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4月25日消息：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331期刊登文章《“换届改革”考验干部心态》。文章指出，当下，最牵动广大干部政治心绪的，无疑是地方各级党委的大换届。这次换届，省市县乡一起集中，又正值“十一五”规划全面启动的关键时期和干部队伍整体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动作之大、意义之远、影响之深为历次罕见。更让人关注的是换届框架下展开的一系列改革动作。干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掌握他们的心态对我们判断形势、科学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全文如下：

　　当下，最牵动广大干部政治心绪的，无疑是地方各级党委的大换届。这次换届，省市县乡一起集中，又正值“十一五”规划全面启动的关键时期和干部队伍整体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动作之大、意义之远、影响之深为历次罕见。更让人关注的是换届框架下展开的一系列改革动作。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诸多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如领导职数精简、干部推荐考核方式创新、公务员管理制度调整、民主选举尝试等都纳入了换届远景规划。

　　干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掌握他们的心态对我们判断形势、科学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为此，由中共常德市委提出，市纪委牵头，专门组织了换届干部心态调研课题组，对此次换届中干部心态的特点和变化进行了一些相关调查和综合分析。调研范围为市、县、乡三级干部，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其他部门单位各个层次。调研形式有三种，一是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0份，市辖9个区县（市）每县200份、市直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87份，其中市直987份。二是召开座谈会。共召开座谈会17个，其中市级干部1个、县级干部4个、市直3个、县直3个、乡镇6个。三是干部个别走访。共走访干部143人，其中市级干部4人、县级干部28人、科级干部85人、一般干部26人。

　　调查表明，当前干部思想状况活跃而复杂，各种情绪纷繁交织。既有改革促进发展的主动认识，又有发展倒逼改革的被动心态；既有接受换届挑选和改革考验的思想准备，又有因改革触及现有利益格局刚性部分的不适应心理。

　　1、积极中蕴涵消极。

　　此次换届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三减”改革：精简党委班子职数——“减人”、减少副书记职数——“减层”、扩大党政交叉任职比例——“减线”，这是我党完善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减少和避免党政分工重叠、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的重大尝试，也是新一届中央“从严治党、科学执政、保持先进”理念的具体体现。从调查来看，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对此认识积极。一是对换届中的干部交流和新老交替能够保持平和心理；二是对改革有着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效率和竞争意识显著增强；三是对适应中央理念、应对角色转型有足够认识。在问卷项目中，有87.1%的对象对改革表示认同，83.4%的对象对改革顺利推行表示乐观，93.7%的对象愿意接受此次改革考验。

　　调查也反映出领导干部对此次改革的自主适应性的普遍不足。对于换届的态度，持“等待组织安排”的占66.9%；对于党委成员落选的认识，认为“大大损伤积极性”的占84.3%，“不能接受”的占12.1%。尤其是，职位高低体现自身价值的“官本位”意识在党员干部中还有牢固市场。从与调查干部交谈中，发现很多“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的语言和心理。有85.3%的希望落选后保留级别，有12.6%的希望组织安排易地为官，仅有2.1%的考虑退出干部队伍。针对“官位”的进退去留，引发了很多不正之风。有的一心“升级进档”，进而跑官要官；有的自知“年龄过杠”，从而得过且过；有的不满“提拔无望”，转而平衡享受。“官本位”成为很多干部作风问题的“潜伤疤”。

　　2、机遇中并存彷徨。

　　此次换届面宽人广，推荐方式更加民主、干部考核更加科学，不少年富力强的干部把这当作政治前途上的一次机遇。超过90%的对象表明对目前开展的改革感到“很有挑战性”；有76.1%的对象表示会在这次换届中“抓住机遇，努力争取”；换届中决心“公开报名竞争”的占27.5%，“积极向组织自荐”的占43.4%。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机遇心理有异变倾向，尽管中央再三强调，换届要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但仍有部分干部过于关心自己的仕途问题，心没有放到工作上，甚至有的还用换届作为消极怠工的借口。

　　与机遇并存的是对改革保障弱和职业风险大的彷徨心理。干部“铁饭碗”、领导“金饭碗”一夜之间变了，突破了大多数人的职业观念底线。一名调查对象感触“从来没有想到，干部也成了弱势群体”。在对职业危机评价中，感到“职业风险太大”的占73.0%，在今后岗位选择中，有53.4%的对象希望选择“收入稳定、福利好”的工作，有38.5%的对象选择“岗位稳定、风险小”的工作，其他对“个人价值”、“工作环境”、“进步机会”、“服务社会”的选择加起来不到20%。在改革愿望选择中，有33.5%的对象希望目前改革“暂缓实行”，而对“工资制度和公务消费”改革的期望值排在首位。

　　3、信心中隐藏担忧。

　　超过70%的对象认为自己能“经受住这次改革的考验”；有51.4%的对自己目前胜任更高岗位工作“满怀信心”；认为自己此次“有提拔机会”的对象有38.2%。

　　同时在换届中，党员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也潜藏着很多不安因素。一方面是对竞争“硬”优势的担忧。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的飞速更新，越来越多的干部对“知识、本领、能力”等竞争“硬”优势感到缺乏信心。这种担忧越是远期越是强烈。调查中，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竞争优势的不到三分之二，其中30岁以下的占72.7%，本科以上的占69.2%，非现任领导干部占47.1%；而认为自己下一届仍能保持这种优势的只有16.0%。特别是一批“45岁以上（年龄弱势），中专学历（学识弱势），非高等教育文凭（技能弱势）”的“三弱”干部在此次换届中表现出较强的悲观情绪，普遍对自己的前景不看好。二是对竞争“软”优势的担忧。干部中普遍存在“软”优势比“硬”优势更有效果的看法。在竞争优势指标选择中，“领导器重”和“单位人缘好”排在第一、二位，“有成绩”和“有关系”排在第三、四位。事实上，“一欠领导关注二欠上下关系”的干部在推荐中的确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意识取向使干部行为越来越受社会负面因素困扰，表现为：一是对表面政绩的执著，一心只求“上面看得到”；二是与社会关系的维系，一心只求“人人都说好”。

　　4、服从中潜伏抵触。

　　此次换届的初衷，是对我党这些年来推动民主建设的一次检验。考察方式有很大创新、全部实行差额选举、差额设置比例扩大、民主推荐渠道放宽，一些地方还开展了“公推直选”、“两推一选”的试点。这些都是顺应民心之举。广大干部对改革本身都没有抗拒心理，行动上高度服从组织安排。

　　但从这次换届的组织工作的满意度调查来看，“不很满意”的占到了32.4%；对本地选举的方案，选择“比较科学合理”的只占57.1%。产生这种对“国家大方案拥护，地方小方案抵触”的矛盾心理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在换届操作中存在简单化倾向和抵消做法。反映强烈的四个问题：一是“领导意志过重”。在这个问题看法上，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调查中选择“基本体现上级和领导意图”和“重点按照群众意愿，兼顾上级和领导意图”的分别占到了42.5%和48.3%。二是“以线划人”。为了缓和减少职数带来的矛盾，一些地方把选人问题数学化，年龄一刀切、学历一刀划、资历一刀砍，个别县年龄卡到了46岁，严重侵犯了公务员的劳动权利。三是“明放暗保”。一些地方党委虽然面上主张公开竞争，却事先在党内通气，要求“正职必保、女干必保、交流干部必保”，一些强势部门也分别插手，强调本战线“必保”，导致出现“书记不急、组织干部不急、县直选派干部不急”的现象。四是“分甩包袱”。利用换届“时间差”，向政府、人大、政协和部门单位“分流”，造成新的编制膨胀。

　　5、渴望中渐生焦虑。

　　换届中，广大党员干部对基层民主政治的渴望尤为强烈，具体反映为对“民主、公开、竞争”的渴求。有37.8%的对象认为换届组织工作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制度，作到科学公平”，有48.7%的认为应当放在“强化监督，保证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偏低。以公开为例，对换届的相关程序和政策，“比较了解”的不到30%，其中“一把手”和组工干部就占了76.8%。最令干部担心的问题就是纪律问题。调查显示，在换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中，“跑官要官”排在第一、“暗箱操作”排在第二、“拉票贿选”排在第三；有88.4%的干部认为每次换届中都存在个别异常活动。这些调查可以总结出：现阶段，民众普遍的公平正义需求依然是干部队伍最为迫切的、首先应该满足的要求；对选人用人公平公正的不信任问题，已经在干部队伍中形成情绪化的消极心态；这种消极心态在少数干部身上逐渐演变成一种“囚徒焦虑”，就是认为别人一定会跑，自己如果“不跑不送”，就会“原地不动”，想通过主动的不公平避免被动的不公平。

　　目前换届中干部心态的主要问题，一是风险焦虑，二是公平焦虑。解决改革过程中的干部心理调试问题，重点要针对这两大问题，在“疏、导、治”上做文章。一靠文化“疏”，提高干部的自我调适力。二靠制度“导”，完善组织工作的科学化。三靠纪律“治”，确保换届监督的实效性。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真正解决“换届改革”给干部心态带来的冲击，通过改革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我们的事业造就一支有生气的力量出来。（曹儒国）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原局长邵建伟在长达万言的忏悔中，痛悔和反思了自己从一名工作勤奋、廉洁自律的青年民警，到徇私枉法、买官卖官、巨额受贿的违法犯罪过程。正如他所言，自己之所以走上违纪违法的不归路，关键是未能抵制住形形色色的诱惑，放弃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认定“有权就有一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把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位在获得更高的职务，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上”，处心积虑、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地拼命攫取权力。在慨叹其“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同时，我们再次痛惜地从邵建伟身上看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游荡了几千年之久仍在发挥作用、已使众多领导干部“前赴后继”深陷违法犯罪深渊而屡破不绝的错误思想：“官本位”。

　　按理，在行政诉讼案件中，成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一把手应该出庭应诉。但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的却屈指可数。多数情况下，他们总是委托律师或者机关一些普通干部代为应诉。现在南京市玄武区政府出台文件，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对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做出规定，无疑是扭转“民告官不见‘官’”现象的积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