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1日，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路易·艾黎来华79周年纪念日。在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60年中，这位来自新西兰的国际主义战士把炽热的爱撒在中华大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他受到了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我的父亲是位老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妻子病逝后，没人敢收留一个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的孩子，是路易·艾黎和英国友人乔治·何克收养了我的4个哥哥，成为抚养他们10年之久的异国父亲。

　　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听哥哥们讲述战争年代与艾黎和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和甘肃山丹培黎学校一起生活的故事。我第一次见到艾黎伯伯是在1962年暑假，他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高耸的鼻梁，健壮而略胖的中等身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和蔼而生动的外国老头，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汉语，热情地招待我这个来自东北的小姑娘。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了，我和同学来到北京。在艾黎的寓所里，我们见到了艾黎和他的好友马海德、米勒大夫，他们正在看自拍的幻灯片。我们的到来，使话题自然转向了曾在华工作过的一些国际友人。我们从白求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直谈到埃德加·斯诺夫妇和他们的《西行漫记》。说到艾黎，马海德告诉我们，在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当中，艾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他从不声张，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是我们心目中的“这个”！说着，他和米勒都竖起了大拇指。

　　“文革”中许多老干部相继被打倒，艾黎也受到了冲击。为保护艾黎，宋庆龄曾亲笔书写证明，“……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讲求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粉碎“四人帮”后，举国一派欢腾，艾黎也随大家一道上街，跟着欢乐的人群流动。

　　1982年，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卢广绵告诉我，艾黎正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要求恢复工合。我们一起到艾黎那里，艾黎拿着写好的草稿与卢老进行了商议。1937年，他和斯诺夫妇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力量通过工合向中国输送大量资金，有效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艾黎在延安曾受到毛泽东的3次接见，他的事迹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1983年工合恢复了，记得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日子。在北京的“工合人”齐集政协礼堂，艾黎神采奕奕地与大家相聚，并深情地辨认着每一个和他握手的人。工合恢复后，我所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北京培黎职业大学。1985年5月28日，艾黎和马海德出任了北京培黎职业大学名誉校长，不久甘肃山丹培黎学校也恢复了，这让艾黎高兴极了。

　　1987年4月21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庆祝艾黎来华60周年活动，《艾黎自传》中文版出版。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艾黎一生著述和翻译了60余部著作。

　　同年12月2日，我们参加了艾黎90寿辰庆祝活动，之后我和大哥一起去看望艾黎。艾黎老人的手很凉，当时他说话已不大清楚。他示意我搀扶他到酒柜前取下那瓶剩下不多的酒，斟上3杯，我们3人默默无语地碰了杯，这是最后的离别酒。

　　12月27日艾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艾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他把自己积累的价值连城的文物统统捐给了他的第二故乡甘肃省山丹县。艾黎最后在遗嘱里把他最珍视的藏书做了交待：“希望将我的藏书放在一起，存于某个图书馆，以便得到使用”。

　　1992年12月2日，对外友协将路易·艾黎的珍贵藏书转赠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路易·艾黎纪念室。艾黎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精深理解和对中国人民炽热的爱，将永远陪伴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