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 刘辉　“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埃德加·斯诺在评说长征时，忘记了说“以后”。在他去世20多年后，长征精神仍然像红星一样照耀着中国甚至世界。

　　截至2005年3月6日，香港“苗圃行动助学长征步行筹款团”已筹得善款2000万元，这些资金将用于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筹款团于去年10月15日从江西瑞金出发，重走长征路，以自己的行动感召海内外更多的人关心中国基础教育。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用三个月的时间，对长征沿途及长征领导人进行了采访，最终写出了一部历史小说，书名就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前所未闻”，不仅仅是因为长征历时之久和征途遥遥，更在于一次本被认为是“战略撤退”的行军，却最终成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

　　困境中生存的考验

　　“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在世界战争历史上，几乎没有哪次战争像长征这样历经如此多的生死考验。所以，在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并摆脱掉敌人无数次“围剿”之后，“九死一生”的中国工农红军意志也因此更加坚定，而这也正是长征精神在70余年后依然鼓舞着人们的原因之一。

　　曾在中国做过几年媒体工作的英国布列福大学历史学博士李爱德，深深地为长征的传奇色彩所吸引。2002年10月16日，他与同伴马普安开始重走长征路，并比红军多花了16天走完全程。长征路的艰辛，一度让这位温和的英国绅士性格扭曲，变成了“吵架大王”。

　　今年86岁的曾少东将军退休前是京津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当年参加红军时他只有14岁。老将军已经记不清70年前的具体细节了，只是觉得长征“很艰苦”。自己过雪山时，脚上裹着麻布，身上穿的是单衣。过草地时，他曾在前面部队留下的粪便里找没有消化的玉米粒，洗干净后，煮了再吃。在缺粮的情况下，草根、马具、腰带都成了红军的食物。许多战士吃了有毒的草后倒下了。

　　曾于1984年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罗开富对长征路上的艰苦也有自己的体会。在贵州黎平，因为路滑，他的左腿小腓骨被摔骨折。“三个人护送我一个，没有敌人阻拦，也没有冷枪，我只是走在冰凌路上，竟摔得浑身是伤。”多年之后，罗开富感慨道。

　　“别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的腿是在路上走好的。”罗开富淡淡地说，即使遇到抬着担架不能走的路，也得让向导用绳子把自己吊上去。过草地的时候他先后陷入沼泽30多次，曾有一次，他跟向导都陷入了沼泽，危机时刻，依靠驮着电台的马匹才脱离险境。

　　罗开富只是想尽可能地体会红军当年的艰苦。

　　让他如此坚持的原因之一，就是沿途所了解到的红军事迹使他受到了鼓舞。湘江之战中，红五军团第34师为了保证中央军团安全过江而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从自己的伤口里掏出肠子，绞断后牺牲，以免沦为敌人俘虏。红军的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让同样走过长征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在这些悲壮的历史面前，马普安只能去想象那是一支怎样的军队。

　　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长征中，“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要爬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积雪；横穿2万平方公里遍布沼泽的草地；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包括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而伴随这些的是饥饿、疲惫、寒冷和死亡的威胁。(来源：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