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艾滋病”村（下）

　　主持人：许可    嘉宾：马丽 歧晓峰  本期编导：张成军

　　嘉 宾：晚上十点多钟，快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出发到一个乡去，我们记得那个车子离开宾馆，才开了不到十分钟那个样子吧，然后线人就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已经身在艾滋病高发区啦，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车里啊，车也很挤，那种恐惧感不由而然的就又产生啦，这个夜访走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因为它的成败，关系到我们整个这一次报道，是最关键的，因为这次要见到重症病人。

　　主持人：才有最强的说服力，是吧？

　　嘉 宾：才能让所有的这个领导，社会去关注这一块。我们紧张，第一，是进了艾滋病村要见重症病人；第二，就是也怕这种消息在当地传出去，马上会被人拦截了，我们整个报道计划就会失败。我们小心翼翼，而且就是在后半夜才开始进村，进了村里面见到这些病人以后，的确，那种感觉就是震撼，就觉得这些人，都是在生命线上在挣扎着。农村吗，而且那个地方又确实比较贫穷，晚上的时候呀，夜幕下的村庄一点灯光都没有，全村就是一片黑暗， 我们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那村里的道路上走着，有时候可能惊动了哪一家的狗，一直叫个不停，就更加加重了这种恐惧感和紧张，那紧张的空气，好像都让人透不过气来，后来我们就来到一户村民家，然后他妻子把门打开，用那个小煤油灯点着出来接我们，我们进去一看，看到了第一个重症的艾滋病人，躺在那个脏兮兮的枕头上，盖着一床脏被子，脸吧，青黄，脸上还有那个斑，就斑斑点点那黑斑，因为咱们知道艾滋病，它主要就是把人的免疫系统给彻底摧毁啦，那么这个病毒侵犯到那儿，侵犯到人体的哪一个部位，哪一部位就得病，也可能侵犯到内脏器官，内脏器官就得病，心肝肺脾什么的，侵犯到皮肤上，皮肤上也有病，但这个病人呢，可能是皮肤癌。

　　主持人：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嘉 宾：应该是皮肤癌了，头发也没有，后边都光的，还呲着牙，比白天我们看到的那些艾滋病人可怕多了，这是一个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因为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重症艾滋病人，然后还有一个呢，至今印象难忘的，尽管这个人现在都已经去世了，这两个人都应该已经去世了，都去世了，等我们再访艾滋病村时，他们都已经去世了。我现在要说的那个小伙子33岁，他的爱人和他的哥哥，都是艾滋病，也刚刚去世，他们家就剩他一个老母亲，还有他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人呢，那个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穿着毛衣棉袄，床前有一个吐满了污物的盆子，70多岁的老母亲呢，就睡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床上，这个儿子啊，不管白天晚上就浑身难受，他一难受的时候，他就要哭着叫他妈，他说，妈你拉住我呀，你可别让我跑了呀，所以这个老妈妈也是哭着说，我天天守着我这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他啦。刚才马丽讲的那个病人家里边，他是在倒气，就是后半夜还是满头大汗，一双儿女在身边，在那哭泣，老太太眼巴巴的望着自己的儿子，一进了这屋里边，他呼吸发出来那种刺鼻的异味，真是让人感觉有点呕吐啊，但是马丽还是勇敢的，举着话筒到跟前采访，所以都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不管我们拿话筒，还是扛摄像机的，眼泪唰唰的往下流，抽泣着在完成我们的工作，所以一连几个小时下来，就在这种悲痛的心情之下，用我们的采访，用我们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真实的记录下来，这么一部分重症艾滋病人濒临死亡，生命危在旦夕的这么一个现状，这时候其实不光是对他们个人来说生命的离去，对他这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家破人亡的一种摧毁。

　　主持人：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感受到，除了从感情上来说，非常同情他们，非常悲痛之外，也特别感受到真的是要把这种情况去报道出来的重要性？

　　嘉 宾：对，觉得我们是真的来对了，而且比我们想像的，真是要严重的多，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是不信，或者是将信将疑，后来见到了，也知道该信啦，但是都没想到我们见到的情况，竞是这样的。

　　主持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克服了自己心理上的很多障碍，但拿到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可是依然不够，可能还是需要就像你们说的，可能会有障碍，但是还是需要这种范围比较广的，这种正面的去接触和采访，还是需要进村去采访，是吗？

　　嘉 宾：对，所以到第二天的白天，那我们还得在光天化日之下吧，得走进这个艾滋病村，走进这个艾滋病患者发病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村子，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的了解艾滋病人的现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报道呢，更有力度还有深度，所以白天呢就进村，进村之前那个线人好心的提醒我们，说你们这次进村跟以往还不一样，夜访吧，相对来说比较秘密，就是别人都不知道，你们今天行动目标就很大啦，周围的很多人，很快的就会知道你们的行动，而且呢，这个村子的艾滋病人呢，确实是对记者的采访特别反感，他们就是像刚才老歧说的，把自己村子里面的姑娘嫁不出去，娶不到媳妇 ，菜卖不出去，劳力没人要，都归结于记者的报道和炒作。他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如果要出点什么意外，也是后果不堪设想。

　　主持人：当时进了村的时候，什么感觉？

　　嘉 宾：紧张嘛，还是紧张。

　　主持人：其实每一次紧张都有不同的原因。

　　嘉 宾：对，进村的时候，走到村边我还吓他们，我说，这一次可不是像以往的采访，谁遇到咱们不满意啦，打咱们几拳，整咱们两下，这次如果让艾滋病人，要真是抓咱们一下，那可真是要得病啦，真是这样，这时心里也害怕。

　　主持人：就是这样的心情去进村，而且马丽刚才说的，有一些抵触情绪，那种客观原因的存在。

　　嘉 宾：对，敌视我们，但这一次我们不得不公开进村了。

　　主持人：因为如果我们不公开进村，我们采访的还比较片面。

　　嘉 宾：对，只是一些个别的，我们进到村里面，全面的铺开了展开调查，公开了，而且那时候我们也放心了，我们也不怕当地政府部门出来阻拦，或者你艾滋病人怎么阻拦我们，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一定要把这一块采访问题拿下来，所以既害怕又觉得勇敢，又想往上冲，这一天呢，等于是正面采访。

　　主持人：接触了多少艾滋病人？有没有一个统计？

　　嘉 宾：接触的至少有几十人，我觉得刚一进村以后，我认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妇女抱着她丈夫的照片在那哭泣，然后那个线人就介绍说，这个人叫刘红叶，她也是个艾滋病携带者，她的丈夫也是因为艾滋病刚去世，她还要到那坟头上烧纸，这个给我震撼特别大，我就觉得怎么进了村里面，都这种感觉，很凄惨，很悲凉的，然后我们接着采访的时候，反映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我们就想了解，你们为什么当年要献血，要卖血。

　　主持人：他们的回答呢？

　　嘉 宾：他们说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穷，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靠种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当年提倡的就是，把这个血液制品作为一种产业的时候，在农村县城到处都是采血的，所以他们就是纷纷进入到卖血的行列里，每个人拿出来自己的献血证，国家既然提倡献血光荣，那我们就是献血嘛，他们就把因为献血得上艾滋病， 传染上艾滋病这种原因，归结为政府或者是有些部门，现在献血得了艾滋病，你国家不管我们就不行，所以他们的情绪都特别激动，都有这个血本（献血证），那血本有的这么厚一沓。

　　你们村里都有多少人有这个献血证？哪一家都有，每一家都有这个献血证。你卖血都跑过多少地方？跑过多少地方，多，也不光我自己一个，俺这上蔡县哪一个村里的人都有，上海、乌鲁木齐、云南、广州……你卖过多少次血？卖血卖的多。你从多大开始卖血？从二十。 你卖血卖的多时候，一天能卖多少血？卖的多说不清了。你卖血都到过哪里？驻马店、郑州、新乡、哪地方都去。村里得这样病的人多吗？俺村吗，光死就死了好多人了。死几个了？死几十个人了。那都是啥时候死的呀？啥时候，就这不断的。今年有没有？今年有，死的多。今年死几个人？今年死的有十多个。去年呢？

　　去年死的也多。那死的这些人年龄都在多大？有30多的，有40多的，年龄大的没有。都是三、四十岁的？对，都是三 四十岁的。男的多还是女的多？男女差不多。

　　嘉 宾：因为他们当时这些人呢，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献血到现在十年，潜伏期已经开始到了发病期了，而且是爆发流行期，这时候他们整个村里面大大小小，当年只要是献过血的人，都开始不同程度显示出艾滋病症状，有的经常高烧，高烧不退，有的得各种疾病，然后造成卧床不起，丧失劳动力，很多一家人夫妻两口都是的， 有的母亲是，有的父亲是，有的是全家都是，包括孩子，像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丧失劳动力，他们最基本的治疗，就是医疗问题，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当地政府呢，又没有任何财力去管他们，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这个4岁的孩子呀，自打出生起就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个艾滋病患者，在2001年的春天就已经去世啦，他的父亲就在外地打工，这个孩子就跟着爷爷奶奶过，4岁的孩子就给他放到地下，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就像1岁到2岁孩子那个样子，而且我们就逗逗他，跟他讲话，他怕生人嘛，然后一哭那个声音就跟猫叫一样，身体特别虚弱，就跟小猫叫声一样，这个奶奶也跟我们讲，这个奶奶呀，现在愁的不得了，你看妈妈没啦，现在爸爸也不在家，老两口呢，爷爷也说，他说，我都不去化验，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也是，但是我化验出来以后，又能怎么办呢？我要化验我知道了，我还怎么去照顾我这个小孙子呢？奶奶也说，我老鼠药我都买过，我都想喝，但邻居就给她夺下来了，说你不能死，你死了，你这个得病的小孙子怎么办呀？现在家庭很困难，我儿媳妇因为卖血引起了艾滋病，去年9月份，阴历9月份去世，丢下个孙子，我这个孙子也是艾滋病，现在望死不望活，我孙子一检查是艾滋病，现在我们两口心里很难过，都要喝药死，邻居一直劝，不叫死，

　　我一想那都是要死了，我那小孙子谁给我养活，他能活一天我都得给他尽量治，日子往下咋过，人亡家败。进村的那个沿途吧，就那地里真是的，大大小小的新的老的坟，一问都是艾滋病人去世以后，都埋在那里面。

　　主持人：当时是不是感觉心里面特别沉重？

　　嘉 宾：是，觉得真是挺沉重的，而且觉得这个艾滋病魔，夺去了多少这样无辜的生命，其实想想农民他们，当时也就是为了脱贫，卖血换个钱，也不是说通过别的那个吸毒呀，不正当的手段得这样一个病，就是这么简单，为了生存。得了病以后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有一家五口，四口人得病，有一家三口无一人幸免，我们去看的有几个院落，那都是人去屋空呀，整个那个院子都荒芜了，那个蒿草都长了一两尺高，那个情景特别凄凉特别悲惨，连他们村里当时那个卫生院，都是用了人家艾滋病这一家人，都死完了那个空房子，这些人就是对死看得很淡了，但是他对活的时候，一定要有个基本生存权和待遇，他们要求的比较强烈。

　　主持人：其实到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会感觉到，对于这样高发的村来说，艾滋病已经不是一个疾病的问题，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嘉 宾：对，不单单是一个疾病问题，疾病问题还可以治疗，可以救助，但是一旦发展成社会问题，真的需要有关部门得重视，因为他们长期被疾病折磨，他们心里确实都扭曲，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得不到救助以后他们就悲观失望，甚至可以说绝望，那么在绝望之下呢，他们就产生了这种强烈的，要报复社会的这种心理。

　　主持人：总的来说，这个采访是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完整，刚才马丽也给我们说了，用了五天的时间，首次进入艾滋病高发村，那么这个报道是什么时候？你们是通过内参的形式发了？

　　嘉 宾：对，回来以后这个报道很快就发了，也就是回来以后一个多月以后吧，六月份吧，我们的“走进艾滋病村”，以“走进艾滋病村"为题，就在我们新华社的音像内参上送版，还有音像内 参，就在这两个音像期刊上刊发啦，刊发了以后就立刻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中宣部、民政部、卫生部，就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团，还带了一批关于艾滋病治疗方面的专家。

　　主持人：医学专家进入了艾滋病高发村，那之后你们后来又做了第二次，就再访艾滋病村，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

　　嘉 宾：那到八月份了吧，八月底，八月二十八号，距离报道将近三个月之后，那个时候村里的状况，特别好。

　　主持人：好到什么程度？你说的特别好。

　　嘉 宾：就是我们当时进村的时候，那个卫生院，卫生所就是一家人去楼空，家里边的一个破房子，病人打吊针药水就在后边墙柱子上，人在破旧的架子车上躺着，这样救治，那个环境特别恶劣。但通过我们这个报道以后，国家卫生部专门有调查组去了解，然后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高度重视就是从财力、 人力、物力全方位的支持文楼村。从那个时候也开始，国家对整个文楼村的报道也是公开化了，又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很漂亮的卫生所，本村的艾滋病病人免费打针吃药，同时呢，他们每个月能得到几袋面粉，可以帮助他们生活，解决了生活问题，医疗问题都可以不出村了，当时看了以后我们也是特别欣慰，他们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心理，就是心态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他们心态平和多了，情绪也稳定啦。现在政府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有药吃啦，我们也有粮食啦，我们哪儿也不去啦，就在家里。

　　主持人：这一些列报道之后，还会继续关注文楼村的一些状况吗？

　　嘉 宾：对，我们始终关注着，然后2003年2004年春节，我们都到那去看啦，2004年的春节，我们走到艾滋病人家里边以后，看到他们又是杀鸡又是宰鱼，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蒸馒头啊，过年的东西都准备的特别好，我们也给他们送上一些对联，门联啊，让他们欢欢喜喜的过年，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状况情绪都特别稳定。

　　主持人：距第一次采访，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一系列的报道和采访之后，自己作为记者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嘉 宾：最深的感触，我就觉得有过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我愿意和所有的艾滋病人一起，同享一片蓝天，共享阳光灿烂。

　　主持人：歧晓锋呢？

　　嘉 宾：我觉得艾滋病人，他们是挣扎在生死线上，我希望各级政府，用实际行动来关注他们，让他们在有生之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爱。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所有的人也和我一样，在分享两位记者职业精神当中，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东西，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