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的每一次出场，必定引发一场关于中国富豪们的新视角和新的口水战。哪怕这一次，他为这个乐善好施的国家带来的是慈善榜，仍然不可预计地陷入纷争。当然，他很清楚围绕在他身边的那片质疑声；他也知道，那些人在质疑什么。

　　他已经适应了的中国，会不会让他找到一个新版的卡耐基呢？

　　中国人也做慈善吗？

　　记者：4月18日，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和《公益时报》联合发布了一份中国慈善榜，和你4月11日发布的慈善榜相比，我们发现同一个人的捐赠数额差距非常悬殊，排名也不一致。这是为什么？

　　胡润：是有很大差别，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在计算捐赠款项的时候，不仅计算现金，也计算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比如余彭年捐赠的20亿元，这部分现金和财产，不能抵押，也不能贷款，我们当然认为这个数字是有效的。在杨澜和牛根生身上，也是如此。第二，我们公布的是累积了3年的数据，而他们的数据以去年为主。

　　记者：这也是你第三次推出中国慈善家排行榜，2004年推出这个榜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胡润：1999年，我决定和朋友们一块做一份“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有这个想法的第二天，我就在考虑，我该通过什么方法找到这些富豪们呢？在国外，找到富豪的方法很简单，最富的人应该是捐赠最多的人。比如，比尔·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可是，1999年，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

　　2002年，我的一个朋友重提此事。可我们发现，时机还是不够成熟。没多少人真正在做慈善事业，捐款数字太小，而且互相没有太大差别。2004年，我们动手了。

　　记者：三年时间过去了，有哪些变化让你记忆深刻呢？

　　胡润：之间有什么变化呢？我想是数字越来越大了吧。今年触动比较深的是碰到了余彭年。以财富总数来说，有多少中国人能上全球财富500强呢？但按照美国《商业周刊》的统计数据，余彭年的捐赠额度放在美国也能够排在前30位。

　　这不仅让我惊讶，让国外媒体也惊讶。这两天，我刚接受CNN的采访，他们疑惑：中国人也做慈善吗？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啊，中国人吃穿住用行，应该样样都归国家管，为什么还要做慈善？

　　杨澜的5.5亿怎么算的？

　　记者：很多人质疑，杨澜真的捐了那么多钱么？你能否跟我们透露一下，你到底怎么计算出来呢？

　　胡润：我们的做法和《商业周刊》、《泰晤士时报》没什么差别。无非三条途径：找慈善机构、找企业家本人、找公开消息。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核查从这三个渠道得到的数据。如果说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想主要是我们将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也算进去了。

　　比如杨澜，她把自己所持有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股份的51%承诺捐赠给慈善事业。目前为止，这51%有法律保护，大概值4.5亿元；加上杨澜以前做的慈善事业，有1亿元左右，所以，加起来，她的慈善款有5.5亿。

　　中国的慈善大王在哪？

　　记者：为什么更多的知名人物没有捐赠？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慈善者越来越多呢？

　　胡润：慈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三角关系，涉及到企业、慈善机构和政府三方的责任。对于身在其中的企业家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应该先把慈善做好，还是先把企业做好？我认为，企业对社会最大的慈善是创造就业和缴税，做慈善并不是企业必尽的义务。所以，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

　　记者：中国是否有可能产生像卡耐基那样的慈善大王呢？

　　胡润：非常有可能。卡耐基的特征是什么呢？他是全球首富，于是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慷慨的人。在中国，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穷人把所有的钱捐出去，从而成为卡耐基。要成为卡耐基，必须先把财富累积上去。这一点，我对中国很有信心。

　　记者：除了财富积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需要做的？

　　胡润：在中国有一个问题，人们对慈善机构不是那么信任，他们总是担心这些机构会从中克扣一部分的钱。这些机构真的很年轻，虽然有一些机构历史悠久，但开始正常运作也就是1994年的事情，他们在人才、系统和品牌信任度上，还做得不够。在这方面，不妨学学国外的经验———除了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之外，企业捐赠的时候，可能会另外给慈善机构捐一笔钱，以保证它正常运作。（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