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夷

　　出川抗战

　　邓到重庆后，与何进行了交谈，没有发现有扣刘的迹象，于是当晚赶到壁山告诉刘湘，刘才放心地进入重庆。

　　开会之时，参加会议的人都着军服，以示隆重。独刘湘穿长衫，戴博士帽，姗姗来迟。

　　整军会议少不了一番讨价还价和争吵，何应钦态度强硬，最后形成如下意见：

　　川军各军缩减五分之一；团长以上军官，由中央直接委派；川军的军饷，每月由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

　　这实际上是蒋介石把川军的用人权和经济权都拿走了。川军各首领都不情愿，尤其是刘湘，但因不愿和蒋弄得太僵，才不得不勉强接受。

　　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会议临时中止，刘湘即电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军民一致抗日。

　　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通知全国各军政负责人前往参加。刘湘于8月3日下午2时乘飞机赶到南京。行前刘发表了书面谈话，号召四川全省军民，团结一心，奋起抗战。其谈话要点如下：

　　1.中华民族今日已到最后关头，惟一出路只有抗战。本人此次力疾晋京参加国防会议，认为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他途。入京首当将此意见陈诸当道；

　　2.四川为国家后防，地位重要，今后既需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此长期支撑之巨大责任，除军队可全部动员开赴前线外，所有人力、物力，无一而不可以贡献国家。入京即拟将此意剀切陈明，以纾中央之忧，而慰国人之望；

　　3.川康责任艰巨，无所遁逃，但今日各项准备均鲜巩固基础，以言长期抗战，资源开发方面有待于人才技术之增进甚多，故除建议中央大力协助、充实后防外，并希全国一致认识此点，群策群力，俾得奠此复兴之基。

　　当日晚上7时，国防会议开始。蒋介石首先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无非是分析中日政治、军事形势，就抗战之事，听听大家意见。接着阎锡山发言。阎锡山的发言一完，刘湘就站起来，他大声说道：“日军欺我太甚，中日非有一战不可，只有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日本人的军事力量虽然比我们为优，我们只要采取正规、游击两种战术，在交通线两侧及其前后方与敌人周旋，即可作持久战。”末了，刘湘表示：“我们四川可以出兵30万，另供壮丁500万，要粮食，四川也会全力支援。”刘湘的发言，声情并茂，打动了与会人员。

　　刘湘原以为抗战军兴，蒋介石的整军计划会搁置，哪知会议结束后，蒋介石要刘湘留下，让何应钦、顾祝同与他商量落实重庆会议上形成的整军计划。

　　蒋介石对50万川军一直念念不忘。

　　刘湘脸色当即就变了。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为什么还对我刘湘不放心？

　　一气之下，刘湘回到了成都，整军之事要邓汉祥去应付。

　　邓汉祥只好求见蒋介石。开始，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坚决。经过一番据理力争，最终还是老蒋让了步，答应整军计划等抗战结束后再说，他担心万一和刘湘搞翻，几十万川军抗日之事有可能会变黄。而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还是以稳定为好。

　　刘湘从南京回来后的第三天，即在成都、重庆两市成立防空指挥部，接着刘湘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告川康军民书》，书中说：

　　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默察此次战争，中日双方均为生死关头，而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厥为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藏之足为战争资源，亦为世界所公认。故在此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如此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只知目前抗敌是惟一的中心，只知抗敌解放中国是惟一的坦道，排除一切歪曲的认识，克服一切事实的障碍，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民族，而抗战始于斯时告其完成。

　　这时，形势日益紧张，日军步步深入。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

　　川军按照刘湘的命令陆续出发，奔赴抗日前线。

　　10月15日，蒋介石忽然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二十二集团军一到宝鸡，即奉命拨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指挥，部队转向山西方面投入战斗。第二十三集团军的前锋148师刚到汉口，即接到蒋介石手谕，将该集团军拨归第一战区序列，由程潜节制。程潜即命唐式遵将总部设在郑州，已到的148师开往新乡至汤阴一线阻止日寇。二十三集团军在此打了一仗后正奉命跟进时，蒋又命令，该集团军开往南京以东地区，参加保卫南京的外围战。

　　第七战区的两个集团军，至此便全部脱离了刘湘的建制。（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