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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两层狭窄的楼梯，记者来到了吴红传的法律服务站。服务站位于贵州师大附近当街的一个高坎背后，只有一张老式课桌，一条长椅，一张茶几，几张塑料凳，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显得局促、狭小。如果不是门外挂着“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服务站”的蓝色牌子，很难发现。
吴红传家里并不宽裕，就连学费和生活费，很大部分也得靠他自己打工解决。为了建立这个服务站，他拿出了假期打工攒下来，准备交下学期学费的1000多元，交付房租和其他一些初期费用。为了节省开支，援助站的桌椅是吴红传从二手市场低价买来的。
2006年3月中旬，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吴红传的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服务站终于成立。之所以要成立这个服务站，和吴红传的个人经历有关。
吴红传的老家在河南商丘农村，家里有三个姐姐，他排行老小，几亩地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中学毕业后，他放弃高中进入当地一所中师学习，中师毕业回村当了语文老师，接着自考大专、本科、研究生，为了挣够学费、生活费，他做过家教、搬运工、甚至收过破烂。
吴红传的生活很俭朴。他说，长这么大，他从来没去过咖啡馆、饭店、肯德基，就连理发店也只敢进那种最便宜的背街小店。但是，他却坚持要为弱势群体建立一个法律服务站。
深入社会底层 体验背篼棒棒生活
边学习边打工，让吴红传有了很多异于常人的经历。
2004年暑假，吴红传和导师在铜仁、黔东南等地的十几个村镇考察传统苗医药保护继承现状时，当地人的贫穷，让他产生了深入社会最底层的想法。
2005年暑假，吴红传背上了背篼。背货——给钱，看似平等的交易，却通常没有对等的关系。一次，在菜市场，一个中年妇女找吴红传背菜，背篼里装得满满的，手里还提着两大袋，从买菜到送菜，一个多小时下来，吴红传只拿到了1块钱。“我就像个机器人，从头到尾，她始终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这让吴红传的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他想告诉大家：“背篼”是人，也有自尊，是应该有人尊敬的劳动者。
一次，吴红传决定去人流量较大的火车站附近等活儿干，上午9点，他乘上了一辆公交车。车上人不少，他刚刚上车付完车费，就听见司机喊：“背背篼的，站到最后面去。”吴红传顿时觉得十分难堪。
因为做背篼，吴红传不时遭到歧视和冷嘲热讽，这些日子让他更深地体会到了弱势群体生存的艰难与无奈。此外，弱势群体更是经常被人侵害合法权益。
2006年1月，他利用寒假时间，来到重庆，体验和背篼相差无几的重庆棒棒的生活。
在重庆当棒棒时，吴红传亲眼目睹一个中年男子，叫来几个棒棒帮忙抬一扇大铁门。四个棒棒抬着铁门跟着该男子走了近两条街，听到后面有人大喊：“棒棒，铁门快放起。”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七八个大汉就跑过来，拉起几个棒棒一阵拳打脚踢，他们说棒棒们抬错了货。而此时叫棒棒抬铁门的男子早已没了踪影。吴红传告诉记者，四个棒棒因为背错了货物，被货主打得半死，却得不到半分钱的医药费。
一次，在菜市场，要搬运1000多斤的白菜，爬30多米的高坎，吴红传肩膀磨出了血印子，还差点摔下楼梯，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楼梯上休息了一会。可辛苦了1个多小时，老板却嫌他慢，一分钱不给，叫他直接走人。
干了活却拿不到钱，或是很少一部分钱，是很多背篼、棒棒面临的直接问题，但就是这样最基本的利益，他们也没有想过如何保护自己。
在吴红传的电话本里，留有不少背篼、棒棒的电话，他和很多背篼、棒棒成了朋友。听说他是法学研究生，也有少数背篼、棒棒会向他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可是很多人“就算知道法律，也不知道该怎样利用来保护自己。”
两次体验生活，让吴红传对背篼、棒棒们的生存状况担忧，作为法学硕士研究生，他开始更深地认识到，要帮助他们，仅仅是了解还远远不够，最直接的，莫过于提供法律援助。
二十多名志愿者 加入服务站
当背篼、做棒棒，再办法律服务站，吴红传身边很多同学都是从不解到支持。在重庆，吴红传住在一个大学同学那里，“当他知道我是来当‘棒棒’后，他第一句话就是‘你神经病啊，干什么不好，非要做这个’。”
“有时候，真的很不理解他，但感觉他是真的深入到了社会底层，发现了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虽然让人惊讶，但应该得到帮助和支持。”吴红传的同学顾春华告诉记者。
受吴红传的影响，顾春华也加入了援助站。
师大法学院05级的研究生吴旭梦也是服务站的志愿者，他说：“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或许也是给我们自己的帮助，大家齐心协力，总会越来越好。”
“是吴红传唤起了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要对社会的理解就应该要深入社会，不然，就算看到了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我仍然会熟视无睹。”吴红传刚开始当背篼时，同班同学杨振宁觉得他是在出风头，现在他也是法律援助站的志愿者。
服务站从策划到建立，由最初的只有他一个人，到现在已有了20多名志愿者。吴红传的行为得到了身边更多人的理解、帮助与支持，师大、贵大等学校的法学研究生纷纷加入援助站。
尽心尽力服务 乐观面对困难
记者看到，尽管距离服务站成立还不到一个月时间，站里的《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登记表》里已经有了近50余条登记的求助者信息，这还不包括一些没有登记的口头法律法规咨询。
服务站的志愿者基本都是在校研究生，虽然规定服务站每天必须有2个志愿者轮流值班，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30到6：00，但只要有时间，很多志愿者就会到这里来。
除了提供一般的法律咨询，这里还为求助者提供代理诉讼、代理非诉讼、代写诉讼文书等法律方面的帮助。
但是，一桌、一椅的简陋办公环境，让很多前来求助的人有过怀疑。若不是多次采访，记者第一次走进服务站的时候，也同样对这个免费的法律援助站产生过怀疑。
吴红传告诉记者，服务站成立不久，有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来到服务站，没有进门，就站在门口，观察观察了房子，又看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足足过了五六分钟后，才很惊讶的问：“这里真的是免费的法律援助？”得到肯定回答之后，他仍是不敢相信，说世界上怎么会有免费的事。想了大概10几分钟，才开口告诉吴红传，他的2万多块钱被骗婚的骗子骗走了，身无分文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止他一个，来的很多求助者一开始都是小心翼翼的，很谨慎。”
4月6日下午5点左右，在服务站，记者遇到了前来咨询的杨天贵。他是黔西县的农民，两年前妻子离家出走了，去年他只好带着3个还不到10岁的孩子来到贵阳，靠背背篼为生，心里盘算着只要把孩子带大，就和妻子同归于尽。前几天他路过师大，看到免费的法律援助，就试着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实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更没想过用法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想到他们不仅帮我免费写起诉书，还帮我打官司。”杨天贵很感动。
要打官司了，杨天贵却拿不出一分钱。经过志愿者们的多次商量，大家决定还是亲自去杨天贵的家乡，为他代理诉讼。“现在大家正在筹集来回的路费。”服务站的志愿者杨振宁向记者介绍，代理诉讼、代理非诉讼、代写诉讼文书等法律方面的帮助全是免费，但像杨天贵这样的求助者，服务站仍然要自己解决车费，经费仍是他们目前最大的困难。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吴红传们仍然干劲十足，他们喜欢说：“总会越来越好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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