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风波又到了一个关口。

　　4月28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向该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有关伊朗核技术发展的报告。报告确认伊朗已提炼出低浓缩铀，未能在联合国限定的30天内中止铀浓缩活动。报告称，伊朗核活动存在不明之处，未能努力证明其核活动只限于民用。

　　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重大危机。核扩散会增加发生核毁灭几率，对全人类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对此，国际社会建立了核不扩散体制，试图对各国的核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但是，由于这一体制的国家自愿参加性质，以及这一体制自身存在的矛盾和弱点，难以有效管理全球核问题。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一切核武器才是解决核问题的终点，但在当前的国际现实下，这只是一个良好愿望。

　　伊朗核问题的另一个实质是伊朗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信任。铀浓缩活动本身具有民用和军用两个发展方向。伊朗目前的铀浓缩水平在民用范畴内，但美国认定伊朗要发展核武器，这种“诛心之论”本身具有不可核查性，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针对核问题的双重标准也是核问题复杂化的原因之一。前几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了核武器试验，有些国家也搞了制裁之类的举动，效果有限。今年，美国和印度恢复了民用核合作，更使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面临道义危机和消解的危险。

　　解决伊朗核问题，当前大体有三种路径可供选择：

　　一是通过外交努力和平解决。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的监督活动，认可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一选择目前是国际共识。4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呼吁伊朗履行其国际义务，同时，两位领导人表示，只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解决伊朗核危机，认为国际社会既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又要认可伊朗发展现代技术和和平利用核能的机会。4月28日，中国表示要以和平方式化解伊朗核危机，不赞成使用制裁和军事手段。美国也表示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二是对伊朗进行制裁。首先这一手段的有效性已史有前鉴。其次，难以形成共识，会造成安理会和常任理事国的分裂。其三，这可能会使业已相当严峻的世界能源状况更加恶化。

　　三是军事打击。这一手段的主要当事人可能是美国。但美国当下深陷伊拉克，采用军事手段的代价和负担已相当之高，如再去打伊朗，导致的地缘政治灾难更难预测。

　　此外，有些西方策士还提出资助伊朗反对派、策动政局变动等手段，这些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不议也罢。

　　比来比去，还是进行外交努力为好，还应和平解决优先，尽管这种方式有时其效不彰，需要更多的冷静与耐心。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