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旨在自保的四川军阀刘湘

　　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直辖六个师又三个旅，计八十二个团，总兵力十二万人左右。

　　刘湘虽然慑于南北红军的声威，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同意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参与反共军务，但他对“中央军”也是忧心忡忡的。在他看来，如果蒋介石借追堵红军之机入川，川军“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更不用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派兵入川”。(56)

　　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最好理由，莫过于中央红军不到四川来。因此四川军阀及富豪无不希望红军能在到四川之前就被消灭。这种侥幸心理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四川报纸《新新新闻》上几乎天天都有反应。然而，红军占领遵义，攻下娄山关，逐渐逼近四川，四川军阀的这些妄想一个个破灭了。刘湘堵截红军的战争部署便全面展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刘湘任命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同时令范子英为南岸“剿匪”第一路指挥，陈万仞为第二路指挥，廖泽为第三路指挥，郭勋祺为总预备队指挥。

　　一月十六日，刘湘由重庆飞赴泸县与潘文华会商军务，决定以第一路范子英所部三个团及教导师第二旅周团，边防第四路顾团，由泸县进驻叙永，古蔺两倒设防；以第二路指挥陈万仞率达凤岗、袁如骏两旅由涪陵船运合江，转趋黔北赤水；以总预备队指挥郭勋祺率本旅并指挥潘佐旅，由江津白沙进入黔北温水拦截；以第三路指挥廖泽率谬旅产指挥穆肃中部，密切注视当面红军的移动情况，伺机进攻和尾追；以章安平旅由泸县取道合江向赤水方向前进；调刘泺黎旅及周虎成大队由重庆开赴泸县，进入叙永、古蔺。以防止红军由黔北乘隙而入……这样，刘湘调集了十四个旅，四十三个团以上的兵力，在上自屏山下到泰节长达七百余公里的长江线上设防。而以宜宾到重庆的长江两岸为重点。

　　一月十五日，红军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红一军团在黔北松坎附近消灭廖泽旅一部后占领松坎，二十六日晨，我一军团红一师在赤水县城西约十五公里处的黄陂洞与川敌章安平旅遭遇。中午，川敌达凤岗旅赶来增援，红军与章、达两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拉锯战，血染山岗、草木为之滚平。入夜，我军在一日激战之后沿着赤水县城西南的山丛撤走。二十七日拂晓，我三军团一路与川敌郭勋祺部在土城附近又展开激战。二十八日，川敌潘、谬两旅赶到参战。中午，我一、三军团向川敌郭、潘、谬各部发动正面猛攻，遇敌顽强抵抗。聂荣臻同志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57)当晚，我军在土城与潘佐旅作战的部队向古蔺退却。次晨，我红军部队全部撤出战斗。川军在黔北对我军顽强阻拦，作战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坚决阻止红军靠近长江，进入川南。

　　中央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分别从遵义、松坎、东皇殿等地向北、向西移动，朝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作出北渡长征的决定。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58)中央红军出动以手，黄陂洞战斗，土城战斗，都未过到预定目的。虽然也曾给川敌郭勋祺部以有力杀伤，但我军也损失较大，并没有完成原定吃掉尾追之敌郭勋祺部的计划。在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得以在这一地区休整十余天，同时也使刘湘有了布置长江防务的时间。一月二十二日，即在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的第一天，刘湘宣称：“川南防务，已部署完竣。我一切计划，得以从容完成。我叙南金沙江长江至老鸦滩最后预备线，亦已布置妥善。防剿戟，主动在我。”(59)在刘湘已对长江严密布防的情况下，中央军委要实现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必然会遇到较大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军与川军在黔北的战斗都不得手，为什么二月上旬红军的叙永攻城战又不能获胜的重要原因所在。

　　我军一渡赤水，改变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根本原因是由于川军的拦截和红军在黔北的战斗未能消灭尾追之敌郭勋祺部。刘湘堵截我军渡江的战略意图与中央军委一月二十日的渡江计划恰好发生冲突，在优势之敌坚固防守面前，红军放弃了与之继续硬战。

　　刘湘这种拒红军于长江防线之 外的战略，早在一九三四年底就已决定。十二月下旬，刘湘到重庆广阳坝二十一军第六期军官教育团讲话时透露：以后对红军的两面作战要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对付我中央红军。刘湘批评碉堡战太呆板，认为碉堡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刘湘说：过去在川北对红军作战太被动。对西进的江西红军一定要采取攻势，在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要把他堵住，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黔背后一系列战斗，证明了川军的凶恶，也证明潘文华这个“总指挥”在拦堵红军渡江时，确实执行了刘湘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战略意图。川军五个旅开进黔北，是刘湘防御中的戟，也就是所谓碉堡战太呆板，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作用的表现。但是，川敌刘湘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是有限的。刘湘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根本目的，是阻止红军渡江。他虽然派出郭勋祺部作为机动部队进入黔北赤水、土城一带寻战，但仍然把封锁长江放在首位。一月二十一日，“总指挥”潘文华给所属阁部下达命令：“本军企图联合中友大军(60)于黔北乌江地带围歼朱毛残匪。但用兵之道宜慎。而剿匪虽在境外，后方险要关隘及大江北岸究应节节布置。”(61)可见，刘湘道德在保证后方安全、防线坚固，完成兵力配置的情况下，才使用机动部队的。

　　二月十日，红军全部集结云南威信时，潘文华为防止红军从宜宾的上游雷波，屏山之间渡江，批示陈万仞“速令刘旅由嵩坝向牛街推进。务在通盐津道上向右斜出，切实遮断，务使匪不能由盐津北窜雷屏为要”。(62)此时川军为堵我军过江，大军云集川南“大坝镇、古宋、高珙、建武、横江、叙永、古蔺及金沙江上游一线，屯驻兵力，达十旅以上”。(63)

　　以上情况表明，红军此时不但不能从宜、泸之间渡江，在雷、屏之间渡江也极其困难了，既然黔北战斗中川军刘湘部已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既然刘湘的目的在阻止我军渡江，而摆脱川军纠缠的有效办法就是放弃我军原定的计划，改寻其他入川途径。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及进作出决定，命令各部队东渡赤水，重返黔北，歼灭黔军王家烈部。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体指战员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64)因此，我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的意义，不仅在于出敌不意，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而且也在于同时避开了实力较强的川军刘湘部。这种大胆的运动，正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避实就虚，各个击破战略原则的运用和体现。我军利用敌人内部的不统一和黔军的弱点果断地发动了遵义战役。

　　遵义战役开始后，薛岳部“中央军”对黔军迟迟不援固然是我军将王家烈击败的重要原因，川军刘湘部未能及时增援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游弋于黔北的川军郭勋祺部保持机动的目的，是监视红军的去向，以便一旦发现红军试图渡江的迹象时，能迅速前往拦堵。至于黔军是否受创，并不是川系军阀所关心的。三月二日，我军已胜利结束遵义战役。此时川军郭勋权才本部“向桐拌正安推进”。(65)正家烈孤军作战，因而受到重创。不仅如此，刘湘对于进入四川“剿匪”的他省车阀部队也抱个欢迎的态度。例如，二月二十五日，孙渡率滇军入川时的狼狈处境，使他很觉愤然：“此次本不入川，因驻叙川军种种阻挠，遂致粮秣及滇币行使均感困难。”(66)刘湘阻拦红军，排斥其他军队，把贵州作为堵截红军的战场，都服务于他所统治地盘不受侵扰。当我军在二月二十五日，向黔敌展开进攻之时，川军“潘总指挥”置王家烈危境于不顾，担心红军“为中路默军所阻，重回西窜”，急令周虎成大队驻“江门不动”，魏楷部“坚筑工事，以资固守”。(67)三月十六日，潘文华又电令在遵义附近的郭勋祺部“取道坛厂，由石板滩等处入川境，与陈指挥联合，准备两进、屏蔽南六县为要”。(68)

　　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抱着“未尝不可以一拼”的想法，出动十四个旅以上五、六万人的兵力、严密封锁长江，使用机动部队配合碉堡防御的战术，对红军矢力抗拒，加之川军战斗力较强，我军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设想无法实现。然而当我军从川、滇边境再度回到贵州时，川军就不太积极了。尽管川军郭勋祺象恶狗一样一直跟踪着红军，但这种跟踪是有限度的。到三月十三日，潘文华便命令郭勋祺率部“攻下遵义后，即暂行停止，扼要待命”。(69)

　　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与川军刘湘部发生大小战斗二十三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次，二月九次。三月七次。这些战斗除土城战役，叙永攻城战和二月十九日的战斗是红军主动进攻外。其余战斗都是川改攻我。很明显，一月下旬不到十天时间里。我军与川敌作战的次数超过了二三月之和。也就是说。中央红军放弃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后，川敌的进攻就减弱了。保卫重庆，防止红军北渡长江是刘湘的作战目的，“推到省外去打”是刘湘施展的以邻为壑的手段。手段的运用是不会超过目的本身的。因此，当我军在遵义大捷后，积极寻战进行三渡、四渡赤水的时候，川敌就以警戒的姿态代替了进攻。

　　刘湘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没有影响他守卫长江的决心，但毕竟限制他与红军作战的规模。刘湘的目的既然是阻止红军渡江，既然是防止蒋介石的零队乘机入川，既然是保卫川南六属，既然是维护重庆的安全，在红军不再准备从泸州上游渡江，而运动于赤水的东岸的时候，刘湘部对红军的威胁就大大减弱了。正是由于刘湘拦堵红车时作战规模的有限，使红军在整个四渡赤水期间较少地受到川军的攻扰，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四渡赤水”的胜利，不仅由于我军指挥的英明和作战的勇敢，也由于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还由于地方辈阀之间的矛盾，由于他们各霸一方，又由于他们互不救援。从这个意义上讲，敌人内部的矛盾和由此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极好地“援助”了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