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刘忠德先生，因为日前高调批评“超女让年轻人受到毒害”，并强烈主张“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4月25日《华夏时报》），在社会以及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有论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刘先生没有被聘为“超女”评委的酸葡萄心理而已，但笔者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过于以己度人。刘先生闻听此言，想必要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

　　但刘先生的批评也确实存在盲点。他仅仅是笼统地指责“超女超男玷污艺术”，呼吁“要让人民不断接触高雅艺术，提高审美层次”，然而关键在于，何为“低俗”，何为“高雅”？这本来就是一个因为每个人的审美偏好不同而见仁见智的问题，他提出的让“管理部门”用行政手段直接介入的主张，更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

　　那么，“超女”问题的要害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笔者看来，就在于它用华丽的包装、宏大的场面、成千上万“粉丝”的积极参与，共同营造了一个“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现代神话。这个神话在客观上起到了遮蔽青少年面临的真实社会问题、麻醉他们心灵的作用，说是一剂精神蒙汗药也不为过。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当今社会的年轻一代，面临许多困扰：如升学、就业，以及因为买房而沦为“房奴”，因为生病而变得赤贫，跻身于中产阶层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从部分大学生的工资逐渐和农民工趋同这一趋势就可以看得出来）等。对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这些问题的成因。

　　个人的努力不够或者运气不好，仅仅是诸多原因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总的来说，这些问题是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对于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需要青年们直面它、严肃认真地思考它、并本着对个人、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一起动手来解决它。在这个意义上说，青年们并无捷径可走。

　　但“超女”这个“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现代神话，所传递的全部暗示却是：并不需要这样累，只要成名，所有这些问题就全部自动消失，而成名却是人人都有可能的。你看那些今日大红大紫的超女们，一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嘛！

　　在这样一个神话面前，所有严肃认真的思考，都显得十分可笑，所有试图通过推动社会进步而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其成本都显得过于昂贵。显然，年轻一代服了这剂蒙汗药并沉沉睡去，对于那些能够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获得好处的既得利益者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剂蒙汗药害处多多，但“超女”本身是无辜的，她们仅仅是做了别人的工具；成千上万参与其中的“粉丝”们也是无辜的，他们仅仅是在追求快乐；甚至连策划、主持其事的公司和电视台，也是无辜的，他们仅仅是在追求利润。“超女”神话可以说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社会通过“复杂的共谋”共同制造出来的。因此，真正有责任倒是那些像刘忠德先生这样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早日大声疾呼，唤醒青年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我无保留地反对用行政手段禁止“超女”。因为禁止“超女”，并不能自动导致年轻人的觉醒，而在年轻人真的觉醒并看穿了神话的非现实性和不可复制性之后，“超女”也就回归于娱乐本身，不复有蒙汗药的危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