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闻杜绝渲染

　　王悦：你说的在社会新闻这块，《新京报》是不主张那种语言暴力和视觉暴力的。 我们提出时政新闻的社会化操作，我们也提出了社会新闻的时政化操作。因为当前的报业竞争形势下，职业报料人的出现，使得整个新闻资源日趋同一化。每天你打开城市里的不同的报纸，你会发现社会新闻都是那几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去取胜？我想，我们不能再像传统都市类媒体那样，继续比拼血性、生猛，或者用一种噱头头的方式达到吸引读者、吸引眼球的目的。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认为是危险的，因为它会让新闻变形。

　　主持人：可是两份报纸放在一起，你不觉得有生猛标题的会比没有这种标题的更吸引人吗？

　　王悦：从《新京报》理念来说，我们首先要把客观事实和本质的真实最准确的传递给读者，而不是去渲染或误导。我们提出社会新闻时政化操作，是因为很多社会新闻它本身的事实已经足够自然主义、足够震撼了，它需要的恰恰不是渲染而应该是像时政报道一样稍事收敛，甚至可以更文雅一些。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做社会新闻还会有人看吗？我想读者是可以引导的，我相信社会新闻的内敛和对文本品质的提升，可以使一则新闻更易读，也更具内在张力。会产生一种真正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效果。而不是仅仅只是让读者记住一片血腥或者死了几个人。

　　新京报社会新闻不主张渲染。我们知道，很多一线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总会自觉、不自觉的站到弱势的一方，或者是站到受害者的一方。新京报对记者的要求是，尽可能地用一种客观的、理性的态度去报道新闻，在处理情绪强烈的社会新闻时，我们要求记者至少在行文时要指向零度情感。做为个体，你可以大悲大喜，做为媒体，必须懂得克制，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在文字、文本叙述上对形容词的限制，对情绪的控制和收敛，逼着记者学会用事实、用细节去展现、去说话。这也可以有效避免记者用自己的一种判断、一种情绪去误导或者诱导读者。

　　比如前段时间我们报了一个北京市的案子。某个郊区祖孙二人被他的邻居杀害了，一个年幼的孩子被杀，是一桩非常血腥也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整个事件已经足够恶劣，在处理这样在处理这样新闻的时候，任何情绪化的表述在残酷的事实面前都是软弱无力的。我们记者在稿件中写到那个祖母抱着孩子的尸体使劲的呼唤他，不相信他会死去，那个男孩子生前最钟爱的玩具“奥特曼”还在地上。我们所做的平实叙述、所呈现的细节画面已具有足够的震撼力，完全不必用一种噱头，用夸大的手段去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事实就是力量。

　　主持人：新京报的北京新闻与其他报纸的北京新闻有什么区别？

　　王悦：北京是一个多元化人员结构的城市，每个人的价值需求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份报纸都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需求，一个媒体要想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坚持并不断创造差异性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与同城媒体的差异性首先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时政新闻社会化、社会新闻时政化的操作理念。

　　继续举例说明。去年夏季的那场暴雨，当时是整个北京城很多交通要道都陷入了瘫痪，我们派出很多的记者，分头采访市政、房管、交通、气象等部门，想知道这场雨会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天，一个记者从房管所拿回了一堆数据，大意是出动多少人、解决了多少间平房的漏雨问题。非常枯燥。它确实是记者采访得来的，但这不是我们也不是读者需要的新闻。当时我们问这个记者，你既然说房管部门出了那么多人，维修了那么多的危房，给百姓解决了那么多问题，你去现场看了没有？记者挨批后，，第二天去了现场，带回来非常生动的报道，具体到院子的积水达到多少米，包括房管人员排积水的一个细微的动作，这种时政新闻才是我们需要的新闻。如果说暴雨这个新闻它也不是一个特别纯粹的时政新闻，我还可以举别的例子。比如会议新闻，参加过会议的人，都知道这往往是最难写，最容易写得干巴的。整个过程都是一种政府或者官员的一种宣讲，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实现时政新闻的社会化，我想也是有办法的。比如我们要求记者去观察，你可以观察会场中官员说话的表情，他在阐述他某一个观点或讲述某一个政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语气，根据这种语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官员对这件事的态度，一种态度甚至一种心理暗示。

　　再比如前两天北京严重的沙尘天气，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去丰台查黄土坡，看到很多房产公司都没有按标准去做防尘处理，这位副市长十分愤怒。我们的记者就通过市长的表情，直接引用他对违规企业的批评，把这个时政新闻做的非常鲜活。《新京报》的时政新闻追求的就是这种现场效果，所有枯燥的条文都要跟人挂钩，都要跟人的情绪、人的故事、人的生活产生关联。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看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