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彦德 71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江西瑞安出发,开始了后来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69年前,在纵横十几个省、历经了无数场战役之后,红军终于突破重重包围,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从此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今天,站在公元2005年4月的时间节点,我们把目光投向70年前。1935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还在长征的路上,而整个国家也正陷入前途危机四伏、国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继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悍然发动“华北事变”,其妄图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人们纷纷呼吁当局积极抗战。而面对日本新的侵略活动,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却以《何梅协定》继续妥协退让,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上。
此时,在中国的西南方,长征途中的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除了总结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外,会议还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经受住了生存极限的考验,为一年后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935年1月至6月,被公认为长征的转折时期,从初期的被动和挨打,到后来的主动和胜利。同样是在那一年,外侮入侵,大敌当前,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数以千计的学生高呼“一致对外”的口号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在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转折,成为1935年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1935年上半年不仅是长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日本变本加厉的侵略以及随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使不同派别在抗日战争的大局前走向团结成为可能,因此也才有了后来的国共合作。
沧海桑田,70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迈进了21世纪的门槛。无论是长征的亲历者,还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亦都或消逝在滚滚红尘,或步入耄耋之年埋名乡间。
在经过长期的疏离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又一次开启了和平和解的交流之门,而人民军队当年以艰苦卓绝铸就的长征精神,也被赋予了更为宽泛的内涵。从革命后代对长征精神的追寻缅怀,到外国友人万里寻觅长征之源,从民间各种纪念活动的铺天盖地,到红色旅游开发热潮的悄然兴起,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仍在以它特有的魅力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我们在70年后回望过去,回望1935,那些在岁月的流转中已经有些模糊的面孔,重又活跃在属于他们的历史瞬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李德和蒋介石、薛岳、冯·塞克特、王家烈……他们亲历了大转折的全过程,他们是对手,同时也正是他们共同书写了那一段中国的历史。(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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