理总局为庆祝大会召开发行免资信封一枚，赠予大会代表，免费寄信使用。信封左上角免费标志内上半圆印有右读“庆祝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字样，信封免费标志下半圆印有右读“东北邮电管理总局”8字，中间为“免费邮件”4字，信封下部印有右读“东北邮电管理总局敬赠”字样，全部为红色。同时发行纪念邮票全套3枚，图案是工人在起重机前工作的情景。其中：100元面值用于各局互寄平信；300元面值用于各局互寄单挂号信函资费；500元面值用于各局互寄双挂号信函资费。

　　大会开幕日，哈尔滨邮电局刻制纪念邮戳一枚，分别在市局、道里、道外三处邮局使用。大会向每位代表赠送《东北解放区邮票汇编》一册，“汇编”最后一页贴的就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纪念邮票。该“汇编”的贴页原来印有与免资信封同样的文字“庆祝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由于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参加，会议名称改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为了节约纸张(免资信封和“汇编”贴页在筹备期间就已印完)，将贴页上的文字加贴纸条，加盖紫字“庆祝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邮票”覆盖原来的文字。从免资信封和“汇编”贴页上可以看出来，免资信封和“汇编”贴页印制时不能确定会议的准确日期，贴页上邮票的发行日期“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一日发行”中的“八一”两个字是印刷后用紫色戳加盖的。也就是先印的免资信封和“汇编”贴页，后印的邮票。邮票上印有“庆祝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一日”，从中也可以看出这套邮票的制版、印刷是非常快的。也有人提出这套邮票不是1948年8月1日发行的，其理由是大会名称更改，邮票不可能8月1日发行。其实道理很简单，大会主持者在准备更改会议名称的同时就已经通知东北邮电管理总局了，这样重要的会议在解放区是不允许有误的。会议开幕之日，邮票必然发行。

　　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声明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总。1949年11月，中国劳动协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其组织，实现了全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完全统一。

　　不能忘……

　　不能忘，这里曾炮火轰鸣弹片纷飞，不能忘，这里曾枪声骤起剑影刀光。不能忘，这里曾留下丧权辱国的印迹，不能忘，这里曾记载生死存亡的较量。从此，女人失去了往日的温柔，泪眼垂落骨肉背井离乡。从此，孩子失去了往日的笑容，目光呆滞心灵百孔千疮。从此，老人失去了往日的依靠，病入膏肓余生暗淡凄凉。是日寇导演了这震惊中外的悲剧，武装的爪牙柳条湖粉墨登场。是民贼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年轻的士兵长路上撕心断肠。

　　不能忘，这里曾义士揭竿百姓武装。不能忘，这里曾巷战袭扰村镇布障。不能忘，这里曾同仇敌忾杀声激荡。不能忘，这里曾红旗飘舞军号嘹亮。于是，学生焚烧了奴化的课本，投笔从戎奔向抗日疆场。于是，长工挣脱了封建的枷锁，国恨家仇筑起铁壁铜墙。于是，母亲丢下哺乳的婴儿，白山黑水托起希望的太阳。于是，大嫂掩埋屈死的丈夫，剪断发髻举起复仇的钢枪……十四载长夜重见曙光。

　　李兆麟

　　抗战胜利后，曾积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赵尚志

　　“没有祖国的人，还有什么脸啊？”——赵尚志很少洗脸。一个骑兵队长对他说：“司令员，你洗洗脸吧。”赵尚志这样回答。

　　“你们不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卖国，我一个人死了没关系，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的!”——赵尚志被俘后对审讯的伪警察说：“你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日军感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赵一曼

　　赵一曼临刑前一天，给自己的儿子赵掖贤写了一封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杨靖宇

　　由于叛徒出卖，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五岁。牺牲后，敌人把他拉到城里，用铡刀砍下他的脑袋，还解剖了他的胃。解剖以后一看，胃里全是棉花、青苔和树皮，没有一粒粮食。日本人惊呆了，不得不佩服地说，“中国人真了不起，杨靖宇这样的人要有十个，我们日本就完蛋了。”

　　夏云杰

　　1936年1月，夏云杰部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后，任军长，将游击区域扩大到汤原、萝北、绥滨、依兰、桦川、富锦等10余个县，曾指挥6军主力攻打鹤岗矿山镇等战斗。9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军长。同年11月21日，身负重伤。弥留之际，他再三嘱咐身边的战友、妻子和女儿，要团结一致，抗日到底。

　　汪亚臣

　　东北抗日联军高级指挥员，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部队断粮，他和战士一样以野菜、树皮充饥，坚持抗日战争。1941年1月29日，在蛤蜊河子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壮烈殉国，年仅30岁。1955年4月5日，哈市人民政府及各界群众以沉痛的心情公祭汪雅臣，其遗骨被安葬在哈尔滨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