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连队：长征中的女人

　　在长征的队伍里，有一只连队被称为“特殊连队”，有 30名女红军被编入这支队伍，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简而言之，这就是一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连队，又名干部修养连。

　　随红军从瑞金出发的队伍里一共有32名妇女。出发前，考虑到行军的强度，女干部都被留在了中央苏区，跟着走的主要是红军将领的妻子，比如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等。在整个长征中，她们同样负重前行，除了4人外，都坚持到底。

　　女红军并没有获得特殊的待遇，她们身负10公斤重的行装，包括武器、干粮等。此外，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还背着红军剧社的剧本，在长征途中，她肩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每天往返于部队之间，走的路程是别人的双倍。她一直带着她的剧本行军，直到在湘江边接到轻装的命令。女红军们都配有马匹，但这些马匹常常被让给伤员，她们需要徒步行军。吴仲廉是队伍中唯一缠足的妇女，但她居然没有觉得长征不能忍受，她爬山的速度往往比别人快。长征中，妇女的任务一点不比战士轻，她们往往除照顾伤员外还负担教育宣传的工作，在长征结束后，她们大部分都不认为受到了特殊照顾。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是女红军中最强壮的一个，她一般都带着三四条枪行军，而且似乎并不觉得特别疲惫。在到达延安之后，她对史沫莱特说：“同那么多可爱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军和出门散步差不多。” 康克清没有留在特殊连队，而是呆在朱德身边，负责起朱德的保卫任务，甚至还一起指挥作战，这个特殊待遇是因为她身经百战，还是个神枪手。

　　对于女红军队伍中另外一位英勇善战的双枪手贺子珍来说，1935年的征途却是那么艰难。她在出发时便已怀有身孕，大约在1935年2月初，也就是红军二渡赤水期间，她产下了一个女孩，产后几个小时，部队就必须出发了，小孩没法带走，只有托付给了一对农民夫妇，从此贺子珍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5年春天，共有三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分娩，孩子都在生后不久送人。1935年4月，贺子珍在空袭中为了掩护伤员，被炸弹击中，负伤17处，头部血流如注，从此她的身体就再也没有完全康复。据其他人回忆说，在长征中，贺子珍显得尤其坚忍，她被炸伤后，要求不要告诉她的丈夫，以免他分心。行军间隙，她常常吟咏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外，队伍中还有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她身体虚弱，不适宜这样高强度的行军，1935年1月，她患上了肺结核，不停地咳血。在春天，周恩来亲自照顾她，但到了夏天，就轮到她照顾周恩来。到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后来被确诊为肝脓疡，邓颖超在这段时间一直抱病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遇到了她长征中最惊险的一幕，她的马惊了，她落在了队伍的后面，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

　　女红军中最德高望重的莫过于蔡畅，她是她们的头领。蔡畅出生于1900年，她是个有着传奇家庭和经历的女人，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又曾经在法国留学，并在那里恋爱和结婚。她的母亲是一个有着新思维的女性，为了过上独立的生活，她与富商丈夫离婚，然后进人小学学习。蔡畅视她的母亲为偶像，在长征期间一直把母亲的一张照片带在身边。蔡畅的哥哥蔡和森，丈夫李富春，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在一天劳累的行军之后，蔡畅以讲述自己在法国的经历见闻当作每晚的娱乐节目，所有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都记得她讲过的故事和她领唱的《马赛曲》。

　　队伍里走路最多的女红军是李伯钊，她在行军中负责宣传和鼓动士气，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她即兴创作了一些小故事来演出。1935年秋天，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决定北上时，她在距离总政治部较远的红四方面军驻地筹办文艺训练班。接到杨尚昆的信后，她往回赶，但红一方面军已经出发了，她被张国焘部扣留，回头第二次过草地。1936年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得知她的遭遇，把她调入红二方面军负责宣传工作并一同北上，这是她第三次通过草地。她的长征旅途，比别人整整长出一年。

　　还有一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找到了爱情。中央秘书处长刘英与张闻天于1929年在苏联留学时相识，1933年重逢后，张闻天便提出求婚，但刘英却提出了“考察期”。经过二万五千里考验，刘英终于答应了张闻天的求婚，他们在瓦窑堡新婚的洞房，就是后来瓦窑堡会议召开的地点。(来源：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