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候过于习惯把某个英雄放到一个群体中去，这样做有时候是可以更方便、更有理由地把自己也放进去，能有点心理上的满足感，有点舒服和自信

　　李安近来很让许多中国电影人和百姓激动不安。他拍摄的影片《断背山》在得到了金球奖最佳导演奖、威尼斯最佳影片金狮奖之后又得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最近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向李安发出邀请，希望他担任今年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主席。更让许多人牛气的是：李安婉言谢绝了。

　　这前后，我在大陆和香港台湾媒体上都看到许多豪迈的高论。人们不但把《断背山》的成功当成所有华人电影的成功，还把它当作所有中国人的壮举。有的媒体和电影人还把这个片子没有同时囊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小金人说成是“混乱”甚至“歧视”。香港一家壹周刊头版文章的标题是《从王安到李安：中国人登陆了》。我看到的最有趣的评论来自“西祠胡同”一个叫蒲江妹子的网友：“有李安替我们争光就够了。”

　　比较不了解情况而又富于想象力的宏论来自一个被称为“综艺娱乐小天王”的杨小乐先生，他断定：“最佳影片奖给《撞车》是奥斯卡评委会很哗众取宠的做法……这些很愿意作秀的奥斯卡评委们会给大家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杨先生可能(仅只是可能)不知道，美国的奥斯卡奖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五六、七八个人组成的专家小组或者领导指挥的评委会；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人数不止一个师，最佳影片是由5800多名各个协会的会员用直接选举、一人一票的方式评选出来的。想让5千多人齐心合力对此前的评奖硬唱反调，那是不可能的任务，那是海选，基本上是没法组织，没法管理的。

　　为什么我要不厌其烦地举出这些对李安影片的反应，因为我实在是看到许多隔靴挠痒的批评和太有趣的得意。在其中，我看到一种我所不喜欢的虚妄兴奋和过于遥远的认同，它们都建立在一个基点上：李安是说华语的。

　　曾子航先生有篇文章认为，李安如今已经成了华语影坛的一块“唐僧肉”，他认为很多大老板都已经盯上了他，把他当作一棵商业上的摇钱树，欲分之而后快。就我看，李安也成了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唐僧肉”，许多人都想咬一口，觉得吃一块就得了仙气，好从中得到某种中国人民很行的证据。其实，这里头有对自己、对个体的不自信在里头，要再说得不客气一点，是对自己也行起来的一种心虚和逃避。

　　也许我不够宏大豪迈。可是从我看来，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成功地做黄昏恋的杨振宁、建筑大师贝聿铭、拉大提琴顶尖的马友友、研究艾滋病的权威专家何大一，他们与我的关系，跟比尔·盖茨与我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我也将就算是个大陆的电影人，可是李安得到一些小金人和金狮子与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也喜欢到操场上投几下篮球，姚明赢了公牛队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吗，能说明我和我的亲戚、朋友们打篮球也行吗？

　　我们有时过于习惯把某个英雄放到一个群体中去，这样做有时是可以更方便、更有理由地把自己也放进去，能有点心理上的满足感，有点舒服和自信，有点觉得人家会对我也青眼有加。可要是真的吹得有点膨胀，忘记自己的功课没做好，自己家里和房前屋后也没打扫干净，那就有点可笑可悲了。人家在跟我打交道时还是面对我这一个华人(或者阿拉伯人、雅利安人、非洲裔人)，不会单因为李安成绩好就更瞧得上我。

　　说到电影，《断背山》是一部非常好的影片，它描写的压力下的情感具有一种普遍的境遇。影片拍得非常大师、非常沉得住气，杰克死去前后的那部分十分感人。但是这部影片拍得过于大师气了，对于我这样的观众来说，它的进入戏剧情景的方式有点太过于平淡、舒缓。与之相比，我个人更喜欢《撞车》在剧作结构上的精美、精巧。它把诸多巧合与真实、结实的人物在特殊情境下的反应融合得不是一般地好。其中探索的如何对待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我看来是更加具有先锋性，是更加重大、革命的题材，而《断背山》在有些西方国家都快接近历史题材了。

　　我爱我的族人。但面对李安，爱族人与爱电影没有任何矛盾。我觉得《断背山》是一部深刻、有力的大师级作品，但我对它的评价和喜爱绝不会跟它的导演是华人导演、以色列导演，还是阿拉伯导演有任何关系。转自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