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江西苏区。广东军阀陈济棠奉命派其第一军出征湘赣边界大庾地区；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也奉命派遣桂系44师（师长王赞斌）配合，后又增派45师134团加入其中，以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两广军队。这两支部队担负了苏区西面的“围剿”任务。
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夕，两广军队已经攻占了信丰、定南、安远等苏区地方。当第五次“围剿”逐渐得手，中央苏区面临危机时，周恩来、朱德决定利用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两广停战，以便红军有可能突围。
李、白也自有打算。李称：“其（指蒋介石）期待我和共军互斗而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白也对部下说：“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参见《文史集粹》第六辑，第139页）
秘约
1934年8月，肖克的湘赣根据地失守，他率领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向湘、桂、黔突围，李、白命令桂系第七军廖磊部，在进入广西的龙虎关、永安关、清水关、雷公关等要隘重兵设防，不使红军进入广西。其他地方则按照“只宜尾追，不宜堵击”的原则，决不与红军打硬仗，第七军六个团成了肖克的红六军团的“护送队”，一直“送”到贵州施秉、石阡地区。（参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同时，白崇禧电蒋：“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任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其实白早已秘密潜至江西安远四十四师师部，面授机宜与王赞斌，令其向粤军余汉谋交接，率部急返广西全州、兴安一带，增加堵截红军及中央军进入广西的兵力。8月底，蒋准白的请求，桂系部队立即撤回广西。（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1934年9月，得知两广军队动态后，朱德致函陈济棠，提出抗日反蒋的五项建议。（见《朱德选集》第17－19页）陈立即密电周、朱约派代表密谈。周、朱即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在江西寻邬县附近与陈所派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人密谈三天三夜，达成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路通报；3.两广军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以利用陈的防区作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知陈，陈部撤退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部防区可用陈部护照。（见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有此秘密协议，1934年10月18日，红一方面军从江西雩都出发，开始长征。陈济棠命令他的少将以上军官：“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让开一条通道，使红军经过他的防区信丰、大庾顺利进入湖南汝城；红军也沿湘粤边境西去，不进入广东。而桂系派到蒋介石机要系统的王建平密报：政学系干将杨永泰提议蒋“一举除三害”，压迫红军进入广西东部和广东西南部，两广兵力不足以应付，中央军乘机跟进，消灭红军的同时，也解决桂系与粤系问题。并称蒋已经采纳杨的建议。（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11月13日，蒋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率薛岳、周浑元部等30万大军追剿，设总司令部于衡阳，又电令贵州王家烈部及广西白崇禧部协助追剿，还要求广西配合湖南的何健与中央军周浑元、薛岳部在湘江以东利用有利地形夹击红军，答应拨付开拔费100万元给桂系，所用弹药实报实销。
让路
桂系则派飞机侦察，发现中央军在湖南道县、新宁间停止不前已经七日，任由红军开向广西方向。白崇禧首先紧急调回在贵州南部的廖磊部，加强桂东北防御。接着桂系接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议讨论红军的几种可能去向，白最后断定，红军最大可能为经过广西北面进入贵州，然后攻入四川，认定防共不如防蒋。李、白接连致电蒋，称桂系完全有能力拒红军于广西境外，暗示希望中央军不要进入广西。蒋复电，不到万不得已，中央军不进入广西。（参见《学术论坛》1986年第6期。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
为达到既防共又防蒋并且不能两边作战的目的，李、白决定放弃原来坚决拒红军于境外的策略，改为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并促使红军尽快过境。其相应部署是：19师防守桂林；43、45师防守恭城、富川、贺县及龙虎关要隘，坚决堵死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路；44、24师防全州、灌阳，但必须对红军开放，采取占领侧面阵地，只作监视行动，对其后卫部队可以侧击和追击，决不能迎击。白称其为“打尾不打头”，促使红军快走。（参见《红军长征过广西》之“刘斐谈话记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月下旬，红军主力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旧路进入广西，结果湘江一战，红军战败。正当红军形势危急之时，11月21日夜，白崇禧下令桂系第15军撤离湘江防线，第7军也集结到恭城县。22日开始撤军。于是从全州到兴安60公里湘江无兵防守。中共广西桂林地委党史办后来经3年查证：李、白确实让出走廊给红军过境。只是因为红军并不知道桂系已经让出走廊，所以南攻江华县，失去3天宝贵时间。23日湘军得知湘江无兵防守，何健急调刘建绪部四个师下全州，企图堵住湘江防线的缺口。而红军也于25日获悉走廊情况，27日改变部署挺进湘江抢占两个渡口。但湘军也抢占了全州，于是只剩下几个小渡口摆渡红军，8万余人的红军只剩3万，但已避免全军覆灭并顺利转向贵州。
44师和24师始终按照白崇禧的命令，稍有接触即撤退。待红军主力通过后，他们才回师文市、石塘圩等地，搜捕湘江战役被打散的红军及老弱病残、随军百姓数百人，却大肆宣传，禀报蒋称“俘虏七千”。相反，尾追红军进入广西的中央军周浑元、万耀煌各一部，却都被桂系军队包围缴械，经保证不再进入广西以后才驱逐出境然后发还武器。
追剿
蒋介石接到何健、周浑元等密报，得知桂系让路使红军顺利进入贵州，怒不可遏，电斥李、白“无异放虎归山”，还责问白崇禧：“其谁信兄与匪无私交耶？”白深知“通匪”这顶帽子是戴不得的，便不客气地复电：“职部仅兵力十八九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豕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以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敌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蒋被白崇禧噎了嘴，置其电不复，只严令桂军急速追剿西去贵州的红军，“勿得稍纵”。自己亲赴贵阳督战。而廖磊奉命率领第七军尾追红军，却始终与红军后卫部队保持两天行程，且追到贵州都匀、独山一带便干脆不追了。红军摆出进攻贵阳的姿态，蒋急电廖磊星夜来援。却不料廖磊复电：“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只好叹息道：“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白崇禧的真实心思是希望蒋永远被剿共拖住，他在桂系明说道：“蒋一天剿共未了，就一天不来搞我们。”（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其实中央军在贵州也并不积极与红军作战，红军在贵州打的都是王家烈的黔军。例如1935年3月5日，毛、朱制定《关于消灭肖（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下令打中央军，结果周浑元命令部队不动，此计划告吹。15日毛指挥红军主动进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结果进攻失败。周部也不追，听凭红军“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目标”。王家烈顶不住，黔军溃败，并从此销声匿迹。中央军控制了贵州。
接着红军进入云南，“云南王”龙云只得听凭中央军进入云南。再接着又进了四川，刘湘也只得听任中央军进入他的地盘。蒋飞贵阳、昆明、重庆，不打只追便控制了他原先插不进去的云、贵、川，只有桂系把红军堵在山门之外，也就同时拒中央军入桂。只有两广军阀保持了自己的实力与地盘，这才有可能发生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
事变
1936年6月1日发生的两广事变，是一幕日本默许并以军火、技术支持的“抗日壮举”，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离奇而又滑稽的闹剧。
当蒋以追剿红军为由控制了原来由军阀控制的云、贵、川三省以后，面临被中央控制却又不甘心的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开始为保全自己的割据势力操心。陈自觉声望、资历连李、白也不如，而且广东这块地盘也是1929年蒋桂战争时蒋授予的，粤军与他完全不像桂军与李、白那样形同子弟兵的关系。但他决不愿意归附中央，一心要保住割据状态。桂系也清楚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必须联合粤系才可能保住已有的割据局面。于是除秘密联络日本，向日本购置军火，由日本派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以增强实力之外，积极联络粤系，甚至派出刘仲容与中共联络。还与粤系一起，指望以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为依托，搞反蒋割据。
其实粤、桂两系都在依靠日本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桂系为与蒋介石争雄，早就与日本暗中来往。“九一八”之后日本积极援助中国所有反蒋势力，桂系为首选对象。其军火及军事技术均来自日本，土肥原、冈村宁次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九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日本军部这样做显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日。
但所有反蒋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便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而胡汉民1936年1月19日自欧洲抵香港后，拒绝蒋所派专员劝他就任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的任命，支持陈济棠反蒋。而日本明知粤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还是要继续给两系以军事援助，并支持胡汉民联络中国所有反蒋军阀及其他反蒋势力，使中国分裂得越严重越好。不料胡汉民5月12日与妻兄陈融下围棋时突发脑溢血死亡，这个计划只能落空。
反蒋大旗既倒，蒋派孙科、王宠惠赴穗吊唁胡时，顺便向陈济棠提出归附中央之五项条件：1.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2.改组广东省政府；3.西南两机构人员愿到南京工作者，中央妥善安排，愿出洋者给予旅费；4.陈改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5.统一币制。此五条意味陈必须把广东军、政大权交给中央政府。（参见程思远：《政坛回忆》第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济棠决定立即举旗反蒋，并通知桂系马上商讨反蒋计划。
白崇禧随即赶到广州，陈告知去年底派其兄陈维周见蒋时，暗中给蒋相面，发现蒋气数已尽，绝对过不了1936年；术士们也算出蒋的气数竭尽，自己运气正阳；还有一个叫翁半玄的大师为之求得“机不可失”之上上签，已是倒蒋良机。白则对他分析蒋之兵力无暇南顾，且湖南何健愿与两广合兵攻武汉，可以采取太平军战略，拿下武汉即挥师东进，攻取南京。白介绍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后禀报道：“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一个“友邦”之称，一个“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
抗日
上述史实证明，两广事变高喊的“抗日救国”不过是个宣传手段而已。日本军方谅解并支持两广“抗日反蒋”，岂不荒唐透顶？无怪乎陈部将领听到这番介绍之后，多数人大吃一惊。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两广6月1日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似乎宽宏大量，从事变开始到六月下旬共派遣军官百余人到粤军充当顾问指导作战——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但中国军人是有真正爱国良心的，例如30名日本空军顾问被派到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指导粤军空军作战时，引起空军将士极大愤慨。最后，连同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全部空军都背叛了陈济棠投奔中央（广东空军之归附中央，对陈尤为一大打击，此之谓“机不可失”）；其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陈达都举事归附中央，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更早便辞职赴港；而陈济棠最嫡系的陈汉光师，也抗拒投奔桂系的命令，宁愿接受余汉谋改编。陈济棠自己也后悔道：“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以上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二辑）
1936年7月18日，陈济棠失败下野。桂系立即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驱逐出境。面临粤系彻底垮台，蒋已经从容调集各路兵马其中包括原粤系的余汉谋等集中对付桂系，李、白决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他们确实也这样做了，在广西积极开展抗日、民主等活动，并在归附中央之后及“七七事变”后，桂系两个月即装备四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居全国之首，并在台儿庄一战中立下不朽功勋，此乃后话。（图片选自《图片中国百年史》（上卷），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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