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 被遗忘的“局外人”

　　李德，这个又名奥托·布劳恩的人，在回忆录《中国记事》中曾说，1935年他在中国受到了“无礼”的待遇，他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一次由毛泽东发起的针对他的阴谋。在遵义会议上，他为自己的失误辩护，但其他人认为这就是他的失误。会议结束后，李德的身份就悄然变成了长征中的普通一员，或者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局外人”。

　　从此，历史上关于李德在1935年以后的记录就日渐稀少，无论是他的回忆录，还是关于长征的史料，所记都不是很多。1935年1月，李德主动要求到林彪的第一军团去，目的是为了在前线亲自观察被红军将领推崇备至的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从他晚年的回忆来看，他始终没有了解这种战术的意义，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一直持蔑视的态度。

　　在第一军团，林彪对他的态度一点都不客气，呆了不长时间，李德就又返回中央纵队了。此外，两年来一直为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也获得新的任命，成为彭德怀领导的第三军团的副参谋长。往后，关于李德的记录就消失了，那些走在长征队伍里的人都不太注意这位军事顾问，但他肯定在队伍中，并坚持走完了长征，一路上仍然受到首长级的待遇，在红军面临较大的困难和分歧时，毛泽东甚至也会征求他的意见。

　　从军事顾问这个称谓上来看，李德与冯·塞克特的职务性质相同，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李德成了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一个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也未曾有过指挥作战经验的德国人，却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官，这被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幼稚所致，但同时也说明那群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年轻人对信仰的虔诚。

　　在1934年“反围剿”战役中，实力悬殊的双方竟然都应用了同样来自德国的阵地战术，这充分显示了李德的军事才干有限。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还没来得及有机会实践便被派到中国来。因此，李德的指挥僵化教条在所难免，何况他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在李德的回忆录里，他为自己辩解说，是中国人自己把指挥权交给了他，而他始终只是作为一名顾问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已。但在长征前和长征中，李德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他所说的，毛泽东在背后把他称为“太上皇”。

　　1935年1月，郁闷的李德陷入语言困境中，他并不了解红军此时提出的“艰苦奋斗”的意义，而只是感觉得到的待遇越来越差，他要自己煮咖啡和做其他的事情，而且他住的房子也越来越处于次要的位置。红军中的下级官兵单凭他马背上的各种特供品，就已对这个外国人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很多晚上，他和博古以打扑克度过。

　　骑在马背上的李德已经有一年未曾接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他当然也未曾了解到，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共产国际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改变。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上，不仅提出要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制定方针，还提出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组织事务的要求。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用自己的实践取代了经院派的教条，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长征结束后，李德被安排到红军大学教书，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此后不久，共产国际就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解散了，他本人则于上世纪50年代回到德国，并从1963年以后，开始发表关于他在中国这7年的文章和书籍，既为自己辩解，又趁机贬低中国革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书曾经风靡一时。(来源：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