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4月24日发表社论指出，若将李登辉的“黑金”与陈水扁的“黑金”相比较，李登辉尚能大致做到“党政区隔”，所以勉强可谓“党黑，政不黑”；陈水扁则是“公私不分”，遂演成“自己黑，政府也黑”的局面。

　　社论说，“李黑金”与“扁黑金”出现此种差异的原因是：

　　一、李登辉当时因掌握庞大党产，所以其黑金运作大多区隔在党产的领域之内进行；陈水扁因无党产，遂以“国库”为黑金运作的机器，亦以公共建设及金融公器为黑金运作的筹码。

　　二、李登辉及国民党的政治献金，大多经由党的系统进出，大掌柜刘泰英始终只有党职，而不具有官员角色；因此政治献金与“政府”公务大致尚能区隔，不致形成乒乓式的相互污染。而陈水扁却将政治献金与“政府”公务冶为一炉，因此始有高铁案、高捷案、ＥＴＣ案、ＳＯＧＯ案；尤有甚者，陈水扁更将募集政治献金者与官职并成一条鞭，如陈哲男、林文渊、马永成这些陈水扁私人的募款大将，无一人不踞台当局或公营事业要职。如此一来，“国库”、党库与私库之间当然毫无分际可言。

　　三、李登辉的“黑金”，主要操作者只是刘泰英一人。陈水扁手下的操盘者显然分支较多，这些操盘者一旦视政商勾结为当然，又以政商勾结为代上级募集政治献金的例行工作，若不甘只做过路财神，则自然而然就很容易出现中饱自肥的动作。你吃肉，我喝汤，甚至你喝汤，我吃肉，皆不足为奇。

　　四、李登辉由“国库”或党库挪至私库，相对而言，情节比较单纯；而陈水扁当局，在高捷案、秃鹰案、炒股案、ＥＴＣ案、高铁案、ＳＯＧＯ案及“二次金改等”所呈现的政商关系，则复杂得多，更严重得多。

　　五、民进党因无党产，遂规定公职人员皆有“募款责任额”，此制大大助长了“公私不分”、“党政不分”的风气。多少罪恶即在“为党募款”的名义下潜滋暗长。

　　六、李登辉的家庭相对而言较为单纯，但陈水扁却因吴淑珍的参与，在实质上或形象上，皆增添了负数。

　　社论最后指出，总括而言，李登辉的“黑金”，由于操盘者限于李登辉及刘泰英二人，所运用的资源亦大多来自党产，所以相对而言，尚未形成普遍的污染。但陈水扁的“黑金”，却是将政治献金的募集者，直接置于可以操作政商勾结的“政府”职务或公营事业及假民营事业的职位；这些陈水扁的代理人始终存有“党、政、公、私不分”的角色冲突，所以污染了政风，污染了党风，至于私德就更不必谈了。

　　（来源：海峡都市报）查看/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