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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人，粤系军阀代表，曾任广东省主席，控制广东军政大权，时称“南天王”。在其主粤期间(1929～1936)，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经济上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兴办现代实业，大搞市政建设，这一时期的广州工商业和市政建设成绩卓著，为广州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主粤期间，广州物价相对稳定，市场繁荣，市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因发动“两广事变”反蒋失败，1936年被逼下野，1954年在台湾去世。
陈济棠：在火药桶上编织“神话”
1936年7月18日黄昏，天色灰沉，因发动“两广事变”而失败下野的陈济棠，身携2600万元巨款，满怀郁闷，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黯然离开广州，踏上逃亡香港的路程。
仅仅还在昨天，即这个“黑色星期五”降临之前，他还是这座繁华都市，不，整个广东的主人。而七年前(1929年春)，也是乘坐海虎号军舰，属虎还未满39岁的他就像一只出山猛虎，雄心勃勃地扑向这座战乱频仍、前途未卜的城市，开始了其统治广东、并直至成为“南天王”的“威水”史。可如今时移世易，弹指之间，这一切已成“南柯旧梦”。与此同时，一个由他命名的“广东黄金时代”，就这样人去灯熄，骤然落幕。
对这个所谓的“陈济棠时代”，不仅许多老广们怀念不已，而且连他一生的“政敌”，也曾予以相当的肯定。(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从美国回国参观，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这大概是陈济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半生无过亦无功”；“半世救人难自救”。
事实上，陈的前半生可谓功过分明：功在建设，过在反共。而这都是“时运”使然。
清朝覆亡后，战争与建设，便一直是中国20世纪交叉上演的两部“大戏”；其中，更不断加插一幕幕革命和改良的活报剧，场景、剧情、节目单、演员阵容愈发显得令人眼花缭乱。显然，陈济棠充当了其中一出地方戏——“粤剧”的一位主角。而与他的那些前辈，如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老生”、“小生”、“武生”相比，其作为一名后起之秀的演出，不论是“服饰”、“动作”(实践层面)，还是“曲目”、“唱腔”(理论层面)，都颇有继往开来的发挥。
从20岁厕身行伍，到取代李济深主宰广东，陈济棠对战争和建设这两部“大戏”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逐渐有了较深的领悟。经验使他确信，在中国，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地方，甚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它们是“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这其实是典型的“民国思路”，并非陈济棠的什么发明。国民党首席理论家胡汉民对此早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以军统党，以党治国”。虽然胡的矛头指向是蒋介石的南京中央，但陈济棠为称雄割据而致力于广东“自治”所进行的种种战争和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善于把握时机，并利用广东的地缘优势取得一定成功罢了(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等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业绩”不及陈突出)。
当然，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在他主持下，广东，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而陈本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神话”的始创者和受益者。
有几件事，既是这个“神话”的部分内容，又颇能说明它的某些性质特点，不能不提。1934年，陈济棠要求各地恢复祭孔，并祀关岳，高喊“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与此同时，在全省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并亲编《新公民课本》，第一课就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事后，人们才明白，陈这样做，是为了编织一个更大的“神话”——从一方诸侯变成“真龙天子”。
但陈济棠忘记了，他的那些“神话”，是坐在中国这个大火药桶上偷空撰写出来的，根本就经不起一点“火星”。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猝死广州，使得南京中央和以广东为首的西南联盟之间的固有矛盾顿时激化。6月1日，陈济棠联台桂系李宗仁，发动了借抗日以反蒋的“两广事变”。陈很自信，此次的“先发制人”，必可毕全功于一役，实现问鼎中原的夙愿。在此之前，其精通风水术数的五哥陈维周，网罗一批江湖术士，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可笑的是，乩语“机不可失”和“草头倒，无人无人”，被陈理解为时运已到，倒蒋必成。而事实却恰成讽刺：由于陈的空军被蒋收买而率先叛逃，使陈痛失“良机”(飞机数十架)，以至局势急转直下，很快便不可收拾。
神话破灭了。紧接着，是“火药桶”的连续爆炸——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三年国共内争……“南天王”陈济棠，再也没有回到万人瞩目的“舞台”。
福将·儒将·虎将
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22岁的陈济棠由机枪连排长干起，一路顺风顺水，直到45岁“荣升”一级陆军上将，成为主宰南天的一代枭雄。
“在广东人的心目中，陈济棠有‘福将’之称。所谓‘福将’，其特征第一是逢凶化吉，第二是坐享其成，第三是无端发达。”(程思远语)纵观陈的一生，此言诚非虚语。陈济棠一生至少有五次遭遇“奇祸”，但每次都大难不死，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每次升迁，几乎都是“不劳而获”，靠别人的倒霉或走运坐享其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9年取代李济深主掌广东，当时。他才是个师长。
在陈济棠发迹以前，中国曾有过所谓的两大“儒将”，即南方的陈炯明和北方的吴佩孚。但相比他们，陈显然更具“儒将”资格——不仅长得更“斯文”、“有型”，而且更有学问和修养。最能说明陈的“儒将”风度与作为的，莫过这么几点：一是热衷和注重教育；二是善待知识分子；三是尊孔崇礼。
陈济棠先后创办了勷勤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个百分点。陈一直认为，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为推进他在广东的建设大业，陈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这些人也对他“知恩图报”，干得很出色。在他们眼里，“陈先生是一位恂恂儒者，丝毫没有武人的习气”，“是一位懂得学术的军人”。
此外，陈还是一员“虎将”。但其“虎威”和将才，多数表现在“剿匪”方面。不论是剿土匪，还是剿“叛匪”(其他地方军阀，如桂系)，陈都很有一套，且屡屡奏捷。唯有剿“共匪”，虽终生不遗余力，却“乏善可陈”。而从其“反蒋”的“虎头蛇尾”并一败涂地来看，陈的军事才能，充其量也只配当一个少将军长。尽管那时的粤军，已被他用世界一流装备武装成中国最“先进”的军队。
无烟糖·士敏土·海珠桥
陈济棠平生最为人称道的，大概应是他“治粤八年”的种种业绩；而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却当属《广东三年施政计划》。
该计划洋洋洒洒40万字，描绘了广东1932～1935年的美好蓝图，可看作“陈济棠神话”的一个提纲。据说陈写完后，竟“大病一场”。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而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制糖业便成了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
搞笑的是，此前，各大糖厂的烟囱尚未竖立起来，市面上已有其产品大量出售。原来，陈济棠动用缉私舰艇从香港运回洋糖，换上“五羊牌广东糖厂出品”的包装，抛入市场牟利。仅1934年下半年，陈就走私白糖净赚400万元。而这些走私糖，便被广州人谑称为“无烟糖”。
除白糖以外，“士敏土”(水泥)也是陈济棠积累建设资金的“摇钱树”之一。位于西村工业区内的士敏土厂于1931年6月正式投产，很快就供不应求，获利不菲。对此，像另一盈利产业钨砂专卖一样，陈主要都是将其收入用于“以厂养厂”，补贴其他大部分亏损的省营企业。
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三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其余类似的“陈氏手笔”还有：广州市政府合署大楼、海珠新堤、洲头咀内港、西南航空公司、中山大学新校舍、市立气象台及30条新辟马路等。而于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便成了“陈济棠时代”的压轴之作。
读经·禁服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近代至民国时期军阀的共同特性，即使是在经济建设上颇为“前卫”的陈济棠也不例外。他对“国粹”的热爱可谓如痴如醉，至死不渝。
虽然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他对许多新的事物都颇能接受，但一旦涉及意识、观念和文化，便处处表现出其强烈的保守本色。1933年底，陈一手发起“广东复古运动”，大倡尊孔读经，并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除强令大中小学生都必须课读经书外，还开设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学海书院，分别由其兄陈维周和社会党魁张君劢、张东荪主持，邀清谢幼伟、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担任导师。陈因此一时“声名鹊起”，大有“再造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
奇怪的是，陈对“有伤风化”的娼赌却睁一眼闭一眼，从不厉行禁止(因为可以创收)；相反，对“奇装妖服”和跳舞，则大加挞伐，理由当然还是“正人心”。1935年9月，广州当局首次宣布“禁服”，不许妇女“招摇过市”。5月5日，30多个“维持风纪队”开着囚车，沿街查处违禁者。一旦发现，即拘至警署训诫，然后在其衣袖加盖“违反标准服装”的印记。而此前，广州所有的舞厅，早已关门大吉(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陈似乎“意犹未尽”，还先后颁令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禁止男女同池游泳，禁止戏剧、电影出现“诲淫诲盗”场景等。
喜术·投机
与上述“道貌岸然”相映成趣的，是陈济棠的“喜术”——迷信阴阳术数。这点，他倒可以与吴佩孚引为“知己”。
这俩哥们因占卜算卦、命相“风水”而留下的喜剧故事，简直不分伯仲。吴是每战必卜，并自称是戚继光“转世”；陈则每提拔一军官，都要请术士过目，验看是否“脑有反骨”。结果大家的下场，也都如出一辙：吴栽在“稳操胜算”的战事上，陈栽在“足堪信赖”的部下手里。
这也说明，凡喜术者，都是善于“投机”的“机会主义分子”。打开史册，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历来盛产此类“英雄”。 (刘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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