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埃续于贵州的蒋桂矛盾、蒋何矛盾对红军长征的影响

　　蒋介石为了达到任川、黔、滇边境围歼红军的战略目的，纠合了川、黔、滇、桂、湘等省的军阀部队连同“中央军”薛岳所部，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其中川军十四个旅，滇军五个旅，黔军五个师，桂军两个师，“中央军”八个师、共计一百四十多个团。

　　西南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不同，亲疏程度和对蒋介石的态度也不同，但其共同点，都与蒋介石有矛盾。这种矛盾已在地方军阀堵截红军的战争中体现出来。问题在于，红军既已入黔，粤、桂军阀为汁么还要“请缨”?湘军为什么还要尾随跟入贵州？

　　第—，粤、湘、桂派兵入默是“送客”式堵截红军的延伸，也是在政治上与蒋介石争斗的继续。对于英勇西征的中央红军，湘、桂等省军阀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下堵截，但这种堵截又都是以“祸水他移”的利己主义作为原则的所谓“送客”。可是，如果他们在红军别离其境就漠不关心，不免显得过于露骨。各个军阀倘若在反共问题上表现得不积极，那对他们在蒋政权之下的存在和发暖是很不利的。经常以共产党红军的威胁恐吓地方军阀是蒋介石对付地方势力的—张王牌。而指责蒋介石“剿共无能’反“纵共”等，也常常是地方军阀喋喋不休的话题。

　　第二，各省军阀派兵入黔并没有背离维护本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由于贵州地处西南六省的中心，无论贵州被红军“赤化”，还是政权被蒋介石夺取，其政治形势的变化都会对邻省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湘、桂等省军阀出兵“援黔”，无非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由地以上原因，蒋介石纠合西南各省军阀，对转战于川、黔、滇边的中央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反革命包围并不严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向国民党中央“请缨”，要求准许粤、桂两省组织联军，“追剿”朱毛红军。多年来，蒋介石为动员地方军阀参加反革命围剿，常常不惜使用重金。现在粤、桂军阀“请缨”之电发出后，蒋介石的中央却迟迟不予答复。十二月二十七日，陈济棠鼓动“贵州旅粤同乡会”发出向粤、桂的求援电，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电云：“不意西南之援兵已备，中央之明令未颁……伏乞我总副司令，早兴又师，克日入黔。”(70)这是粤、桂军阀向蒋介石示意，若再不允许粤、桂部队入黔，他们就要自己行动了。但蒋介石对此仍无反应。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陈济棠才通电出师。大意说：“请缨”昨天已得到委员长的批准，特派张达率粤军四师、五师、六师由广州出发，会合广西部队，入黔“追剿”。

　　可是，粤、桂军阀的部队到这时候才得以动作插足贵州挤蒋，为时已晚了。

　　当我中央红军从桂北将要转入黔东南的时候，李宗仁与陈济棠接触频繁，策划由两广组织联军，乘红军西进之机，在蒋介石“中央军”进入贵州之前，抢先一步，巩固粤、桂侧翼。十二月十二日，李宗仁电白崇禧，说：“黔省关系重大，决乘追共机会，与粤联军入黔。已由伯南（陈济棠号——引者）联电五中全会请缨。”(71)给蒋介石拍发这样的电报，是地地道道做了一件蠢事。这样一来，蒋介石知道了两广军阀的意图，就棋先一着，命令薛岳不要跟在红军后面追击，而要率“中央军”兼程前进，以拿下贵阳的首要任务。

　　因此，当一月十三日广西廖磊第七军进抵贵州都匀，粤军张达第二军经由水路向柳州运兵的时候，薛岳已率吴奇伟部开入贵阳，薛岳随即被蒋介石任命为贵阳绥靖主任。蒋介石先发制人，粤、桂军阀抢先占领贵阳的计划落空了。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对粤、桂军阀的“请缨”装聋作哑，置若罔闻的缘故。

　　粤、桂军阀此着虽败，但与蒋介石的争斗仍在进行。西南六省中，粤、桂而外的其他四省，只有贵州王家烈与粤、桂军阀结成联盟。桐楞系的命运与粤、桂军阀，持别是广西军阀的利益切切相关。所以李宗仁、白崇禧不能不予贵州以更多的“垂注”。中央红军将到贵州时，李宗仁、白崇禧多次致电王家烈，警告王蒋介石很可能要玩弄一箭双雕的阴谋。李、白恐怕黔省王家烈被蒋介石搞垮，广西唇亡齿寒，主张两省紧密联络，一面追堵红军，一面抗蒋。王家烈接受了李、白的建议，在他的作战计划中，制订了必要时靠拢广西的方案。桂系密磊串第七军进驻都匀后。摆出的姿态是：一面帮助王家烈堵截红军，一面暗中支持王家烈对付蒋介石。同时廖磊亲赴贵阳，面授白崇禧为王家烈设计的脱身计。廖对王说：“在必要时，你本人最好托辞在都匀‘养病’，部队交别人指挥，看情况将主力调在黔南，蒋介石把你没奈何。”(72)

　　蒋介石面对这种情况，感到推进都匀的桂军廖磊已成为自己控制贵州的严重障碍。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南京电请粤、桂方面撤退援黔部队。理由是：“江西共匪自西窜身心迄今，沿途经各地军队截剿，损失奇重。现在已深入黔北川南。所余者，仅三万余，枪 枝不过两万。然已疲乏极点，不难消灭。有中央及川、湘、黔等省军队进剿既足。毋原来蒋介石利用粤、桂军队阻击红军转变为扼止粤桂军队北上入黔。可见，在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不难消灭”的时候，就把防止粤、桂军阀插手贵州视为最重要的任务。

　　红军入黔后，一直规避与红军作战以保存实力为宗旨的王家烈，所以未能摆脱蒋介石的圈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红军一渡赤水后，王家烈没有想到红军还会回来，以为灾难已过，天下太平，遂回桐梓家乡小水，为其母做七二寿辰，因而耽误了向广西靠拢的时间。当红军二渡赤水回攻遵义时，王家烈不是按白崇禧的脱身计在都匀“养病”，而是在贵阳。蒋介石抓住机会，令王家烈亲往黔北指挥作战。恰如王家烈自云：“二月二十一日，我在贵阳接蒋介石由重庆来电，大意说：红军回师东下，已到贵州赤水土城附近，命我亲率所部，在松坎以北，赶水之线堵截。我接电后，即由贵阳出发。”(73)王家烈从此卷入了遵义大战的漩涡，结果一败涂地。遵义战役后的王家烈简直成为一个乞食的叫花子，到了“无所依归”(74)的地步。蒋介石趁热打铁，逼王下台。

　　因此，挂军两个师进驻黔南，与其说是为了包围红军，不如说是为了援王抗蒋。据四川报纸《新新新闻》—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载：“粤桂助剿部队，全集中都匀后，至今未有移动。”(75)但蒋、桂之间在贵州角逐的结果，是蒋介石在两个回合中均获胜利，粤、桂军阀既没有先蒋进占贵阳，也没有免使王家烈垮台。所以，桐榨系的瓦解，个仅是王家烈的失败，也是桂系李、白的失败。作为屏障的贵州已在蒋介石手中，广西丧失了抗蒋的“盟友”。

　　桂系军阀出兵贵州的目的主要在联黔抗蒋，而觉察了桂系意图的蒋介石也已公开请桂军撤离贵州。因此，除了防止红军南下入桂，都匀的廖磊第七军在“围剿”红军的大包围圈中，几乎个起任何重要作用。

　　湖南军阀何键同蒋介石的矛盾，表现在“围剿”红军上，其形与广西军阀完全相反。湘江战役后，何键既无意与蒋介石争夺贵州，也不愿派兵入黔“追剿”，而只一心想围歼我湘西红军，以便保存实力和地盘。为此，在中央红军过湘境入黔时，湘系军阀收缩阵地，让开湘南，实行“送客”式的堵截。而当中央红军离开湖南后，“追剿军总司令”何健对于“追剿”的兴趣就不浓了，“送客”式的堵截虽不便立即停止，但已不积极。

　　何键指挥不动薛岳部“中央军”，桂北一线与桂军合作的湘江封锁线又因桂军从兴、全、灌撤防而弄得十分狼狈。军阀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红军的来临而缓减，相反，变得更加尖锐相公开。这就使在堵截中央红军中并没有捞到好处的何键感到继续“追剿”红军也得不到多大便宜。因此，何键对蒋介石利用湘军继续“追剿”红军之计多所讨价还价，为使湘系集团的势力不致削弱，显得更加小心谨慎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何键致电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声称：“湘西情形复杂，贺匪出没有年。弟窃以为今日剿匪之至计，欲靖川默，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陈贺肖。弟不仅负军事之责，亦负地方之责。兼筹并顾，无可诿卸。唯望委座能多予采纳耳。”(76)

　　然而何键提出的“欲除朱毛，先陈贺肖”的策略，与蒋介石围歼红军主力的计划相左甚远。所以蒋介石对何键的这个建议是很难采纳的。此时的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已经“穷途末路”，如乘势追击，一鼓作气，就可以一举歼灭于贵州，而免除中央红军一旦与四方面军联合可能形成的危险局面。因此，对蒋介石来说，当务之要，是动员一切力量“追剿”中央红军，绝不能同意何键所谓“先靖湘西”、“先除贺肖”、“负地方之责”等不顾大局的愚见。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蒋介石在答复何键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电文里，继续动员何键对我中央红军“追剿”。电云：“匪既入熙，若不乘予急退，设连川匪，则湘西更难安定。消兄决心继续进剿，速莅辰州督战，完成任务。临时费十万元，当照常发给也。盼详示前进日期及计划一切为荷。”(77)

　　从电文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心里明白，何键此刻最关心的是湖南的安定，不愿继续“追剿”。对此，老奸巨滑的蒋介石，一面以“追剿”中央红军与湘西安危的利害相谕。一面又以十万巨款哄慰和收买。可是何键不甘示弱，次日（一月六日）致电蒋介石，仍坚持他的主张。他说：“目前湘西已为剿匪军事要点，必整理巩固，方免顾虑。且贺肖与朱毛合，则其势更张。故拟以第一兵团之一部出沅白两河流域，实于剿菲前途，裨益甚大。”(78)而且何键明确表示，嫌蒋介石的月费十万元太少，要求每月发给临时费二十万元。

　　何键与蒋介石付价还价，以“贺肖与朱毛合，则其势更张”为遁词同蒋介石“设连川匪，则湘西更难安定”针锋相对。强调“湘西已成为剿匪军事要点”。千方百计寻找理由拒绝执行蒋介石要求湘军继续追剿的命令。蒋介石要调动“忠顺”的湘军，尚如此困难。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红军已渡过赤水进入川南。何键看到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的会合已惝有太大可能。且此时何键已由“追剿军”总司令改任“剿匪”第一路军总司令，他认为既无“追剿”之名，更不该有“追剿”之实了。遂决心退出“追剿”，以全力对付我湘西红军。二月七日，何键致电蒋介石，除申诉苦衷外，又反复阐述消灭湘西贺肖红军为湘军的燃眉之急。继续拒绝出兵“追剿”。电文所云：“职受钧座方面之寄，朱毛既须穷追，对贺肖又难坐观。而自惟所部，第一兵团虽有多师，但剿贺肖，则无力追朱毛；若追朱毛则无力围贺肖。双管齐下，势有不能。万因循两误，职固无所逃其罪，且于整个剿匪前途，不无影响。再三焦筹，惟有呈恳钩座，准职先以第一兵团全力，转移湘西。堵截肃清肖贺后，再行入川追剿，似此先后步骤，虽稍变通，而收效或较有望。”(79)

　　在何键的心目中。湘西红军与他祸福相依，利害所寄所以他把湘西红军视力心腹之患。因此，他不愿意在黔东北、乌江东岸封锁中央红军东返。更不愿意把湘军继续用在与己到贵州的红军作战上。何键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能消灭或逐出湘西红军，便能消除朱毛和贺肖两支红军在湖南会台的大患。何键的目的并未达到，所以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他给蒋介石的报告里抱怨说：“数月以来，军队一再往返奔驰于黔东北间，而迄未实行调回。因此贺肖两匪，遂得苟延残喘。”(80)明显地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

　　何键一直在蒋介石的反共事业中充任鹰犬，是一个非常反动的军阀，但他也一直与蒋介石存有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现于湘军在湖南、桂北对红军的堵截中，而且继续表现于贵州的“追剿”中。蒋、何在“追剿”上的冲突，并非先后步骤之争，而是中央军阀和地方军阀各自的利害冲突。

　　当时在贵州“围剿”红军的反革命军队，除桂、湘军阀的部队外，还有川军、慎军和“中央军”，如果从中央和地方这个角度讲，可分为“中央军”和西南军；如果从所属派系讲，则分属蒋系、桂系、湘系、滇系、黔系。再从这六派的组合情况看，则分为四股势力：桂、黔联合抗蒋，滇、蒋结为“盟友”，川、湘各成一股。如此派系复杂的军队汇集在一起，在指挥调动上便呈现出一片真正的混乱。

　　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对其反革命的军事部署作了新的调整：取消“追剿军”，任命何键为“剿匪第一路军”总司令。下辖湘军陶广、李云杰、李韫珩、李觉四个纵队。任命云南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原为“追剿军”第二兵团的薛岳部“中央军”改隶第二路军，编为吴奇伟、周浑元第一、第二两个纵队；滇军孙渡部编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二十五军为第四纵队。这样，在第二路军中吴、周、孙、王各部就处于三重指挥之下：一是委员长蒋介石，二是总司令龙云，三是前敌总指挥薛岳。对于各纵队来说，蒋、龙、薛下达的命令都应该执行，但这些命令常常发生冲突，使纵队司令无所适从。三月七日，孙渡在呈龙云的电报里称：“日来所奉各电，意旨不一，遵办为难，以后应如何遵办，拟请预示，以免往返贻误。”(81)十四日，不胜其烦的孙渡又电薛岳，言：“职以各长官意旨，时有冲突，遵办为难。拟恳呈请介（蒋介石——引者）志（龙云字志舟——引者）两公，以后职部即由钧座（指薛岳——引者）就近直接指挥，较协机宜。”(82)

　　指挥的多层次并未使各军获得协调行动。事实上，二路军各纵队之间联系甚少，二月二十七日，正当王家烈与红军苦战难支的时候，孙渡电王询问：“贵部现在何地，及匪情有无变化。”(83)二月二十八日，孙渡电周浑元同样询问：“本军各纵队现在位置及匪情有无变化。”(84)三月一日，孙渡又电薛岳：“请示本路军一、二、四纵队现在位置，以便联络。”(85)这足以说明各纵队互不了解所在位置及所谓“匪情”和行动情况，根本无统一可言。

　　吴奇伟遵义败绩后，蒋介石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蒋下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86)然而，“委员长统一指挥”不但行不通，而且引来了更大的混乱。率队追击红军的川军郭勋祺与黔军何知重相遇，双方一阵混战，健亡枕籍。蒋介石的飞机搜寻红军，国事先不了解各部位置，见黔军后一通乱炸。

　　指挥的混乱，联系的缺乏，交错的矛盾，各派军阀的不同打算，这一切事实的存在都为我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提供了可能。

　　遵义战设后，南渡乌江前，中央红军在遵义一带寻战，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在川黔边前进、后退几达—月。在此期间，蒋介石数电吴、周两纵队取守势防御。于三月五日，蒋命吴奇伟在“乌江南岸暂秘其行动”；令周浑元“暂取守势防御”。(87)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又电令周纵队“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吴纵队“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88)川军不南下，滇军不北进，“中央军”坐守碉垒。此时出现了难逢的所谓“朱毛仍据北岸地区，无军进剿”(89)的大好时机。就是因为薛岳同时执行监视桂军(90)、收拾黔军、追堵红军的三重任务，无暇顾及，而蒋、桂则斗法贵州，川、滇卫护本省，湘何意在湘西，黔王彻底垮台。在此反革命营垒内部矛盾纷乱复杂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调头南下，巧妙地从敌军间隙中穿插疾进。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及时作出“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91)的决定。三十一日红军主力由刀靶水再次渡过乌江，并以一个团伪装主力东进，另以红军四团佯攻贵阳，掩护大军南下，四月九日，中央军委指挥红军主力在贵阳、龙里之间通过，然后全军向西奔去，于四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渡过北盘江，直向云南挺进。

　　总结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蒋介石看来，红军长征是他扫除异已，扩展势力范围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地方军阀各个集团在红军突围、蒋介石严令堵截的形势下，意识到蒋介石一定会玩弄一箭双雕的伎俩。综观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他确实是双管齐下，既要“围剿”红军，又要收拾地方军阀；而防止红军进入其统治地盘，拒阻蒋介石的渗透和并吞，则是地方军阀相应的两手。由此引来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激烈的明争暗斗。这样一来就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付红军的力量，造成了红军实现战略转移的有利条件。

　　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成功地把握了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以及川、黔、滇等省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运动迂回，进行了长征中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从而冲破了敌人的重围，而在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就在于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没有能够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中央红军长征的史实生动地表明，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善于利用和把握敌人的内部的矛盾，遵义大捷和四渡赤水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总结和分析红军长征中在这方面的得失，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