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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专稿：事发当天，一架米-6直升机就载着核能源部总工程师和切尔诺贝利采用的RBMK-1000反应堆的总设计师飞到核电站上空。机身在强烈的热气流中剧烈颤抖，工程师仍要求再靠近些。他们发现:4号反应堆的屋顶、起重机和大部分墙体都不见了，循环泵和发电车间的屋顶被多次砸穿，烈焰冲天。接着，两个工程师看到了最可怕的东西，重达500吨的反应堆罩变得通红，已经敞开三分之二，亮得炫目的堆芯正在巨大的隆隆声中瞪着他们，里面的一切正在熔化，浓烟像火山一样喷出来。
很多机组人员经过几次任务，受到的辐射就超过了人一生允许承受的剂量，飞机也很快变得放射性严重，无法安全使用。驻俄罗斯托祖克的一个前线航空兵团被全部调往切尔诺贝利以东，从米-8到米-26各型直升机立即投入到空运任务中。碳化硼耗尽后又开始投放普通沙子。随着投放的进展，飞行也变得容易得多。直升机投下了近2000吨碳化硼和沙子后，工程师终于宣布反应堆内的链式反应停止了，最终直升机的总运量达5000吨。
在“石棺”的建造过程中，卡莫夫设计局的卡-25直升机被派来，将传感器准确地穿过小管子，吊放到反应堆内部，测量温度和辐射数据，就像在30米外穿针一样。“石棺”建造的最后，需要把一个重达35吨的盖子吊放到顶部，这将是直升机有史以来吊起过的最大重量。承担这项任务的是米里设计局首席试飞员戈尔根·卡拉佩特扬和格罗莫夫飞行研究中心试飞员安纳托利·格里先科。他们对世界最大的直升机米-26(可吊起20吨重量)进行了彻底改装，拆除了所有不必要的设备和附件。即使这样，整个飞机的每一部分都远远超出了设计使用极限，一次耗尽了全部寿命，任务完成后只能被废弃。
虽然有防护服，飞机安装了一些铅板，所有直升机飞行员仍然都受到过量的辐射。也许是因为核反应堆距他出生的村庄不远，格里先科两次参加救灾，最多的时候3天内飞了5架次，现场辐射达到200拉德，美国专业标准规定一人每年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能超过5拉德。1988年9月格里先科出现白血病症状。
1989年9月，在英国的技术会议上，米里设计局总设计师阿列克赛·伊万诺夫向美国麦道公司试飞员坎普·帕利尔求援。1990年4月27日，53岁的格里先科在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接受了骨髓移植。骨髓来自一位42岁的法国妇女，是从9个国家登记的捐献者中找到的，苏联政府提供了15万美元的手术费。不幸的是，骨髓移植后约6周，格里先科还是因肺部感染，于7月2日去世。
尤里·科涅夫
出事当晚值班的4号反应堆涡轮机操纵员，1976年技校毕业分配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午夜接班时，科涅夫就知道要在他负责的8号涡轮机进行一次惯性试验，模拟外接电源被切断的紧急情况时，试验这台涡轮机剩余的惯性能量是否能继续驱动水循环泵，直到柴油发电机组接替。
一小时后，试验开始，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和许多工程师都留了下来。科涅夫在控制台上开始关机操作。就在涡轮机停机时，管道走廊突然发生爆炸，钢筋混凝土墙开始崩塌，7号涡轮机上方的混凝土屋顶砸了下来。数秒钟内柴油机接替供电，应急灯打开，但车间屋顶仍在一层层破碎。
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科涅夫非常幸运，屋顶水泥板并没有落到8号涡轮机上，几分钟后又有一个数吨重的石墨塞落在他身边1米远的位置。不一会儿，当班主任和副总工程师跑进车间，命令科涅夫照顾好8号涡轮机。在一片黑暗中，高工们和车间主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涡轮机车间的应急设备在辐射水平上升时就会启动，但这次辐射太强，这些设备一下就失灵了。
在科涅夫忙着折腾涡轮机时，电工巴拉诺夫(后来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里)跑进来，开始泵出冷却涡轮发电机的氢，他的举动防止了另一次爆炸。随后车间陷入了可怕的寂静。科涅夫和巴拉诺夫走到小阳台上抽支烟，才看到楼下地面上散布着被爆炸抛出的反应堆碎片和大块石墨。后来他们才明白当时阳台上有多危险，他们抽的不是烟而是自己的命。
爆炸后两小时，科涅夫开始非常难受，眼睛出现剧烈灼痛，不停地流泪。他和当班的检查员尤拉·韦尔希宁(后来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都被送到急救室。次日，一辆座位和内壁都铺满塑料布的公共汽车把他们送到机场，用专机运到莫斯科。科涅夫受到710伦琴的辐射，属于3度辐射病(最高为4度)，7月14日出院。医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除了眼睛里有两个人造晶体，时常患支气管炎，科涅夫无其他不适。只是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有心脏和胃的问题。当晚的钳工安德烈伊·塔马津是唯一活着被诊断出4度辐射病的，剂量达860伦琴，有的消防员超过2000伦琴。当然这些数字当时不会告诉他们，科涅夫直到1992或1993年才知道。
尼古拉·戈巴琴科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晚当班的辐射监督员，1976年进厂。他们的职责是最早进车间，在工人上班前测量辐射水平，最后离开。午夜接班后，戈巴琴科开始测量3号和4号反应堆车间的辐射数据。因为4号反应堆正准备停止运行，戈巴琴科就回值班室喝茶，这救了他一命。爆炸声传来时，戈巴琴科和同事都认为是涡轮机操纵员又弄得水压不稳。第二声爆炸后，灯光灭了，4号反应堆控制台上的灯也灭了，锁着的双层门被冲开，红黑色的尘埃从通风口涌出。几秒钟内应急灯亮了，戈巴琴科和同事们戴上防毒面具，他的辐射测量仪显示每小时3.6伦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测量范围，想打电话，但线路已经断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号反应堆测量辐射，他打着手电进入漆黑的涡轮车间，到处都是水泥块，仪器根本测不出数据。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报告后，有两个人走进来说:“嘿，伙计，帮我们找找一个同事吧，弗拉基米尔·肖申科，他走了30分钟，可能在涡轮机车间上层平台上。”
他们在黑暗中穿过一堆堆碎石、喷涌的蒸汽和齐脚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发现水泥外墙都被炸飞了，空气中满是尘埃，手电光都射不出多远。终于，他们发现肖申科侧躺着，嘴里吐着血沫。被送到医院后，肖申科凌晨6点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换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也明白等待他的命运，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着的地方都被辐射灼伤了，后来两个一起寻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随后戈巴琴科又奉命参加寻找瓦列里·科迪姆丘克，后来才知道这个操纵员在爆炸中就死了。
凌晨5点，戈巴琴科开始感到极度虚弱和恶心，被送到医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让他把500克纯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这些酒对抵御辐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厂医院里已经有莫斯科来的医生，七八个最危险的伤员当天就送到莫斯科，但一个也没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醒来，许多同事在眼看好转的时候撒手人寰。
后来，戈巴琴科被评为最低一级残疾，在基辅和莫斯科都分了一套公寓。在他眼里，4月26日是悲喜交加的，他说:“1975年这一天我结婚，1982年这一天我母亲安葬，1986年这一天出了事，1993年这一天我孙子出生，所以这一天我们会喝酒，为生者也为死者。”
列昂尼德·沙弗雷捷
电站消防队班长，来自白俄罗斯，他的两个弟弟也在消防队。沙弗雷捷是4月25日晨8点和11个同事开始24小时值班的，队长弗拉基米尔·普拉维克是最早死于辐射的人之一。晚上23点，队员们在值班室刚刚和衣躺下，一声巨响震得窗户嗒嗒地响。沙弗雷捷一跃而起，紧急信号几乎同时亮了。在他们奔向消防车时，调度员吼叫着：“核电站起火了。”消防员们一抬头，就能看见烟云，4号反应堆巨大的烟囱好像有一半不见了。
4分钟后，消防队赶到现场，接好水枪，但没有辐射测量仪，实际上他们从未学过怎样在放射性环境灭火，尽管这个消防站是隶属核电站的。普拉维克和沙弗雷捷首先钻进4号反应堆涡轮机车间查看火情，四周一片狼藉，墙壁仍在颤抖，对讲机根本没法工作。沙弗雷捷找到一个电话，想问问电站调度员怎么回事，完全是徒劳。找了15分钟，沙弗雷捷只看到涡轮机车间的沥青屋顶好像要燃烧，就跑出去和4名战士一起顺着外面的楼梯向屋顶爬去。屋顶的沥青发烫，几乎要粘住战士们的靴子。
当沙弗雷捷下来拿另一个水枪时，看到已经完全喝醉了的消防处长列昂尼德·特尼亚尼科夫少校。少校命令他们在屋顶警戒，结果他们在屋顶等了好几个小时，四周落满了反应堆炸出来的石墨，后来才知道它们的后果。事后处长因爆炸后头一个小时的“高超指挥”获得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后来又提升为少将。
清晨6点，沙弗雷捷从屋顶下来，第一次感到极度虚弱，点着的烟都像糖一样甜。到29日第一次查血后，他才住进当地医院，后来在基辅的肿瘤研究所接受了骨髓移植。沙弗雷捷得知自己受到的辐射剂量为600伦琴，已经是1990年和一批消防员及孩子到以色列检查的时候了，他被确诊为三度辐射病。
安纳托利·库什宁
基辅军区空军驻基辅防化部队指挥官，1968年参军，上校，事发后在切尔诺贝利工作到5月22日，后来曾任乌克兰防生化部队指挥官。
4月26日早上值班时，库什宁就得知了事故，军区防化部队司令部告诉他:辐射相当严重，但还没有准确数据。上午11:30，库什宁就和军区空军司令尼古拉·安托什金少将驱车前往现场，次日凌晨2:30就看到了核电站上方的一团红光。
当时一共向切尔诺贝利派出了80架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库什宁负责空军人员的辐射安全。他要求直升机飞行员在舱内地板上铺上石墨垫。并在中途的一个废弃军用机场为直升机和飞行员建立了洗消站。从反应堆上空返回的直升机都用特制的溶液清洗，飞行员也要洗澡，换上新制服和靴子。直升机的发动机无法化学洗消，事后就和一些直升机一起被永久留在30公里禁区内。
直升机上的辐射测量仪记录下了高达每小时500伦琴的辐射，事故头一天机上的测量仪甚至超出了测量范围，因而飞行员必须不断地轮换，后来他们都被送进莫斯科的军医院。与辐射剂量有关的一切都是绝密，格里先科受到的辐射剂量一开始都没敢告诉他。
毕业于防化兵学院的库什宁知道:防化服和面具只能防止吸入过量放射性尘埃，防不了放射性同位素，他的办法是不停地抽烟，烟粒子能吸附一些进入肺里的碘同位素，再一起被呼出来。结果他只受到130伦琴的辐射，第一次查血的结果医生都不敢相信，当然后来他还是称不上健康，经常头痛。
瓦列里·斯塔罗杜莫夫
辐射安全高级工程师，6月6日抵达切尔诺贝利，他的洗消工作小组被称为“屋顶的猫”，从事过最危险的工作，曾任乌克兰放射性废料管理部部长和政府核能利用委员会副主任。
一开始，斯塔罗杜莫夫的任务是翻译两台德国造的机器人的说明书，它们用于清洗4号反应堆的屋顶，然后他参加了有32名核专家组成的“屋顶的猫”小组。这个小组成员主要来自军方，首要任务是检查核电站建筑的牢固性，评估辐射剂量，甚至研究过从反应堆中拆除核燃料的可行性。
最重要的屋顶当然在4号反应堆。8月30日，斯塔罗杜莫夫和同事们爬上屋顶，用手将被爆炸抛出的核燃料组件残片重新扔回反应堆里。一天之内，他们每个人都受到了30到35伦琴的辐射，但入口处的整体辐射水平得以从每小时1600伦琴降到800伦琴。陆军防化部队紧接着从屋顶进入了反应堆废墟，他们很多人受到高剂量的辐射。
斯塔罗杜莫夫受了300伦琴辐射，食道和肠内发现有三处辐射物，不过住院4个月后居然没有太大问题。（三联生活周刊）
“拯救了欧洲”的切尔诺贝利英雄
凌晨1点40分，维克托·比库恩被门铃声惊醒。
当他打开门看到消防站的同事时，他明白，一定出了大事。他家位于乌克兰的普 里皮亚季，开车出来以后，他才意识到这场人为灾难的严重程度。
14分钟以前，也就是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6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释放出的辐射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100倍。
“眼前一片火光，到处是黑的烟雾、红的火苗，还有熔化物，”比库恩说，“反
应堆的顶盖已经被炸开，沥青、混凝土和石墨四处飞溅。石墨所到之处，一切都已熔化。”
核电站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的仓皇逃走，有的向莫斯科呼救，消防队员们则义
无反顾地冲进火海。比库恩只穿着一身棉布制服，驱车轧过已然落在地上的反应堆金属顶盖，一直奔到距4号反应堆15米的地方。
他徒手把消防设备的虹吸管浸入最近的冷却池，吸足了水供给正在与大火作战的
同事。短短几秒钟以后，伽马射线开始侵袭他的五脏六腑，他大约每隔半分钟就要呕吐一次，逐渐感到头晕目眩。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
医生后来开具的证明显示，他受到260生物伦琴的辐射，相当于1000年的本底辐射。 但有专家称，他吸入的辐射量其实比这更多，足以导致急性辐射病。
“真想不到他居然活下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辐射专家迈克尔·列帕霍利说，
“这是一种大无畏的举动，我想，凡是明知那里存在大量辐射的人都不会进去。”
20年过去了，比库恩携妻子娜杰日达及两个女儿柳德米拉和瓦莲京娜住在莫斯科，他深知，自己能活下来的确很幸运。
在被诊断患有急性辐射病的134人当中，有28人在1986年就死了，包括至少六名消防队员。比库恩今年56岁，他感到欣慰的是，队友们的牺牲减少了向欧洲甚至日本散布辐射颗粒的烟雾。
“这些人拯救了欧洲，”他抚摸着队友们的黑白合影说，“假如他们不尽职尽责， 大火就会蔓延到1号、2号和3号反应堆。”
比库恩现已退休，每月的退休金加上国家津贴共5500卢布。他要求内政部每月付
给他1万卢布的赔偿费，但内政部并不同意。对比库恩来说，切尔诺贝利的影响远未结束，“那时没有人考虑回报，我所想到的是，女儿们在家里，镇上的人都睡着了。”
英国《泰晤士报》4月22日文章：《切尔诺贝利英雄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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