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28～1937年的总局势

　　从1928年到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总局势，是实现从形式上的统一到实质上的统一。拿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解决“藩镇”问题和“赤匪”问题。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内战一直未能停止，南京政府在对地方实力派和对中共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几乎不间断的征伐和围剿。1929年，蒋介石为了收归权力，查处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不经中央擅自任命湖南省主席一事（倾向于南京的鲁涤平被倾向于桂系的何健所取代），引发了蒋桂战争。蒋氏以分化收买为主（先后收买了被白崇禧收编的湘军唐生智旧部杨腾辉等，收买了冯玉祥部的韩复榘、石友三），以计谋为辅（起用唐生智，扣留李济深拆散粤桂联盟，拉拢冯玉祥解除后顾之忧），以军事征讨次之，打败了桂系，迫使李宗仁、白崇禧等逃往香港。

　　就在蒋桂战争的同时，蒋介石发表了《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希望》一文，声称:“欲消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这无疑是对其他地方实力派也提出了警告。西北军的冯玉祥，为求自保，以声援李宗仁为名，通电请蒋下野，联络阎锡山反蒋。蒋介石又采用惯用手法，策动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叛冯，特任阎锡山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拆散冯阎联盟，在河南打败了冯玉祥。

　　接着，由于蒋介石要遣散张发奎的部队，张发奎起兵反蒋，与唐生智联合，会同返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开战。蒋介石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打败了唐生智。阎锡山打败唐生智后，提出了“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实际上是重新竖起了反蒋大旗。对蒋介石不满的改组派（汪精卫等人）、西山会议派、桂系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纷纷聚集到阎锡山的旗下，又形成了新的反蒋大同盟。1930年4月，以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未就职）、李宗仁为副总司令，通电就职讨蒋，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30万人沿陇海路东进，晋军20万人沿津浦路南下至济南，李宗仁、张发奎部沿平汉路北上至长沙。反蒋同盟在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谢持的西山会议派的支持下，甚至在北平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这一次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蒋，是北伐以来对蒋介石的最大威胁。

　　蒋介石看准了张学良的力量，在他的策动下，加上1000万元贿赂的影响，张学良最后下定了决心，发出拥蒋通电，东北军南下，占领平津，形势迅速由对蒋不利向对蒋有利逆转。在张学良的配合下，历时7个月，用兵110万的中原大战，到1930年11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中原大战的胜利，为蒋氏政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并没有把中共势力的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对蒋介石来说，迫在眉睫的，是他的把兄弟冯玉祥和阎锡山，还有在西南虎视眈眈的李宗仁，甚至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也比共产党重要。因此，共产党在各地的发展，特别是在江西、福建的发展，确实令蒋介石恼火，但并未对蒋介石造成致命威胁。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区域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中，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可以说，红色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就是在这种空隙中出现的。

　　但是，红军对蒋介石毕竟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因此，从1930年开始，蒋介石组织了对中央苏区的数次围剿。

　　平心而论，蒋介石在一、二、三次围剿中，并未投入全力。我们可以看看围剿苏区的时间表:第一次围剿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第二次围剿1931年4月至5月；第三次围剿1931年7月至9月；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至3月；第五次围剿1933年9月至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次围剿时，蒋冯阎中原大战的余波未定，蒋介石对各个地方实力派的举动比对红军更重视，还不敢倾全力剿共，投入围剿的兵力不但没有蒋氏嫡系，而且实力极差。第二次围剿时，正值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萧佛成四监委因胡汉民案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4月30日），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使蒋介石应付不暇，自然也不可能倾全力剿共。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的反对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了同南京对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唐绍仪、邓泽如、邹鲁、古应芬、汪精卫、孙科、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组成，汪精卫任主席），9月初，广州政府以50万元收买了石友三反蒋，两广军队北上出击，进攻湘赣，占领了衡阳、郴州，蒋介石只得先放下共产党而去平息两广。因此，一、二、三次反围剿，红军能够取胜，与国民党新军阀的内部争斗不无关系。

　　即使到第四、五次围剿，蒋介石确实是想一口吃掉共产党。但日本对热河的进犯（1933年1月日本攻占山海关，2月进攻热河），使得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纮等一批大员都到北平商讨热河抗战问题，长城沿线战事一开，蒋介石不会不受到影响。第四次围剿草草收场，与此不无关系。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组建了福建人民政府反蒋（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使蒋介石暂时放松了对苏区的进攻，中共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打破围剿，实在是一大失误。蒋介石在平息了福建事变后回过头来收拾红军，终于使他把红军赶出了江西。

　　到红军突破湘江，开始战略性转移之时。蒋介石无疑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蒋氏的眼里，共产党离开了江西福建，就已经成不了大气候。因此，随后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在很大程度上是别有用心，追而不击，从而借机插手两广西南诸省。对薛岳尾追红军但却要求其保持距离的命令，就反映了蒋氏的心理。配合中央军堵截红军的桂系部队，在空中侦察时发现占绝对优势的中央军对红军追而不击，同时又收到其内线电报，谓蒋介石采杨永泰一石三鸟计谋，准备大举进军两广，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大为恼火，下令桂系军队让开通道让红军通过，只是象征性的掐了个红军尾巴。广东陈济棠也深知“匪存我存，匪亡我亡”的奥妙，放红军过路。至此，“剿共”演变为南京政府控制西南、西北的军事行动。

　　就拿蒋介石亲自坐镇贵阳、昆明来说，与其说他是要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不如说他是借机要把中央势力扩展到西南。在对红军的所谓围追堵截中，蒋介石先到四川，实际上是同刘湘讨价还价，使中央军的力量向四川渗透，把四川置于中央政府的支配之下，在向四川派驻中央军的企图遭到刘湘拒绝后，总算把贺国光的参谋团、康泽的别动队派到了四川。接着，蒋介石又从重庆到贵阳，收拾了已被红军打垮的王家烈，用薛岳、郭思演控制了贵州。然后再到昆明，把龙云抓到自己手中。可以说，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之机，蒋介石把势力扩充到了自己原来插不上手的西南大部分地区。从辛亥以来西南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局面从此被打破了，国民政府第一次对西南地区有了程度不同的控制权。

　　红军的北上，又给了蒋介石把势力扩展到西北的借口。所以，在红军开始北上之际，根本就没有军事上的困难，而只是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反过来，到蒋氏的势力已经控制了西南之后，就不允许红军再向西南发展了。所以，比一方面军实力强得多的四方面军再度南下时，就遇到了大得多的阻力，最后不得不无功而返，掉头北上。而就在这一过程中，胡宗南、王均到了甘肃，中央军开始向陕西、甘肃、青海等地渗透。红军到了陕北之后，中央军不但从甘肃、河南两面威逼陕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而且进入了从来就插不进手的山西，汤恩伯、李仙洲、关麟征等十余师中央军入晋。

　　通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的战略目标实现了，西南和西北都归到了蒋氏的麾下，建立了国民政府对这一区域的有力控制。这一收获，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十分重大，使其以西南、西北为总后方的对日战略能够付诸实施。但是，蒋介石不顾外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使其国内的政治支持度大大下降，也给不同派系的反蒋力量提供了口实。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蒋介石一退再退，一让再让，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不信任。1936年1月，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河东征，进军山西。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则以抗日的名义发动了两广事变。身在泰山、军队尽失的冯玉祥也跃跃欲试。尽管红军东征、两广事变这些军事行为，没有对蒋介石造成致命威胁，但是，蒋氏的国策，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地位，也丧失了军队（特别是非嫡系的军队）中下层军官士兵的支持，直到引发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