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再插入一个网友的提问，有位网友说很喜欢你们的深度报道，比如包括最近的“定州血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深度记者的素质有哪几方面？有一些采访很难，你如何突破？

　　刘炳路：关于深度记者的素质，我觉得有几点，第一，有敏锐的洞察力、新闻敏感性和准确的判断力。无论是别人给你的第一手的线索，还是你从其他的媒体报道过的新闻寻找的第二落点，必须能够判断这个线索该不该做，适合不适合做深度，它的新闻点到底在哪里，意义在哪里？适不适合用深度的方式去操作，必须有这方面的判断。

　　第二，必须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应该站在比较高的角度分析这些事情，比如采访之前从材料判断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但是采访的时候会碰到很多情况，采访的消息源也可能是不对称的，但这些都不能影响到最后的新闻事实，所以就要求记者必须这方面的判断和反映能力，判断出这个事情真相。

　　以沙尘暴做个例子，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批评内蒙古阿拉善地区一个农业项目没有环评，是北京沙尘的策源地，我和摄影到当地了解发现有差别，当地为了治理沙漠，将牧民搬迁，他们在相对地下有水的地方种地，这样既达到了“人退沙腿”的效果，新开垦的地下雨后庄稼涨的很好，并没有称为沙尘暴的策源地，而是治理了沙尘，报道刊出，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的认可。

　　第三，要有很强的突破力。这种突破力并不是说事情发生之后不单是第一时间进入现场，还如何采访到最难采访的新闻事件当事人，包括我们做一些批评报道，还必须要采访到被批评者本人，因为这样不至于使你的新闻失实，我觉得更应该站在被批评对象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想这个事情会对他产生一些什么影响，去求得他的理解，帮助他做一些分析，站在促成事情解决的角度去采访，可能更易于突破。

　　罗昌平：我们在这块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举4月19日发的“第一黑帮”的稿子，这个稿子是黑社会老大的故事，开庭的当天我们发了一个消息，应该是最早报道。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核心，当时我们的一个新的记者欧阳宏亮，他的第一稿就是从法庭上、从起诉书上依据两点就写成了这个稿子，我觉得很不满意。因为庭审的时间特别长，起诉书可能就几百页，有98个被告。我说你就离开法庭去当地农村去采访听听当地老百姓的话，采访他们的父母，采访他们村里的干部，包括当地的情况。

　　当时我们得到最终的点就是和别的媒体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原来做开庭的案件是做的很少的。现在根据自己采访的一些情况梳理的更清楚，有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完全依据起诉书的东西，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独立调查的过程。

　　刘炳路：还是用骷髅案那个案子打个比方，当时朝格图采访的时候，也去了很多其他报社的记者，开始有迹象表明头盖骨被用做工艺品，我们便朝着这个方向做了很多求证，我们在后方也作了很多的配合去求证，最终证实才发出来，但这一点还是我们最快。和事后警方的公布的消息也是一致的。

　　罗昌平：我到《新京报》第一天报道就做北京免农业税的事情，当初我们原来的主编就给我画那个线，横向比如说税务部门、财政部门，纵向包括北京市到区再到镇再到村，至少十二个部门，如果中间断了哪一个可能就要回过头去换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一算远远不止12个部门，这样就做的很扎实。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做深圳那个女公安局长的故事，当时我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她双规了，其他的等于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采访了15天，刚开始我就发现了一点线索，我查了很多她的资料，我发现一个是她把区下边的派出所改来改去，原来是9个后来改成14个，后来又改成9个，后来又增加1个，反复机构调整，我就感觉这里头好像有一些不正常。原来从14个9个的时候把那个级别又提到了副处，这样使得很多人为了争那个位置而做一些事情。

　　后方安排我做安惠君在机构改革，包括收财权，就是把下边派出所的财务部门去掉，在区公安分局自己就成立了一个财务中心，等于人事权和财权就收上来了。这点当时印象很深，我就从她所拥有的权利，包括她利用她的权利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向警方或者检察院跟他们求证，有的时候直接去问检察院人家就很难透露信息，但是换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在了解一些事情的基础上再向政法机关求证是还是不是，他很有可能告诉我们。

　　我当时为了拿到安惠君的个人履历，按了很笨的方式，就是查深圳的特区报，因为安惠君原来就特别喜欢在深圳特区报的头版和二版发一系报道，大概从九十年代发到现在，基本上发了很多细节，比如她原来是政委，后来是公安局局长。我开始在搜集资料了，记得从2000年到2004年的查不到，就只能查报纸。

　　刘炳路：去年4月份我和吴学军去做佘祥林案，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佘祥林的弟弟还有他的父亲、母亲的情况，别的媒体很容易就采访到了，也一下子报道出来了，相对来说，留给我们的空间只有佘祥林前妻的故事和案件本身如何形成冤案，这两点没有任何媒体做。很多媒体都说是突破不了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很想知道为什么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11年前突然消失了，去了哪里，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回来的，包括佘祥林这个案子本身，因为事实证明他并没有杀人，那为什么他被判了刑，其中的过程很复杂，我们很想知道这个过程。

　　对很多媒体来说根本采访不到，第一佘祥林的前妻不愿意说话，第二，案件本身要采访法院和检查院，就觉得突破不了。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采访，因为张在玉的哥哥他们一再的上访要求判佘祥林死刑，现在他的妹妹回来了，怕自己受牵样。我大半夜的就赶到村里，漆黑一片，就在他们门外敲门，不开门后来我就喊，喊着把我的想法说给他们听，一个多小时后他就开门了。后来他带着我们去到荆们见他的妹妹。张在玉也是同样的顾虑，她说你们采访了我走了可以拿稿费我能得到什么？我说我可以帮助你解决法律疑问，我给你律师的电话你可以咨询他们，从这个角度取得她的信任，后来她就跟我们介绍了她出走的整个过程，包括回来的过程，我们才有了两个版面的对话。而且也确实排除了她们的疑虑，给他们找了律师。

　　就案件本身而言，我们也是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去跟那些法官打交道，去跟检察院、政法委解释，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给你曝光这么一个案子，因为以前是疑罪从轻，现在是疑罪从无，这里面有一个司法观念的转变，从这个角度这样一个案子可能成为一个范本了，我们又去跟律师做一些工作。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了案件全部的卷宗，最后就梳理成一个非常详细的“案件有罪推定全记录”的报道。

　　最后我总结一点，我们做什么东西要站在对方想事情，这样可能易突破些。

(责任编辑：柯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