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搜狐新闻嘉宾聊天室。
今天是《新京报》推广周的第三点,按照惯例今天我们还要做两个部门的访谈,现在做客搜狐直播间的是深度报道部的主编罗昌平和深度报道的名记刘炳路。 当然可能提到名字对许多普通网友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提到他们做过的一些报道,我想每个上网的人都会知道的。比如我们《新京报》最出名的“定州血案”就是刘炳路的作品。比如最早的嘉禾拆迁等等类似的报道都是在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首先欢迎两位。
罗昌平:搜狐的各位网友,大家好!
刘炳路:各位网友,大家好!
“大胆”的核心报道从未引起过纠纷
《新京报》在刚出来的时候核心报道属于最快推出的一个经典栏目了,当时有很多人为《新京报》捏把汗,记得刚创刊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么跟我说,《新京报》这么做会很危险的。但是昨天王悦说《新京报》很大胆,但是不是狂妄,是一种有策略的大胆,你们对这种策略是怎么理解的?
罗昌平:这或许是大家的误解。我们操作新闻时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是在于大胆,而是注重以事实为依据,做到平衡报道。
我们部门现有15名编制,其中记者11个人,我和炳路也相当于半个记者。每个记者一个月的任务是二篇核心报道。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记录,两个记者两个月做一篇稿子,这种调查对我们而言所耗的人力和财力是非常大的。
其实所谓的大胆,应该理解为我们对新闻事实的尊重。
刘炳路:单纯的讲大胆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报道都是很理性的,包括在采访上、编写上都是非常尊重客观事实。举个例子,从创刊到现在应该有二年半的时间,我们核心报道做了这么多调查报道,包括一些很敏感的题材,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起引起法律诉讼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尽可能的去还原事实真相,包括我们记者整个了解、采访、写的过程中都遵循客观报道,这不是完全的大胆,大胆的前提有理性的判断和对新闻事实逼真的追求。
罗昌平:有一点我们应该说明一下,到目前为止,核心报道没有出过一次问题,去年那场风波也与核心报道无关联。我们现在还坚持一周五期,这么算起来数量是非常大的。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我独家报道过嘉禾拆迁,后来还做个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王道生案、女公安局长安惠君案、华融成办老总张桂林案、梁云才“双规”之死等,涉及高官落马的报道,基本还是“双规”的时候,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如果没有实打实的证据,这种报道很容易出事情。从这么多个案来讲,我觉得调查这块我们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操作方式。
通过近两年的时间,原来两任主编对我们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和实战锻炼,目前的核心团队在这一点上坚持得比较好。目前我们的调查性报道数量有所减少,但我们会坚持,因为它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主持人:有一位网友在提问,说大家都是普通人,你们的线索从哪里来的?
罗昌平:应该有几块:一是报社的报料系统,我们配备了专门的人,他们每天会反馈不少线索给我们。
主持人:多吗?
罗昌平:挺多的,每天都有不少,他们尽快反馈到我们这里。
二是通过网络、其他媒体报道的一些事情,寻找线索。
第三块就靠记者本身。我们鼓励记者原创,这一点上,我和炳路就有积累,因为我们做记者时间比较长,积累了很多资源,这使得我们拥有了一些人家所不知道的题材。打个比方,原来我做的嘉禾拆迁,全国不少地方的百姓通过不同方式给我提供线索。
刘炳路:《新京报》影响力出去了,我们做了这么多报道,虽然发行在北京,其他省的人也会给你提供很多方面的线索。
刘炳路:而且往往我们在一个地方作为一个核心报道的话,会在当地引起很大的反响,当地的一些人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比如郴州,我们连续做了三个。
罗昌平:应该是四个题材,第一个是关于湖南首家民营公路收费站的,第二个就是嘉禾拆迁,然后是李树彪住房公积金案,再一个就是李树彪牵出的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案。雷渊利案最近在湖南开庭公审,而我们的报道去年就发了,就在他“双规”不到一个星期。我们会在一些地方有自己一定的采访资源。
刘炳路:我后来也做了一个关于郴州煤矿的报道。
罗昌平:我们现在也注意了这个问题,即防止集中报道某一个地方或某一领域的新闻,因为这样也有失平衡。
主持人:线索的来源回越来越顺,但对新记者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罗昌平:对。我们在地域或者领域方面会要求记者有所长,比如原来我专做案件报道,其中高官落马做得比较多。我们另外一位非常优秀的记者高明,在卫生、文化、科技做得非常好,比如他关注济南保泉的事情,两年前做过报道,本周一又发了一篇《防渗工程乱局济南保泉战》,他所获得的资料信息基本上是独家的。他在艾滋病方面的报道也非常出色。
主持人: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核心报道的丰富性,我们也知道既有像嘉禾拆迁,“定州血案”这样典型的社会新闻,还有科技新闻,有高官落马这种东西,我问一下核心报道对这块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比如每天有那么多线索,什么样的线索才能进我们的视野,我们才会去做?
罗昌平:我们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人文与法治”,这是从创刊以来一直坚持的。我和炳路接手后,有人就提过是不是有所改变,有一个新的核心理念,我想明确的一点——我们绝对不会改变。基于目前的大环境,我们会使题材更丰富一点,保持调查性报道的竞争力,同时加强社会、人物、科技等新领域的探索。
刘炳路:包括别人看来比较敏感的一些时政题材、时政人物,我们都做了很多尝试,会花比较大的精力来做这方面的东西。
罗昌平:仇和履新的报道,我们就操作得比较成功。那时我和炳路刚接任,他在江苏我在北京,做了两个半版,效果还是不错的。
今年“两会”期间,我们还和时事新闻部合作,做了10余为履新省部高官的访谈,主稿是某高官的从政经历、思路、个性,辅稿是对话。
年初我做部门规划的时候,提出要“广泛关注改革中的人与事”,后来就出现了关于改革的大讨论。无论是对高管还是草根阶级,我们都会给予极大的关注。因为核心报道向来重事件报道,我们不会做一些话题性的东西。
至于社会这块,我们也在想能够尽可能加强一下,比如前一段时间超格图做的甘肃骷髅案,也影响较大。
主持人:那个跟进挺快的,好像也不是我们原发的新闻,但是后来《新京报》很快就占领先机了。
罗昌平:当时甘肃那位教授已经因为媒体的报道封口了,但后来还是接受了我们的独家访问。从动态到核心报道,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成熟的。
另外一点,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东西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平衡,比如对于案件本身我们掌握了大量线索,但是有些线索我们并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因为警方也就知道那些线索,如果我们报出来会对他们破案有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尽可能避免一味的求大,更注重自己的理性与责任。
主持人:刚刚我提到的甘肃的那个案子,可能刚刚你说一个稿子我们会做一个月、两个月,有的时候做的非常快,我不知道你们内部人员调动是怎么样的操作?
罗昌平:我们部门原来叫中国新闻部,后来才改成深度报道部。中国新闻部不仅要做深度,还要做突发。我们作为日报的深度报道部的优势就是,如果我们有很好的新闻线索,可以在短时间发稿。考虑到竞争对手出版的日期,我们会赶在他之前做深度报道,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重要的优势。
现在来讲对这种日常的报道,逐渐减少,主要还是深度的。其实从甘肃骷髅案和冠军搓澡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做动态,最后还做了一篇关于冠军的退役体制,我们出来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有时候还会一些战术,比如后续核心报道我们认为早些出来是最好的,我们就会有一个人来统筹,可能三个、四个记者来做。
我记得去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荣毅仁去世的消息,一共是八个小时整整两个版。包括今年我们又做了王选逝世的报道,都是当天出核心。
刘炳路:其实对于那些重大的突发新闻,我们的记者肩负两个功能,一个是做动态消息,另还要有深度报道,这对记者的素质要求也很高。
主持人:他在发那个新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消息了。
刘炳路:是的,他必须要为后面写核心报道做一些铺垫,在同一事件采访的时候,要多别的媒体记者采访更细致,更追求新闻背后的东西,角度更广。
罗昌平:还有一个我们想说的,比如“定州血案”,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也有重大影响,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在核心报道里面,而是放在了综合关注,《新京报》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我们绝对重视这个报道的纵深感,如果这个报道的纵深感深度不够我们只能放在综合关注里。
另外一点,《华夏时报》也做了一个深度,他们对社会事件关注比较大,也有很多读者跟我们进行了沟通,问两者的差别。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北京新闻《关注》栏目,其实就类似于《华夏时报》的“深度”,但是我们核心报道的范围不一样,这种差异很明显,也跟我们栏目本身的定位有一定的关系。
刘炳路:关注更局限于还原新闻事件,我们的深度除了还原,更注重新闻原委,并从建设性家度来做深入报道。
主持人:可能有一些网友不太清楚,特别像“北京关注”这种版面大家一看也是一整版,“核心报道”也是一整版,但是你刚刚说的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就是“人文与法治”,如果用这个词可能两者的分别不是特别大?
罗昌平:但是我们强调事情的影响跟纵深感,比如“定州血案”那个事情所记录的就是一个过程,事件背后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利益、一些推动力不能去延伸,做关注更合适些。
刘炳路:其实“定州血案”当时除了消息,还写了6000字的深度稿,包括事件背后的征地纠纷、演变过程都写的很清楚,但是后来没有发出去,因为如果用“核心报道”的形式发这个报道的话影响太大了,考虑到为了促使事情的尽快解决、缓和矛盾,我们就枪毙了那篇“核心报道”。
主持人:我们再插入一个网友的提问,有位网友说很喜欢你们的深度报道,比如包括最近的“定州血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记者的素质有几点,有一些采访很难,你如何突破?
刘炳路:关于深度记者的素质,我觉得有几点,第一,有敏锐的洞察力、新闻敏感性和准确的判断力。无论是别人给你的第一手的线索,还是你从其他的媒体报道过的新闻寻找的第二落点,必须能够判断这个线索该不该做,适合不适合做深度,它的新闻点到底在哪里,适不适合用深度的方式去操作,必须有这方面的判断。
第二,必须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应该站在比较高的角度分析这些事情,比如采访之前从材料判断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但是采访的时候会碰到很多情况,采访的消息源也可能是不对称的,但这些都不能影响到最后的新闻事实,所以就要求记者必须这方面的判断和反映能力,判断出这个事情真相。
第三,要有很强的突破力。这种突破力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不单是第一时间进入现场,包括我们做一些批评报道,还必须要采访到被批评者本人,因为这样不至于使你的新闻失实,我觉得更应该站在被批评对象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想这个事情会对他产生一些什么影响,去求得他的理解,帮助他做一些分析,站在促成事情解决的角度去采访,可能更易于突破。
罗昌平:我们在这块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举4月19日发的“第一黑帮”的稿子,这个稿子是黑社会老大的故事,开庭的当天我们发了一个消息,应该是最早报道。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核心,当时我们的一个新的记者欧阳宏亮,他的第一稿就是从法庭上、从起诉书上依据两点就写成了这个稿子,我觉得很不满意。因为庭审的时间特别长,起诉书可能就几百页,有98个被告。我说你就离开法庭去当地农村去采访听听当地老百姓的话,采访他们的父母,采访他们村里的干部,包括当地的情况。
当时我们得到最终的点就是和别的媒体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原来做开庭的案件是做的很少的。现在根据自己采访的一些情况梳理的更清楚,有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完全依据起诉书的东西,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独立调查的过程。
刘炳路:还是用骷髅案那个案子打个比方,当时朝格图采访的时候,也去了很多其他报社的记者,开始有迹象表明头盖骨被用做工艺品,我们便朝着这个方向做了很多求证,我们在后方也作了很多的配合去求证,最终证实才发出来,但这一点还是我们最快。和事后警方的公布的消息也是一致的。
罗昌平:我说说深圳那个女公安局长的故事,当时我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她双规了,其他的等于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采访了15天。我到《新京报》第一天报道就做北京免农业税的事情,当初我们原来的主编就给我画那个线,横向比如说税务部门、财政部门,纵向包括北京市到区再到镇再到村,至少十二个部门,如果中间断了哪一个可能就要回过头去换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一算远远不止12个部门,这样就做的很扎实。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正是基于这一点,做公安局长这个报道我就发现了一些线索,我查了很多她的资料,我发现一个是她把区下边的派出所改来改去,原来是9个后来改成14个,后来又改成9个,后来又增加1个,大概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根据机构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就感觉这里头好像有一些不正常。原来从14个9个的时候把那个级别又提到了副处,这样使得很多人为了争那个位置而做一些事情。
后方安排我做安惠君在机构改革,包括收财权,就是把下边派出所的财务部门去掉,在区公安分局自己就成立了一个财务中心,等于人事权和财权就收上来了。这点当时印象很深,我就从她所拥有的权利,包括她利用她的权利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向警方或者检察院跟他们求证,有的时候直接去问检察院人家就很难透露信息,但是换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向他求证是还是不是,他很有可能告诉我们。
我当时为了拿到安惠君的个人履历,我按了很笨的方式,就是查深圳的特区报,因为安惠君原来就特别喜欢在深圳特区报的头版和二版发一系报道。大概从九十年代发到现代,基本上发了很多细节,比如她原来是政委,后来是公安局局长。我开始在搜集资料了,记得从2000年到2004年的查不到,就只能查报纸。
刘炳路:去年4月份我和吴学军去做佘祥林案,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佘祥林的弟弟还有他的父亲的一些情况,别的媒体很容易就采访到了,一下子报道出来了,我们去的时候相对来说留给我们的空间不是很大了,只有佘祥林前妻的故事和案件本身如何形成冤案这两点没有煤体做。很多媒体都说是突破不了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很想知道为什么她11年前走了,去了哪里,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回来的,包括佘祥林这个案子本身,因为事实证明他并没有杀人,那为什么他被判了刑,其中的过程很复杂,我们很想这个过程。
对很多媒体来说根本采访不到,第一佘祥林的前妻不愿意说话,第二,案件本身要采访法院和检查院,就觉得突破不了。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采访,因为张在玉的哥哥他们一再的上访要求判佘祥林死刑,现在他的妹妹回来了,怕自己受牵样。我大半夜的就在他们们外敲们,后来就大声喊,我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就开门了。后来他带着我们见他的妹妹。我说我可以给你找律师你咨询一下,从这个角度取得他的信任后来他就跟我们介绍了整个她出走的过程包括回来的过程,我们有了两个版面的对话。
案件本身我们也是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去跟那些法官打交道,去跟检查院、政法委解释,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给你曝光这么一个案子,因为以前是疑罪从轻,现在是疑罪从无,不一样了,从这个角度这样一个案子可能成为一个范本了,我们又去跟律师做一些工作。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了案件局部的卷宗,所以最后就梳理成一个非常详细的报道。
最后我们总结一点,我们做什么东西要站在对方想事情,这样可能想的比较透。
主持人:刚才听你们说也觉得挺传奇的,可能给许多网友的观念也觉得深度记者都是挺传奇的,一方面可能是传奇,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大的工作压力,包括跟同事之间相处,其实方方面面压力挺大的。可能也有人知道,因为这帮人可能是不愁找到工作的,所以流动性相当大,好像《新京报》流动不是特别大,最早的几个好像现在都在。
罗昌平:最开始我也说了一个数字,部门的编制是15个人,就是从去年以后我们的人数没变,相对来讲记者和编辑比创办的时候稍微多了一点点,这个还是表明了社里面对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具体到这些人来讲,我和刘炳路都是记者出身的,我们的编辑有一个当了副主编,到了实事新闻部,还有我们有一个编辑过来。从记者方面来讲,我们至少五名主力记者都还在,从我们部门的氛围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根据这么长时间的发展,这些尤其是主力记者他们越来越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就使得他们在某一方面的报道就更出色,这也是我们现在比较看中的一点。
刘炳路:有一个适当的流动性是非常合理的,从我们这里走出去可能有更大的空间做其他的事情,进来的人可能看中你这个平台,从这里能够学习更先进的一些新闻理念、一些新闻的操作方式,他们觉得在这里可能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人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的深度报道部就像北大和清华,有点黄埔军校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夸大,但是也说明了我们品牌的影响力,和这个平台的优势。
罗昌平:我个人觉得核心报道除了报道本身这么一个职责以外,我觉得同时也起到一个类似于培训的功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是一直希望跟在校的大学生做这些工作,刚刚有网友问我们关于采访技巧方面的东西,现在我们也在筹划出版一套核心报道的书,我们不会隐瞒的,自己知道的一些操作方式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共享。
主持人:这个应该是最鲜活的教材。
罗昌平:这是开放式的,我们现在也是开放式的,希望跟我们的竞争对手,包括后起一秀,我们希望能跟他们有一个沟通。我觉得这一点财经杂志是做得很不错的,他做了奖学金项目或者其他方面的项目,确实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刘炳路:每个记者和每一条新闻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我们觉得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与读者或者其他的同行分享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共同提高。
主持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相当于北大、清华,我知道很多人想考进《新京报》这样一个北大、清华,你们对想来的人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比如可能不一定一开始就要求你很成熟,但是你必须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罗昌平:我觉得有几点,我招人的时候不一定是很成熟的记者,我们看中的其实是他上升的空间,他非常热爱这个事业,就是非常热爱做深度。因为从薪酬也好、从工作的角度也好,都要有兴趣。我觉得至少在文笔这块还是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专业这块我们也没有明确的限制,我和刘炳路都不是学中文的或者新闻的,我学的还是理工。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兴趣确实在这里,我觉得确实是把它当做我们自己的事业在做。
刘炳路:我觉得做这个不仅仅是工作,必须有信念和理念在里面,首先要热爱这一行。因为它可能给你带来很大成就感的同时,但是从辛苦上、成就上对你个人来说未必是最理想的选择,你可能不做深度报道可能做其他的有更高的收入、不会辛苦。因为有的记者做一个报道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有20天在外面,相对来说比较辛苦,但是他喜欢做这个事情,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罗昌平:以高明为例,他确实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尊敬的,比如关于一个事情,他就可以不发报道,不发报道就是说没钱,但是他可以花很长时间关注这个事情,包括艾滋病的事情,不一定是体现在报告上面,他自己有长期的关注,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很多记者都具备这个素质,而且这点确实是很佩服他的。
刘炳路:有的时候会达到忘我的一种境界,我们曾经2004年初的时候操作一个新闻,我和原来的两位主编为了赶一篇稿子整整5天5夜在办公室里,我同事都把牙膏牙刷拿到办公事,我们反复修改,为的就是使我们的新闻操作的是客观的,等报道出来的时候非常兴奋,但是也累的差不多了。
主持人:还有没有其他的,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想加入这个团队,但是我们深度报道可能要求也相当高。
罗昌平:我们现在记者这一块也还是有几个名额,想吸纳一些人财,我们也希望有人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团队允许的话我想会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跟大家合作,方式上我们可以探索。
从人来讲,我们可能还会适当的保持不断的吸纳新的力量。
主持人:谢谢两位,今天访谈到此结束。
刘炳路:谢谢网友!
罗昌平:谢谢网友!
(责任编辑:刘新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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