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人，以及对与这个人的品性、作为相关的所有事业，乃至一部中国近代史的解读，我们又能或又该说些什么呢？

　　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1896年，中国在南方的第一所大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正式成立，相继设有师范院、外院、中院；在第一次师范院的招生中录用了40名20至35岁的青年，其中不少举人、廪生和贡生，两个月后再试，淘汰3人，至此形成一套招生、录用、考试、淘汰、培养的体制。

　　南洋公学的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

　　这些天上海交大正在隆重举行成立110年的盛典，《文汇报》上就有这么好几个醒目的通栏大标题，如“有一面旗帜在这里飘扬”、“有一种精神在这里传承”、“他们曾书写交大史诗”等等。不管实际上怎么样，这些大标题总能勾起人的“思源、致远”之情怀。而名列“他们曾书写交大史诗”第一名的，自然是盛宣怀。

　　提起盛宣怀，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来就是一个借官办实业而大发横财的腐败官僚。我手头有一本《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其中最后一名就专讲盛宣怀，而且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盛去世时，留给尚活着的五个儿子（原有八子五女）的家产共计二千万两银子（当时白米一石不过值银子一两多而已），真可谓天下无二，富可敌国。前不久看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说乔致庸如何如何，哪怕就是想象，在盛宣怀眼中可真算不了什么。

　　但就是这位在辛亥革命前一年才做到邮传部尚书及邮传大臣的人物，对近代中国命运的影响却远在无论是名位，还是事业都比他大得多的上百人之上，因为他一生中的敛财、施财却与这样几件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密不可分：一是自27岁入李鸿章之幕，便参与了所有的洋务事业，创办招商局，经手购买国外轮船，借贷大批款项建造铁路，然后又是电报、房产、矿利、股票、茶庄等等业务，总之终于使他从一名不第秀才，陛升为主管全国交通行政的邮传大臣，而且在财富的聚集上，也远超李鸿章之上。要论创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官督商办”这种既有效也有利的模式，恐怕非他莫属。

　　第二，提到他，就不能不提与同时发生于京津一带的义和团运动刚好相反的“东南互保”运动，因为正是利用掌握在他手中的电报通信之利，使得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手促使长江各省的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谈判，阻止了混乱局面的蔓延，可见生意人，特别是有大笔生意和家有万贯的富豪在这个时候是最希望安定的。

　　第三，就是在他出任铁路督办大臣的九年间，经造铁路五条，全部是以贷款方式完成；但也正是由于国人集资商办的铁路总是经营不善，效率低下，他坚持要从英、法、德、美四国手中借贷英金六百万镑，使得粤汉、川汉铁路的民有、国有、他国之有的争端不绝，于是使得清政府不得不调派端方在湖北选派新军入川“平乱”，结果却是湖北新军的武昌起义，就此宣告满清王朝的覆灭。当时的御史王宝田在给皇上的奏疏中就说：“此时鄂事决裂，实由川民之变；其致变之由，由于收回铁路国有之政策。而主张此事者，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也。”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与袁世凯的明争暗斗，读起来更是惊心动魄。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实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丰厚利润，成为决定近代中国命运的一种神秘契机，这不能不让人仰天长叹，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在最后总结盛宣怀时说，综观盛宣怀的一生，至少有这样两件事是可以称道的，这就是：第一，他一生中所办慈善事业颇多，每有灾歉，他总是创捐巨款，救济灾民；第二，就是倡办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成为培养新式人才、推动国家进步的原动力。

　　但除这两项“善举”之外，对这个人，以及对与这个人的品性、作为相关的所有事业，乃至一部中国近代史的解读，我们又能或又该说些什么呢？

　　陈家琪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