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徽商、晋商等商帮。深商能不能真正成气候，也不妨先看看那些传统商帮风行一时的历史成因。

　　历史上任何一个商帮的崛起，大都脱不了这样的背景：一个地方的商业传统形成后，商人们开始走出去，到外地做生意。当这些外来商人在一个地方站稳了脚根，建立了声誉，形成了规模，当地人会根据他们从哪儿来的，把他们叫作“某商”。此后，同乡再来这些地方经商，会自觉加入“某商”的组织。一方面，他可以利用“某商”辛苦获得的无形资产，尽快建立自己的商业信用；同时，又能得到这些商帮在各地建立的商会、会馆的实际支持。所以，大家都乐意把这个概念做大。

　　明清以降，中国大大小小的商帮不计其数，其中最有影响的，当然是徽商和晋商。此外，规模较大的，还有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几大商帮。我们以徽商为例，看看商帮存在的意义。首先，商帮的形成，能够让徽商在经营活动中，统一行动，展开竞争，直至建立商业垄断；其次，从内部管理来看，徽商可以依靠宗法制度，较好地控制同乡同族的伙计；第三，商帮通常会在外埠建立宗族、同乡、商会三股势力合一的会馆，势力较大的会馆不仅有馆舍，还有专用仓库和码头；第四，徽商还从可持续发展考虑，捐巨资回乡发展教育，以至于小小徽州府，仅清代就出了四个状元，为官商合流创造了条件。

　　“某商”的概念，对商人来说，它不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商业支持系统。所以，深商概念要想得到深圳商人的认可，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总结，而是这个称号对大家的事业发展有没有帮助，有怎样的帮助。

　　对于现代商帮来说，照搬明清时期的商业支持系统已无必要。拿昔日商帮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为例，那个年代，企业建立信用的过程十分漫长，商帮的声誉，就成了商帮成员开疆拓土的金字招牌。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这种地域性的信任早就失去了意义，各类征信系统和发达的信息传播渠道，让人们对企业和个人的判断早就个别化了。再说以会馆为核心的服务体系，现在，围绕企业展开的各类服务已经专业化，深圳的商人到外地投资，根本不需要“投亲靠友”，寻求帮助。可以说，昔日商帮赖以存在的基础多数已荡然无存。

　　要让深商这个概念落到实处，就要研究一个这样的问题，它能为深圳商人提供哪些不可替代的支持和服务？现在，以地域为纽带的商会组织十分常见。比如说，在香港，就有美国商会、澳大利亚商会，他们主要承担了商会成员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此外，以地域为纽带的投资联合体也很常见，像温州炒房团、炒煤团以及一些温州巨商组成的财团，都属于这类组织。可是，有这样的组织，有这样的服务，就一定要有一个“某商”的概念吗，似乎理由也并不充分。

　　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问题没有想清楚，就匆忙推出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生出来，也是个没人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