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央红军的长征，从事党史、军史和革命史工作的同志已经作了许多的研究。但是，以往大多着重于研究红军的英勇事迹，而对于蒋介石如何调集各省军阀部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以及蒋介石如何借追堵之机消灭异已；特别是中央红军如何利用敌人的矛盾、突破敌人的围堵而胜利完成长征的研究，却着墨不多。实际上，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壮举，除了在长征途中我党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英勇战斗顽强拚搏的牺牲精神之外，利用国民党反动营驿内部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笔者在本文中即从这个方面入手，具体分析湘江战役和“四渡赤水”前后中央红军的得失。

　　一、湘江战役与桂、湘军阀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红军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进入了湘江战役时期。湘江战役是长征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在桂、湘军阀及国民党中央军的联合围堵下，中央红军损失过半。湘江战役后红军人数从长征初期的八万六千余人减少到不足四万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蒋、桂之间的深刻矛盾，蒋介石与何键的矛盾，以及湘、桂地方军阀间的矛盾，中央红军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所付出的牺牲是不应该那么巨大的。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的“左”倾及其错误指挥，致使在湘江战役中出现的许多有利战机都被错过了。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桂北时，盘踞广西的地方势力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新桂系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中，除去蒋介石之外，桂系军阀始终是最有影响、最有势力的一派。蒋、桂之间几度勾结，几度分裂。蒋介石二次下野，每次都直接与桂系有关。蒋、桂两派军阀的联合，造成了新军阀统治中国的局面。同样，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酿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战争。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新军阀分为蒋介石的嫡系和非嫡系，那么桂系可以称为准嫡系。这个准嫡系在每次反共反人民的重大行动中都是蒋介石的重要帮凶。但由于它的势力可以与蒋介石颉颃，所以每每觊觎“中枢”的权力便造成与蒋介石不可解结的矛盾。

　　桂系军阀在多次反蒋战争失败后，暂时退回老巢。从一九三一年起，李宗仁常驻广州，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经常发表谈话和秤论。广西内部则由白崇禧、黄旭初实际负责，整理省政，开浚财源，秣马厉兵，扩充实力，以冀东山再起，与蒋介石重争高下。一九三一年，桂系军阀在本集团内部建立了一个叫做“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的秘密组织，“同志会”的反蒋色彩很浓，当时就曾明确宣称：“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

　　但是，此时桂系军阀的力量毕竟已受到很大削弱。红军长征时，李、白统率的第四集团军所辖兵力只有第七军廖磊，第十五军夏威两个军。第七军下属周祖晃第十九师，覃连芳第二十四师；第十五军下属共镇国第四十三师，王赞斌第四十四师，韦云松第四十五师。每师三团，另有一警卫团。总共十六个团，三万余人。

　　既然蒋、桂两派军阀矛盾极深，桂系把蒋介石视为最主要的敌人，手中掌握的兵力又仅有十六个团，而我中央红军号称十万，连续冲破赣、粤、湘三道封锁线，在这种情况下，桂系军阀难道会把只有三万之众的本钱在堵击红军的战斗中拚光吗？对此，白崇禧明确表白：“硬打，没那么蠢。”(1)

　　蒋介石估计中央红军突围后，很可能沿我红六军团的路线，经过桂北，因此，蒋介石南昌行营在十月三十日就指示白崇禧：“桂军应控置于全（州）、兴（安）之间，并迅速巩固黄（沙河）、全、兴、桂（林）碉线。”(2)十一月六日，南昌行营又命令桂军：“除巩固湘漓两水及龙虎关一带碉线外，希德邻（李宗仁号——引者）健生（白崇禧号——引者）两足，以有力部队迅出道县以北，与永州部队协同堵截。此方极关重要，乃匪必经之路，务需严密防堵。”(3)在蒋介石电令和红军突围而来的严重形势下，桂系军阀所面临的已不是执行或不执行蒋介石命令的问题，面是两大难题：一是无论采取什么策略，要尽力把红军堵在广西境外；二是防止蒋介石的部队以追剿红车为借口跟进广西。这两大难题对割据广西的桂系军阀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当十一月中旬我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临武，攻占道县，逼近广西的时候，桂系军阀头子白祟禧频繁住来于桂林、全州、灌阳、恭城等地。加紧调动军队，布置防线。

　　还在十一月上旬，湖、桂军阀就在广西全州召开会议，商讨封锁湘江的军事部署。最后达成“全州协议”，即两省军阀联合对红军作战的所谓“协剿计划”。议定湘军担负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桂军负责全州、兴安以南防务，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与湘军衔接。十一月十五日，何键在给刘文岛酌电报中说：“顷接键生复此间兵力部署一电，略谓遵电计划，积极行动，令人气为之壮。即望早日以重兵集中黄沙河附近与职部切取联系，协力堵截。”(4)这里所指“接健生复此间兵力部署一电”，就是白祟禧给何键的电报。何键接到白崇禧此电后，颇为高兴。他于同日马上给白崇禧复电，恭维白曰：“健生吾兄勋鉴：奉寒电，知于此间部署情形，均已洞悉。国军剿匪多年，成功视此一举。吾兄智珠在握。幸详示恢先(恢先为湘军头子刘建绪号——引者)，俾收聚歼之效，为完一篑之功。”(5)十一月十六日、湘军头子刘建绪飞赴桂林，再次与白崇禧切磋防剿计划，核实了湘、桂两军的防地。

　　在全州会议后，桂系紧急征调四万民工，在全州、灌阳、恭城、贺县等湘桂交界之关隘，如龙虎关、雷口关、高木关、永安关、清水关、等地构筑碉堡工事。全州至兴安之间一百三十里的湘江两岸，也筑成碉堡一百四十余座。到十一月十八日，桂系军阀的兵力配置也已完成。夏威的第十五军为左翼，加上桂林地区民团三个常备大队，各县四个民团联队，布防于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清水关属全州县，其余均属灌阳县），主力则庥结于灌阳县文市附近。廖磊的第七军为右民办，加上十五军的四十五师，以及平乐区民团特后队三个联队，布防于贺县、富川、钟山及恭城之龙虎关，主力则放在龙虎关方面。七军独立团防守兴安县的界首，二十四师七十一团驻防全州的咸水，守卫湘江。

　　因此，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在战略上已处于不利的态势，左有粤军数万人布防在连州、星子一带；右有薛岳率“中央军”五个师正向零陵与红军作平行前进；前有湘江，已被湘、桂军阀近十个师封锁；后有周浑元“中央军”四个师，湘军李云杰两个师、李韫珩一个师追击。此时的蒋介石兴高采烈，全神贯注。他把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6)写进给各军的电令中，妄想湘、桂军阀及“中央军”各部能够执行他的计划，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在湘江以东，造成红军的最大伤亡。

　　不料，“智珠在握”的白崇禧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个缺口。十八日，我先头部队到达龙虎关前，与桂军四十四师发生战斗。二十日，我九军团逼近江华，二十一日，攻占江华县城。白崇禧得悉红军占领江华，又接到报告，说有红军二万余、向江华、永明(今江永)而来，有进袭富川、贺县、恭城之势。极为紧张，深恐红军由江华进入贺县或富川，深入广西中部。白崇禧权衡得失，决定立即放弃湘江防线。于是，除留一团在灌阳策应四关，七十一团从咸水调守全州县城外，将第十五军主力以及第七军覃师全部转移到富川、贺县。而以周祖晃第十九师担任龙虎关防务。至此，桂北全州、兴安、灌阳一带只有桂军三个团，从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百里湘江两岸，没有敌正规军防守。

　　桂系军阀从全州、兴安一线撤防，顿使何键手忙脚乱，十一月二十三日，何键发给蒋介石长电一封，除叫苦不迭，声明湘军无力接替桂军所通防务外，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电称：“南京南昌委员长蒋：职于元日拼命追剿，寒日进驻衡阳，本最大之决心，将所部区为五路，分任追堵。并请粤桂两军协剿。又经派刘建绪赴全州与白商妥，联防堵击，节经呈报在案。刻奉养酉电，已准桂军主力移赴恭城附近，所有灌阳兴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职路军南移担任。闻命悚惧。缘职路兵力……刘路原以主力布置零陵以南，黄沙河之线。刻又令其延申至全县与桂军衔接，实属再无余力增任二三百里之正面防务，……刻新宁城步绥宁及其以北诸县。无兵控制。若灌兴全间，又准桂军南移，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加之肖贺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永，逼近辰沅，湘西全部，机陧不定。似此情形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7)

　　何键所以如此气急败坏，是因为桂系军阀从兴、全撤防，使湘军陷入非常狼狈的境地。

　　何键，这个大革命以来的暴发户，到一九三四年时，已拥有一支人数在十万以上的武装力量，成为统治湖南的地方军阀。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要求何键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8)十一月十四日，何健在衡阳就职时向蒋介石保证：“职誓本剿匪之素志，谨率所部，竭其绵薄，尽歼丑类，以报党国。”(9)追剿军下辖刘建绪第一兵团，薛岳第二兵团。第一兵团所属湘军分为三路，刘建绪亲率湘军嫡系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为第一路，李云杰率王东原第十五师(何键嫡系)、二十三师为第四路，李韫珩率五十三师为第五路。“中央军”薛岳部吴奇伟、周浑元率领的九个师分别为第二、第三路。这样，就使湘军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西路军变为追剿军。何键受宠若惊，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他的反共积极性，也使湘军在追堵红军上负有更大的责任，不能不比从前卖力。然而，何键所以热衷于联合桂军封锁湘江，并非只是出了他的责任感。更主要的是出于湘系集团害怕中央红军会合二、六军团，在湖南立足，形成对自身统治湖南的直接威胁。何键的这种担心反映在我们上面所引的电文里，即“湘西全部，陧不定”：防止两支红华会合是何键的既定方针，所以他反对蒋介石“忽予变更计划”的命令。为了阻止中央红军从零陵以南通过，何键将湘军嫡系集中在零陵至黄沙河线上。到十一月中旬，“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指挥第十六师、第六十三师、第六十二师、第十九师反补充四个团保安三个团等部，集结主力在黄沙河附近，与桂军联络，堵剿西窜之匪，并沿湘江碉堡线至衡阳之车渡止，严密布防”。(10)湘军主力集结于零陵到湘桂边境的黄纱河附近，与其说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要求何键务须将红军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命令，不如说是为了防备中央红军从道县北上，直趋湘西。湘、桂军阀在全州达成的所谓“协剿计划”，在兵力配置上，说到底，仍然是自顾自，各自把守门户。广西地段的湘江归桂军防守，湖南地段的湘江归湘军防守。双方谁也不肯越出省外。然而，不属追剿军序列的桂系部队肯配合何键封锁湘江，已经使何键感到很满意了。因为这样就可使何键腾出更多的兵力来用于保证湖南的安全。

　　桂军撤防后在兴、全造成的缺口，虽在广西境内，但是负有歼灭红军于湘、漓水东岸“重大使命”的何键也有责任弥补。正当何键又急又恼的时候，接到蒋介石让湘军向南推进，接替桂军原来防线的命令。如执行此令，势必削弱湘军在零陵至黄沙河封锁线上的力量。这是何键最不情愿的。如不执行此令，又怕失去蒋介石的信任，受到指责。为此，何键大伤脑筋，但最后，伺键终于把维护湘系集团对湖南统治的利益看得更高，而宁可但“抗命”之嫌。当十一月二十三日，何键接到蒋介石的南进电令时，实际情况并不象何键在回电中所言。湘军向南推进是“兵力时机两不许可”。事实上，黄沙河的湘军在时间、兵力上完全有可能南下。黄沙河距全州仅二十五公里，距兴安界首也不过八十多公里。如湘军立即行动，十一月二十四日就可接替这段防务。只是因为桂系军阀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放弃全、兴、灌防务，而湘系军阀也出了维护本身安全的考虑，没有迅速填补这个缺口。这就使桂北的湘江线上比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七天之内，无人防守。如我中央红军能在此时越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由于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红军错过了这一有利时机。

　　何键在二十三日发出给蒋介石的漾电后，感到有必要继续制造舆论。二十六日，何键致电陈济棠：“现匪已抵文市，而全、兴间之桂军，于昨呈奉委座，准其东移，而令敝部南延接防。当匪已逼近，忽予变更计划，洞开门户，敝部纵有飞技，亦已无及。国事不可为，付之一叹”(11)何健以这种惋惜口气。强调客观原因，替湘军开脱，把责任都推到蒋介石允许桂系撤离上。蒋介石对桂系撤兵，无可奈何。何键的埋怨、推卸责任的电文，也不无道理，眼看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由于湘桂双方各门的打算而遭到破坏。二十八日，蒋介石发出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电文，含糊其词，对湘桂皆有指斥。电云：“据恢先感戌参机电，匪先头己于宥感两日，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迭电固守河流阻匪西窜，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部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12)所谓“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足指责桂系军阀弃守全州；“不知所待何机”是斥责何键追堵不力。然而蒋介石的这一电文却引来了桂系的猛烈还击。十二月一日，白崇禧发出一封非常强硬、泼辣的电报，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试摘引如下：

　　“特急：顷奉委座俭亥电，拜诵再三，惭悚交集。菲盘踞赣闽于兹七戴，东南西北四路围剿兵力达百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已为惋惜。适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剿，尤引为失策。”“委座电责各节，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此次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於全兴之线，因守兵单薄，被菲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万之众尚被菲突破重围，如职军寡少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职军之历史士气，职历来作战指挥，向抱宁为强敌粉碎之志，决无畏敌苟存之心。淞沪清党、频年剿共，事实俱在，可能复按。”“究歆可军与菲激战，战斗经过几日，共菲死伤几何，又何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13)

　　这一电文是蒋桂矛盾、湘桂矛盾的一次大暴露。白崇禧抨击蒋介石剿匪无能，标榜新桂系反共坚决，回溯历史，滔滔不绝，把对蒋介石多年的积怨倾腹吐出，具体到封锁湘江的失败，白崇禧拒绝承担丝毫责任，讽刺追剿军对红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认为追剿各军如果在湘南对红军能加以“痛剿”就根本不必封锁湘江。应负责的不是桂军。而是湘军和“中央军”“何军与菲激战，战斗经过几日”，是指桂军在文市、新圩对红军的侧击。“何军瞻望不前”，是指已进到道县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停滞迟缓，“何军迟迟不进”，是指黄沙河的湘军不迅速南下，白崇禧态度如此强硬，言词如此辛辣，是因为桂系此时虽然力量有限，但与蒋介石争霸的野心并没有泯灭。西南地方势力中敢于以这样的口气回击蒋介石的，也只有白崇禧。这是由于桂系军阀同蒋介石的特殊历史关系决定的。

　　事情到此并未了结，白崇禧在本电发出后，仍然恨恨不已，言犹未尽。次日又发给何键一封冬电，对湘军的嘲讽、挖苦不遗余力：

　　“何总司令芸樵兄，刘司令恢先兄：俭艳两日电均悉。此次共匪全力西窜，敝省首当其冲，兵薄力单，瘐顾未能，当我富贺龙虎关吃紧，诚恐共菲窜南西窜，如入无人之境，则敝省负责更大，故将主力转移。经飞机催促贵军南上协击，闻恢先云波（刘建绪、李觉号——引者）两兄确实决心。但迭据飞机报告集中全城附近寨圩飞鸾桥之贵军，俭艳全等日，犹未见南上，坐令匪军安全渡河，贵军个性，想兄等素知，弟本不愿说。然观委座转来我兄及恢先电，一则曰全咸无守兵，再则曰闭门不出，未免违反事实。兴全之线，务兵薄弱，弟并不敢讳。只因十余团兵力分配不敷，故请集中全城二十团之贵军迅速南下。贵军任务在追剿，不在防守也。至兴全黄师，迟至本日午刻，尚在界首附近攻敌，闭门不出，不知从何得来也。”(14)

　　桂系军阀虽然自己撤兵，却振振有词，指责湘军“坐令匪军渡河”，挖苦何键“贵军任务在追剿，不在防守也”。即使照白崇禧所说，何键的任务是“追剿”，但防守湘江的计划是湘桂两家预先商议而决定的。白崇禧再三狡辩，只能证明桂系军阀既奸诈又无视“信义”。

　　其实，军阀之间是谁也谈不上什么信义的。桂系军阀将全、兴、灌的主力南调富、贺，对于湘桂双方的“全州协议”来说无疑是个破坏。但是，李宗仁在十一月二十日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把桂军主力转移到恭城的要求。二十一日，桂军从兴、全撤走。二十二日，蒋介石准许了广西的请求，而到二十八日又指斥广西方面“无兵守河”，出尔反尔，由此引来了桂系的反击。湘系军阀，表面看来似乎信守协议。实际上，何键拒不执行蒋介石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命令，也完全违背了他在十一月十四日就 职通电中的信誓旦旦，与白氏的撤兵一样，都是奸诈无信之徒。白崇禧十二月二日致何键电中“贵军个性，想兄等素知，弟本不愿说”等语，确实道出了湘系集团一贯言行不一的作法。湘系军阀不同于体系军阀的地方，是更善于用漂亮的宣言掩饰自己的真正意图，不象白崇禧那样咄咄逼人，无所顾忌。因此，对于桂系的非难，何键并不公开回电反驳，而是拐弯抹角，以不同的方式为湘军辩护，反复申明桂军撤防后，湘军已尽了全力。十二月一日，何健在衡阳演说：“当我们得到桂军向后移动的消息。就想法子补救，我叫刘司令终夜向全州推进。二十八日晚夜，我们已有一师兵力到达全州。当晚就在距全州三十里河西地方发现匪踪。当初还以为是少数，等到第二天打听一下。才晓得土匪大队已过河了。土匪所以过得这样快，是因为没有丝毫抵抗。在兴安过的时候，兴安城里只有一个营，闭城而守，所以土匪很快就过完了。”(15)十二月二日，伺键在敦促川、黔出兵的电报中再次强调红军突破湘江是由于桂军撤防。电云：“原拟此次协同桂军，尽歼于漓水以东，因咸水、兴安一带，无兵堵击，致使残部漏脱……该匪自离巢后，首尾受敌，兵无斗志。所借在我军方面。屡失良机。”(16)十日，湖南方面又以《湖南民众慰劳会》名义指责桂军：“惟是堵截合围，端赖共策群力，运筹方略，尤贵相互遵循。……不意作战计划，未能衔接，贵军缩短防线，致匪乘隙渡河，清剿前途，不无遗憾。”(17)

　　如前所述，由于何键害怕我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会合，所以，当桂军从兴、全、灌撤军后，何键拒绝已集中零、黄的湘军主力南移接防，因而使湘江防线上的缺口延续了七天之久。然而促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与湘、桂军阀各自的利已打算有关，同时也与“中央军”不听何键的调遣有关。当陈济棠、白崇禧要求湘军填接兴、全防线时，薛岳部队已到零陵。何键命薛岳马上接替湘军的零、黄防线，以便湘军伸入兴、全地区。但薛岳以“远道驰来，辛劳特甚，请俟敬日（二十四日）全部集中零陵后 再行派遣”(18)为理由而加以拒绝。何键指挥不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啬了湘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隔阂，而且也更加坚定了湖南军阀保持自身安全的决心。

　　至于桂系军阀，对如何堵截红军，决定的方针是不硬打。但不硬打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防堵。因为红军来了，不仅仅是红军，也引来了蒋介石的这国际货币。不堵是不行的。然而防堵是会消耗实力的，消耗实力又是同蒋介石抗衡相矛盾的。所以，对桂系军阀来说，红军路经广西无论如何也是一场灾难。权衡利弊，桂系军阀最好的氛择，既要堵，把红军和蒋军都堵在省外，又要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没有实力，没有地盘，军阀就不成其为军阀了。为达此目的，则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什么“命令”、“协议”皆可弃之于不顾。十一月中旬，白崇禧就在桂北活动频繁，加紧兵力调动，并与湘军协商，共同封锁湘江。这种调动和协商并非桂系军阀的权谋。

　　事实上，桂系此时与湘军联合的愿望比何键更为迫切要把红军堵在广西境外，仅靠广西的兵力是不够的，必须借助湖南部队的力量，但是，当白崇禧一旦发现让开兴、全使红军从桂北通过更有利于他时，便立即将夏威的十五军从桂北灌阳撤到恭城。蒋介石由于无法约束桂系的行动而招来了何键的抱怨和不满，并增加了指挥湘军的困难，妄图聚歼红军的计划又—次破灭了。

　　蒋介石不能阻止桂系撤兵。桂北的防线出现了缺口。薛岳不服从何健的调动。使湘系军阀不能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地区”。这在军事上讲，对我中央红军冲破包围是难逢的良机。然而，当时中央的领导者，不仅坐失良机，又使湘江战役成了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

　　湘江战役历时个八天，十一月十四日，主力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到达广西边境；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委纵队进入广西，十二月一日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激战主要发生在桂北的湘江两岸。

　　战役开始的情形正如聂荣臻同志所指出：“本来，当十一月十六日我五军团攻占临武，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水明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19)

　　当时桂军五个师一开始布防在北起黄沙河，经全州、兴安、灌阳，南至恭城的一条钳形线上。十一月二十二日白崇禧命他布防在全、兴、灌的三个师退守龙虎关和恭城、贺县一带，兴安只留下黄镇国师一部。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凌晨。“全州以上，无兵守河”。(20)十一月三十日何键又电称：“我刘建绪部遵令赶至全县，侦知他州碉堡无一守兵，兴安有桂军一团闭城固守”。(2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杨成武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赶到界首，因为界首无敌防守，守敌已退至光华铺，所留几名民团迹逃之夭夭，故未经战斗即占领了这一全、兴交界处的重要渡口。

　　由于红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红军已控制了界首以北六十余华里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有四、五处浅滩可以涉渡。军委纵队也已在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八十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却再次丧失良机，部队按常规行军，每天平均只走一、二十公里，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达湘江边。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纵队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一天之内只走了八公里；二十七日，从桂岩到文市，行程仅六公里；二十八日，从文市到石塘，走了二十六公里；二十九日，从石塘到界首，走了三十二公里。

　　整整四天，中央军委纵队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七十二公里，平均每天十八公里。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我军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湘敌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先我占领全州，并南进向我扑来。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建绪“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22)这时，自十一月二十六日起我佯功龙虎关的红军部队，向北撤去白崇禧见恭城、富川的威胁已解除，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境，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23)一面指挥夏威率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和第七军的一个师，以三师之众向我左翼进攻。使前线红军战士为了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惨痛的代价。

　　蒋、桂的矛盾和红军对桂系军阀造成的威慑决定了桂军必从桂北撤防。因为桂军的这次防堵除了是一次军事行动外，还含有复杂的政治内容。如果桂军不后撤，不加强恭城一带的防务，红军、蒋军无论谁由此进入广西腹地，桂系军阀都会有老巢丧失的危险。红军对龙虎关的佯攻是必要的。桂军从全、兴、灌一带撤防，红军已达到了佯攻的目的。总是在于我军没有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部队没能迅速跟上，尤其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速度，影响了全军的转移。为保证军委纵队安全渡江，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在全州脚山为阴击湘敌血战两昼夜；三军团、五军团与向我侧击的桂军在灌阳的文市、新圩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据香港《循环日报》载：文市战斗之激烈程度，“为赤匪抵桂北以来所创举”；新圩“连日战事，异常剧烈，比之文市之役尤甚”。(24)

　　然而桂系军阀的撤兵对红军的突围终究是有意义的。如果桂军不从兴、全、灌一线撤走，如果桂军撤走后，薛岳能够及时接替刘建绪部在零陵至黄沙河的防线，使刘部迅速南下，填补桂军所遗防地，那样，湘江战役对红军造成的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十二月一日，除红三十四师外，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三日到六日，越过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十三日，中央红烟全部离开了桂北，进入了湘西南，走上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